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被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四人中，以左宗棠的经历最富传奇，也颇为励志。其中，近十年的幕府生涯，对他之后的政治生涯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纵观左宗棠73年的人生，可以看到极为清晰的段落层次。40岁之前，屡试不第，蛰伏乡下，埋头学习“经世”类闲书；40至50岁，受聘入幕府给领导当秘书，开始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50岁之后，人生才开始开挂。

仕途遇挫

1812年冬，左宗棠出生于湖南湘阴县左家圾一个贫寒的耕读之家。左宗棠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在当地都算是小有名气的知识分子，农闲之余，他们就到县城里教书，挣钱贴补家用。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成长，左宗棠的文化启蒙较之周围同龄人就早了很多。四岁时，祖父左人锦就教他读书、识字，六岁时即可阅读《论语》《孟子》等文，十六岁时获府试第二名，二十岁中举人。随后与周家女儿结婚。周氏乃大家闺秀，知书达礼，周家对左宗棠也很不错，新婚不久，就资助他去北京参加次年春天的会试。

1833-1837年，左宗棠先后三次会试，结果都不如人意。遭受科举打击的左宗棠，内心选了个新的方向，即钻研农业，在这方面做出点成绩来。1843年，左宗棠用历年教学攒下来的900两白银，在湘阴老家东乡柳庄买了70亩地，开始了真正的农耕生活，并自号“湘上农人”。干一行爱一行并且还能精一行的左宗棠，在经营农田方面也是一把好手。他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写成了《朴存阁农书》，他还开拓了茶叶、桑竹等副业，发展得颇为顺利。如果后来没有转入仕途，左宗棠或许会成为清代一个著名的农业学者或者一个著名的农场主。

结交“贵人”

左宗棠发达前，曾先后结交了贺长龄、陶澍、胡林翼、林则徐等朝廷要员。这几个人在当时都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问，不主张八股入仕。左宗棠少年时期就涉猎了大量地理、军事甚至农学等各种书籍。科举失败后，更是把主要精力用来学习这些“经世之学”。就当时的情况来说，科举所需的八股文虽与“经世”关联不大，但相当于入仕的门票，包括曾国藩等大多数官员都是先取得“门票”，然后才开始学习“经世”知识。左宗棠的问题就是“闲书”看得太多了，潜意识里在“八股”方面就比较看轻。这既是左宗棠三次落第的“不幸”之处，也是后来他飞黄腾达的原因所在。

正是有了这样扎实的基础，他才能与上述几位朝廷大员聊到一块去。而这些高官们也每每惊诧于左宗棠的高超才识和远大抱负。对左宗棠来说，他是幸运的，有了他们的提携和帮助，才有了他之后的一飞冲天。对陶澍等人来说，他们的慧眼识珠，也为后来大清朝带来了一位股肱之臣。

贺长龄任江苏布政使时，回乡丁母忧。左宗棠慕名前往拜访。贺长龄以“国土见待”，并把自家收藏的图书向左宗棠开放，随便借取。贺家藏书丰富，左宗棠在此努力学习，为之后出仕为官奠定了良好学问基础。

两江总督陶澍也是在回乡省亲的时候，结识左宗棠的。两人一见如故，“倾谈竟夕，与订交而别”。次年，会试落第的左宗棠离京南返途中，绕道南京拜访陶澍。陶澍热诚接待，留他在家中住了十多天。期间，在一次饭桌上，陶澍提出要把其幼子与左宗棠的长女订婚，与左宗棠结为亲家。尽管左宗棠再三拒绝，但这门亲事最终还是定了下来。

胡林翼与左宗棠两家是世交。胡林翼出道较早，24岁就中了进士，后成为陶澍的女婿。胡林翼颇有侠义之风，他自己仕途颇顺，却从没有忘记落魄中的左宗棠。可以说，在左宗棠许多重要的人生关口，都离不开他的相助。胡林翼先后五次向当朝大员推荐左宗棠，尽管因种种原因，均未成行，但至少让皇帝以及朝廷大员对左宗棠这个名字留下了印象。胡林翼去世后，左宗棠哀痛之中写下祭文：“自公云亡，无与为善。孰拯我穷？孰救我偏？我忧何诉？我喜何告？我苦何怜？我死何吊？”可谓情真意切，字字泣血。

林则徐曾与陶澍、胡林翼一同共过事，从他们口中对左宗棠的人品学识有所了解。1849年末，他回乡养病途经长沙时，派人邀左宗棠前来一谈。左宗棠对林神交已久，欣然前往。两人在湘江的船上谈了一夜。林则徐认为左是“绝世奇才”，他嘱咐左宗棠多关注中国边陲建设，言下之意将此重任托付给左宗棠。左宗棠后来抬棺西征，抵抗沙俄收复新疆的壮举，一定程度上与此次交谈有关。

左宗棠画像

峥嵘初露

1851年初，金田起义爆发。次年，太平军直抵湖南。湖南巡抚张亮基到处招揽人才以协助处理军政事務。得到消息的胡林翼向他推荐了左宗棠。张亮基循刘备三顾茅庐之举，派人三次前往湘阴礼聘。左宗棠最终同意出山，担任抚署幕宾，全权负责军事筹划。这一年，左宗棠四十岁，他的人生新篇章由此开启。

幕宾作为封建王朝用人的一种补充制度，在中国由来已久。幕宾并非官员的属吏，而是相当于其师友性质。张亮基即是以宾师之礼对待左宗棠。经过一段时间相处，左宗棠对张亮基由之前的怀疑转为认可。他在给女婿陶桄的信中说“张中丞明爽果断，与仆情同骨肉，或可相与有成。”

很快，左宗棠就用行动证明，张亮基聘请他是英明的。

是时，太平军正围攻长沙。左宗棠观察到，太平军主力集中在城南，背靠湘江，东北两面则有数万清军进逼，于是向张亮基献计：西渡湘江，据守龙回潭，断绝太平军粮食补给线，切断其西进之路。龙回潭乃长沙西南咽喉要道，此计一旦实现，将陷太平军于全军覆没之险地。张亮基照计而行，但城外清军忌惮太平军凶悍，畏葸不前，致使先机丧失，无奈，只好死守长沙。太平军久攻不下，主动撤围北上，渡湘江经龙回潭望湖北而去。至此，清军将帅这才后悔当初没有听左宗棠之言。不过，左宗棠却借此展露了他高人一等的军事才识。

张亮基以“保全湖南”有“功”，升任湖广总督。前往武昌就任时，他力邀左宗棠前往。于是，左宗棠又来到武昌。此时，除了军事方面工作，张亮基还将修城、筹饷、抚恤难民、整顿吏治以及下属各州县的请示报告等公务全部交给左宗棠一人处理。此刻的左宗棠尽管尚无官职，但在湖广地区，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左宗棠对此自然十分感激，工作上夜以继日，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意思。他在给女婿陶桄的信中说：“制军待我以至诚，事无巨细，尽委于我，此最难得。近时督抚谁能如此？然我亦劳累难堪矣！”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张亮基因得罪满族显贵被免职，调任山东巡抚。左宗棠不愿离开自己熟悉的三湘大地，婉拒了张亮基的邀请，回到湘阴县白水洞的家中。他的首次官场之旅堪称完美，张亮基的评价最有说服力：“此君天下才也。办土匪、歼粤匪，以战则克，以守则固，进贤进能激励兵将，以残破之两湖而渐有生气。仆何能为，皆季翁之力。”意思就是说，他的所有成绩，皆拜左宗棠所赐。

再入骆府

左宗棠回到湘阴没多久，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就知道了这个消息。骆巡抚怕自己分量不够，便与布政使、按察使联名，派人携带亲笔信和银两请左宗棠入幕府。不过，一方面，过去一年的幕宾生活的确比较辛苦，另一方面，对骆秉章也不够了解，左宗棠托词辞谢了骆秉章的盛情。

形势的发展让左宗棠始料未及。西征的太平军连克安徽、江西、湖北，进抵湖南。他的老家湘阴县城也被占领。据说太平军还曾派骑兵搜捕过左宗棠。无奈之下，左宗棠出走湘潭，赴辰山避难。他自己带女婿陶桄以捐输为名前往长沙。骆秉章闻讯后，喜出望外，极力挽留。这次，左宗棠没有推辞，进入骆秉章的幕府。

骆秉章对待左宗棠，与张亮基基本一样，大事小情都交给左，自己当甩手掌柜。左宗棠虽觉辛苦，但一来受人所托，忠人于事，二则他也不想空费自己的一番报国热情和本领，所以当仁不让地挑起湘潭大地的军政担子。这次任职一直到1860年初才离开。接近六年时间里，左宗棠的“经世”抱负得到了充分历练，为他后来能够迅速升任地方大员打下了坚实基础。而湖南经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的经营，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省份之一。

举一例以证明。当时，清王朝为解决财政危机，开始滥发钱币。左宗棠根据市场反应，判断此举不宜，于是建议骆秉章停止滥发上面发下来的钱币。骆秉章采纳了他的建议。此举稳定了湖南当地的社会经济，百姓少受损失，周边省份的商贾们闻讯也纷纷来到湖南，一时湖南商业空前繁荣，新增收入超过原定数额的三倍。这样不仅满足了本省的军政费用，还接济了江西、湖北、贵州、广东等省。

左宗棠在湖南的成功，能力固然重要，但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取得了当地士绅的支持。左宗棠长期处于基层，对当时清政府基层政权的腐败体会深刻，自认为其已无法依靠，于是采取措施调动开明士绅的积极性。其中，最具突破性的就是取得“遇有出力绅民，即行破格保奏”的权力。此举打破了大清朝世代传承的用人和官员升贬制度，为广大士子成长开辟了新途。湖南一批豪绅地主以军功崛起，仅湘乡一县“文武二品以上近千家”，全省“布衣起徒步，操尺寸之管，凭借权力，致身节钺，肩相摩踵相接也。”更进一步的是，许多地区乡绅势力就此兴起，而官方勢力却日渐衰落，这对晚清末期的社会和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所以，在张亮基和骆秉章治理期间，湖南社会秩序比较稳定。这其中，左宗棠居功至伟。左宗棠本人对自己的两次幕宾生涯也颇为满意，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说：“湖南以一方兼支五省，非中丞之知人善任则断不能，非官绅一力维持则此局早坏。”言下之意，就是幸亏张亮基和骆秉章用他来管事。后人甚至在编纂左宗棠全集时，把左在给骆秉章任幕僚六年间所上奏折，编作左宗棠全集的附篇，理由就是骆秉章在此期间的奏稿，大多是左宗棠所拟。

宦海凶险

左宗棠的表现，引起了成丰帝的注意。皇帝曾下诏要他进京面圣。不过一来骆秉章当时觉得离不开他，二来左宗棠也觉得自己脾气不太合于官场，所以没去。咸丰为此专门召见了左宗棠的发小郭嵩焘，询问原因，并感叹：快五十的人了，趁着精力还没衰退，还是趁早出来为官家做点事情。

左宗棠雕像

可以说，照此下去，左宗棠出来做官就是早晚的事了。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左宗棠在湖南业绩突出，但也得罪了不少人，这个节骨眼上，他被人告了。

事情的起因是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被参劾一事。樊为人很差，吃喝嫖赌样样俱全，为免劣迹败露，他听从师爷建议，去找左宗棠帮忙。但樊自恃是满人，对左很不尊敬。于是本是求人办事之行，却和左宗棠吵了起来。左宗棠盛怒之下，打了樊总兵一个耳光。受了委屈的樊燮北上武昌找同族的湖广总督官文诉苦。官文帮他调任湖南提督，以另一人接任永州镇总兵。眼里不揉沙子的左宗棠立马为骆秉章拟了份参劾樊燮的奏折，建议将樊燮交部严加议处。

樊燮在官文、湖南布政使文格的唆使下，变被动为主动，反告左宗棠把持湘政、接受贿赂。事情越闹越大，双方都到京师找了朝廷大员，最后，依靠咸丰帝眼前的红人肃顺美言，左宗棠总算躲过此劫。

尽管咸丰最终还了左宗棠清白，但此事对左宗棠打击颇大，他不想再在官场混下去，1860年元旦刚过，就辞去了幕宾一职，准备赴京找皇帝讨要说法。五十岁的人，性情还是如此刚烈，看起来，他似乎的确不合适在官场干。

转投曾帅

北上途中，左宗棠写了封信给胡林翼，告知赴京目的。胡林翼接信后大惊，立即复函，大意说，官文等人并没有因他辞职对他收手，目前正在到处搜集证据，他如果去北京，无异自投罗网。

左宗棠接函后，冷静下来想了想，觉得胡林翼说得在理。思考再三，决定采纳好友王柏心的建议，投奔曾国藩。曾国藩与左宗棠是同乡。二人在左宗棠给张亮基当幕宾时曾短暂共事。左宗棠认为曾国藩人品没问题，但能力有所欠缺。曾国藩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时，左宗棠正好任湖南抚署幕僚，为曾国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

不过，此番前来，又是另一番情景了。以左宗棠当时的想法，就是让曾国藩给他一支部队，他以普通营官身份率领到“讨贼”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战死沙场总比死于小人之手强。曾国藩对左宗棠自然十分了解，知道此人性格方面不太合群，但能力绝对没问题。这样的人放到一线打仗绝对是用偏了。所以曾国藩没同意，而是把他留在自己的幕府中，并向皇帝请示予左宗棠以重用。

不久，清廷正式颁布谕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办理军务。曾国藩不久又升为钦差大臣，督办苏、皖、浙、赣四省军务。这是曾国藩率军以来首次获得地方督抚实权。无论是曾国藩还是左宗棠，都迎来展示才华的最好的机会。

曾国藩深知以左宗棠之才识，必不甘久居人下，于是决定让他到湖南去募集乡勇，自行组建军队，将来独当一面。以左宗棠的头脑，自然也看到了大清朝的残酷现实以及自己面临的机遇。他回到长沙招兵买马，开始组建自己的军队。依靠他在湖南树立的良好口碑，仅一个多月时间，就募足了5000余人的队伍，号称“楚军”。这支部队虽是临时招募，但并非乌合之众，里面很多都是久经战阵的老兵，战斗经验丰富。

“楚军”成军后，即作为曾国藩祁门大营的后卫，转战于江西和安徽边境。在景德鎮地区，左宗棠率军与太平军激战，两次救湘军于水火。曾国藩上奏朝廷，为左宗棠请功。不久，左宗棠就改任曾国藩副手，升为太常寺卿，实职，正三品。之后，浙江危急，由曾国藩保荐，清廷任左宗棠赴浙江巡抚，负责浙江事务。不到两年时间，左宗棠从戴罪之身逆袭上位，进入了大清朝上层统治集团。之后，左宗棠的政治生涯基本上顺风顺水，平定陕甘、收复新疆、办理洋务、整顿海防，文治武功极为出色，终成晚清中兴时期一代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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