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西方产业革命和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前进的时候，清王朝于雍正时起重新实行海禁，执行闭关自守的错误政策，特别是自 1723 年到1840 年的百余年间完全中止了与西方科技的交往。重新闭关之后，中国的科技发展与西学初传入时期又有不同，一方面清初的文字狱使知识分子受到很大束缚，另一方面乾隆、嘉庆年间开设四库全书馆，集中 3 百多位专家对古籍校勘注释，于是考证学大兴，形成所谓乾嘉学派。乾嘉学者精于考证，成绩斐然。

但是这一学派成为清朝的学术主体，使学风脱离实际，脱离对自然规律和生产技术的深入研讨，对中国科技的发展产生很坏的影响。与日本同期相比，虽同处闭关锁国的状态，但日本依靠不断发展的兰学，密切了东西方的文化，主要是科学技术的交流，一旦时机成熟，兰学长期积累的力量就会爆发出来，成为日本发展近代科技的基本力量。清代的知识分子专注于古籍的整理，对新事物，对自然科学缺乏兴趣，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也缺乏敏感，即使在闭关自守政策破产之后，许多知识分子仍然不能正确认识中西科技发展的巨大差距，反而认为这方面中国“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这种学风是造成学术文化越来越落后于欧洲的原因之一。

1840 年中英鸦片战争，以清朝战败并签订不平等条约告终，中国社会受此影响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从封建社会开始转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这种背景下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如龚自珍（1792—1841 年）、林则徐（1785—1850 年）、魏源（1794—1857 年）提出了改良朝政和向西方学习的主张。为了了解西方各国，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着手编译介绍西方各国政治、经济、地理、历史等书籍，较为著名的有《四洲志》（林则徐编译）、《海国图志》（魏源著，1844 年）、《瀛环志略》（徐继畲，1848 年）等。

早期改良主义的思想可以从魏源的文章中读到，他认为向西方学习的目的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也就是说向西方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反侵略。在他看来西方的长处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因此建议应设国防工厂，使“我有制造之局”，虽然他也提到在这些造战舰和造枪炮的工厂里造些民用船只和西方的先进工具，但基本着眼点是军事和军事技术。这和日本兰学学者在 19 世纪初主张垦殖产业、同西方通商，用富国的办法强化国防的主张，和蛮社的成员希望通过研究洋学去寻救国之路的主张相比，其眼光和抱负无疑都稍逊一筹。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观念上落后于日本，是因为中国的知识界与西方长期隔绝，只是为鸦片战争所震惊，才睁开两眼看世界。而日本的知识分子通过兰学的活动与西方文化和科技一直保持着联系，对西方的文化和科技显然有更深刻的认识。由此可见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是有其内因的。然而能达到像林则徐、魏源这样的认识水平的中国人，在当时中国社会仍属于少数，他们的建议既未引起朝庭重视，也没有得到更多人的响应。

和魏源同时代的太平天国领袖洪仁玕（1822—1864 年）提出过一系列更进步的主张，如发展交通和通讯、办银行、保护工商业、奖励科学发明、保护专利、鼓励私人开矿等等。后因太平天国起义失败，这些主张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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