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西方產業革命和科學技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前進的時候，清王朝於雍正時起重新實行海禁，執行閉關自守的錯誤政策，特別是自 1723 年到1840 年的百餘年間完全中止了與西方科技的交往。重新閉關之後，中國的科技發展與西學初傳入時期又有不同，一方面清初的文字獄使知識分子受到很大束縛，另一方面乾隆、嘉慶年間開設四庫全書館，集中 3 百多位專家對古籍校勘註釋，於是考證學大興，形成所謂乾嘉學派。乾嘉學者精於考證，成績斐然。

但是這一學派成爲清朝的學術主體，使學風脫離實際，脫離對自然規律和生產技術的深入研討，對中國科技的發展產生很壞的影響。與日本同期相比，雖同處閉關鎖國的狀態，但日本依靠不斷發展的蘭學，密切了東西方的文化，主要是科學技術的交流，一旦時機成熟，蘭學長期積累的力量就會爆發出來，成爲日本發展近代科技的基本力量。清代的知識分子專注於古籍的整理，對新事物，對自然科學缺乏興趣，對外部世界既不瞭解也缺乏敏感，即使在閉關自守政策破產之後，許多知識分子仍然不能正確認識中西科技發展的巨大差距，反而認爲這方面中國“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這種學風是造成學術文化越來越落後於歐洲的原因之一。

1840 年中英鴉片戰爭，以清朝戰敗並簽訂不平等條約告終，中國社會受此影響開始發生重大變化，從封建社會開始轉變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在這種背景下一批進步的知識分子如龔自珍（1792—1841 年）、林則徐（1785—1850 年）、魏源（1794—1857 年）提出了改良朝政和向西方學習的主張。爲了瞭解西方各國，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他們着手編譯介紹西方各國政治、經濟、地理、歷史等書籍，較爲著名的有《四洲志》（林則徐編譯）、《海國圖志》（魏源著，1844 年）、《瀛環志略》（徐繼畲，1848 年）等。

早期改良主義的思想可以從魏源的文章中讀到，他認爲向西方學習的目的是“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也就是說向西方學習的目的是爲了反侵略。在他看來西方的長處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因此建議應設國防工廠，使“我有製造之局”，雖然他也提到在這些造戰艦和造槍炮的工廠裏造些民用船隻和西方的先進工具，但基本着眼點是軍事和軍事技術。這和日本蘭學學者在 19 世紀初主張墾殖產業、同西方通商，用富國的辦法強化國防的主張，和蠻社的成員希望通過研究洋學去尋救國之路的主張相比，其眼光和抱負無疑都稍遜一籌。

中國的知識分子在觀念上落後於日本，是因爲中國的知識界與西方長期隔絕，只是爲鴉片戰爭所震驚，才睜開兩眼看世界。而日本的知識分子通過蘭學的活動與西方文化和科技一直保持着聯繫，對西方的文化和科技顯然有更深刻的認識。由此可見明治維新後，日本的科學技術飛速發展，是有其內因的。然而能達到像林則徐、魏源這樣的認識水平的中國人，在當時中國社會仍屬於少數，他們的建議既未引起朝庭重視，也沒有得到更多人的響應。

和魏源同時代的太平天國領袖洪仁玕（1822—1864 年）提出過一系列更進步的主張，如發展交通和通訊、辦銀行、保護工商業、獎勵科學發明、保護專利、鼓勵私人開礦等等。後因太平天國起義失敗，這些主張未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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