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王（生卒年不詳），商末周族領袖。姬姓，名昌，商紂時稱西伯，亦稱伯昌+曾被商紂王囚禁於羑里（今河南湯陰北）。其統治期間，國勢強盛，他解決了虞、芮兩國爭端，使兩國歸附；還攻佔黎（今山西長治西南）、邗（今河南沁陽西北）、崇（今河南嵩縣北）等國，並建立豐邑作爲國都。在位50 年。本文看點

孔子稱周文王爲“三代之英”，作用爲人們對清明之君的嚮往，後世把文王當作“內聖外王”的典型，他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生平事蹟

中國古人普遍有崇古心理，效法上古聖賢之君、效法“三代”之法，是古人津津樂道的話題。周文王就是人們心目中的完美形象。孔子稱周文王爲“三代之英”，還感慨道：“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孟子稱文王這樣的聖人 ,-- 年纔出一個。歷代以復周禮爲己任的人就更數不勝數了。其實，由於年代久遠，文獻殘缺，人們對周文王的瞭解未必很多，周禮也未必很完美，但是作爲人們對清明之君、清明之制的一種嚮往，它的意義還是積極的，所以說抽象意義的周文王影響了中國歷史兩千多年，是一點也不過分的。

周文王姓姬，名昌，是商代末年居住在陝西峽山下的周族人的首領。由於周族相對弱小，其不得不向強大的商朝表示臣服。文王的父親季歷曾在武乙二十四年到商都朝見商王，商王任命他爲商的“牧師”（地方諸賢的首領）。季歷在商朝的指使下不斷地向今山西中南部的鬼方部族用兵，曾先後有徵伐這一帶的燕京之戎、餘無之戎、始平之戎等。但當他在這一系列戰爭中不斷取得勝利時，商王文丁又害怕周人勢力會逐漸強大，遂找藉口殺死了季歷。

周文王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繼承了周族邦首領的職位。他吸取了父親的教訓，重申了對商王的從屬地位，繼續俯首稱臣，同時暗下決心，要從根本上增強周人的力量，以圖將來強大後消滅壓在自己頭上的商王朝。

他首先實行德治，以加快周族的發展；其次按照孟子的說法，周文王在土地和稅收制度方面曾實行井田制。其具體做法是：將土地劃分成許多井字形的方塊田，井字形中間的 9:: 畝土地爲“公畝”，周圍 ; 塊土地分給八家農民耕種，稱爲“私田”。農民在私田上的收穫歸自己，但各家要抽出人力來共同經營好公田，這公田上的收成就是上交給公家的稅。自周文王以後的整個西周時代實行的就是這種生產方式。在當時，這是比較適合其社會發展水平的。它既能保證農民有固定的產業，又能使統治者對人民的剝削不致十分沉重，同時也把農民固定在土地上，有利於社會的安定。長期以來，它一直被認爲是最好的耕作方式，一直爲以後主張維護土地國有制和倡議實行各種“均田”主張的人們提供了一種理論依據，它是包括文王在內的古聖王實行的一項制度。

最爲後人津津樂道的是周文王禮賢下士尋訪姜太公。據傳，在文王尋訪賢人的途中，有一天在渭水南岸看到一位氣宇不凡的白髮老者在釣魚，令人驚奇的是魚鉤居然是直的。文王感到很奇怪，於是就同這位老者攀談起來。老者說，他這叫作願者上鉤，文王覺他出口不凡，定非常人。果然，這位老者對治國之道頗有精闢見解。文王大喜過望，就把老者請上車，一同回到都城。老者姓姜，名尚，字子牙，因爲文王在與他同歸時說：“吾太公望子久矣！”就號稱爲太公望，俗名姜太公。在姜太公的輔佐之下，文王開始“內聖外王”，爲周朝的立國奠定了基礎。

隨後，周文王的左右湧現了一批由新舊貴族組成的賢臣。爲了團結本邦貴族，文王規定，擔任官職的貴族的子孫能夠世襲領地，這叫作“仕者世祿”。這些人以後對文王事業的成功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國家建立之初，它是國王團結貴族，促使政權穩定的一項必不可少的舉措。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當時的商紂王親信小人，進而拋棄自己的同親兄弟和舊有貴族，最終導致自己衆叛親離。

爲了保護貴族的私有財產——奴隸不受他人侵佔，文王還規定對貴族家的逃亡奴隸，不允許私人藏匿，而應由國家組織大規模搜捕，並將捕獲的奴隸交還給貴族本人，這樣有效地防止了各級貴族因爲接納私人逃奴而造成的相互矛盾。當時商紂王任用的大批親信當中，有許多正是這類有罪的逃奴。結果商紂王得了一個“天下逋逃主”的稱號，據說這也是紂王自取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周文王爲了吸引各地商旅前來周邦從事商業活動，對工商業者實行德政。其設立了市場和關卡，但只對商旅之人進行稽查管理而不徵收捐稅，對於國有的山林川澤也不禁止民衆前往樵採漁獵，這等於給下層人民提供了許多改善生活的渠道。

以罪人爲奴的制度在我國很早就產生了，處罰嚴犯罪重時，被罰爲官奴的不僅是罪犯本人，還要殃及其家族。而文王規定，對於犯罪的家屬，包括妻子兒女等，不罰爲奴，做到刑罰寬簡。以後的西周前期，由於受到文王德政的影響，所用的刑罰確實是比較寬簡的。成王、康王兩代，更在文王、周公的影響下，努力治理內政，達到“刑錯（放置）四十餘年不用”的治世局面。

總的看來，文王的政治以寬和爲主，無論在政治、法律還是經濟上，也無論是對貴族、農民還是商人，他都能以寬和的態度協調好與他們的關係，從而使整個社會秩序相對穩定，社會、經濟及文化事業亦得到較快的發展。後人曾讚美文王的政治恩惠及於鰥寡孤獨，使天下所有貧窮之人都能得到存撫，人民都能安居樂業。《詩經》裏曾提到虞、芮兩國打官司的事情：這兩個國家的君主爲相鄰的一塊土地的所有權發生爭執，不能平息，便說：“西伯文王不是一位仁德之君嗎，我們何不找他評判是非？”於是一齊去朝見文王。他們到了周族邦境內，看到耕者互讓田界、行者互相讓路；到了周人居住的村落，看到男女互不混雜，老人很受尊重，到了周人的朝廷，又看到士、大夫之間連官位也相互謙讓，虞、芮兩國君大爲感動，認識到自己爲一塊田地發生爭執乃是小人之行，於是主動將這一塊田地讓出來，作爲兩國間的閒田處理。文王作爲周族邦的領袖，也得到廣大庶民羣衆的擁護。《詩經》裏描述庶民參加修建文王宮殿靈臺的工程，沒幾天就造好了，雖然文王說工程不必太着急，可庶民卻自發地踊躍參加。

周文王亦善於處理家族內部關係。《禮記》中記載，文王在做太子期間，每天要三次向父親王季請安，雞鳴一次，日中一次，傍晚又一次。倘若其父小有不適，文王便立即表現出十分憂懼的樣子，走路也像沒主心骨兒似的歪歪斜斜，直到父親飲食重新好起來，文王才解除憂慮。每次廚子進食，文王必親自察看飯菜涼熱；喫完飯，又要問父親喫得怎樣，還要叮囑管進食的人下次進食務須換新鮮花樣，不要進重複之物，這是說文王對父親的孝。《詩經·大雅》和《國語·晉語》也讚美了文王的類似的美德。

後人評價周文王，說他是“內聖外王”，如果說能妥善治理歧邑是文王的“內聖”的表現，那麼善於接納諸侯就是文王永史稱爲“外王”的原因。《史記》說，文王暗中修德行善，使得許多諸侯背叛商紂王來歸依他；又說文王禮賢下士，飯顧不得喫好，也要招待好來人，故天下名士多歸附於他。

當時所謂天下，是一個諸侯邦方林立的局面。各路諸侯也就是各地土著的氏族部落，甲骨文稱它們爲“方”，今人稱之爲“方國”、“族邦”。各方國都還擁有相對的獨立性，包括自己的軍隊、行政系統、氏族首領的世襲權和祭祀本族祖宗的權力。天下有許多這樣的方國，周族只是其中的一個，商人稱之爲“周方”。商族實際上也是一個“方國”，只不過它的勢力大一些而已。所謂的“商王朝”，乃是以商族爲首，聯合周圍臣服於它的若干方國組成的一個方國聯盟。文王採取的這種爭取諸侯的行動，無異是周人從商人手中爭奪天下的前奏曲。

周文王經過長時間的經營，到其晚年，不僅周族邦的政治經濟實力有很大的增強，而且在西方已形成了一個以周人爲首，包括許多周人近親及與周人有着政治隸屬關係的族邦組成一股強大勢力，“三分天下有其二”。由於文王在諸侯中的影響日增，紂王遂下令將文王抓起來，囚禁於羑里（在今河南湯陰北），但文王手下的散宜生等人採取賄賂的方法，用美女、駿馬及珍異寶貝獻給紂王，使得紂不僅釋放了文王，而且還任命他擔任了西伯（西方諸侯之首），並賜給他弓矢斧鉞，令他掌管對周圍地方的征伐之權，這就使文王得以在商王旗幟下更加名正言順地發展自己的勢力。

隨着商周間勢力的此消彼長，文王感到是時候可以公開打出與商紂相抗衡的旗幟了，便於在位的第44年宣佈受命稱王，以便更廣泛地集結反商同盟軍，加速反商的步伐。

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文王受命這件事可以看作是中國古代統治思想發展的一個里程碑。所謂“天命”的說法在周代以前是不曾有過的，商代統治階級的詞語裏是既沒有 “天”也沒有“命”的概念的。商人們所信仰的是一種純粹宗教性質的最高主宰，它只是商人獨有的至上神，是專門維護商朝統治階級利益的。而周人所謂“天命”，已帶有一種理性的性質，它並不爲周人所獨有，而是超越各部落和各王朝之上的客觀公正的意志，它不只鍾情於一家一姓，而是視人們的表現是否具有“德”性而決定將統治權授予不同的人羣，因而天命不是固定不變的。統治者爲要獲得或保持天命，就必須努力增強自己“德”的修養，即必須“敬德”，而“敬德”的具體表現，又主要體現在對於民衆的關心愛護，即必須做到“保民”。就像文王所做的那樣，由於文王實行德治，愛護小民，惠至於鰥寡孤獨，所以天將大命授予了他；反之，由於商紂王實行對人民暴虐統治，顯示他的”德”已經迷亂，因而上帝取消了原來賦予商人統治的“命”。

更重要的是，由“天命觀”生出的一種“革命”思想，對指導我國以後幾千年政治上的改朝換代的鬥爭提供了理論依據。既然失德之君被革去天命，後來的有德之君起來取而代之是完全合乎上天旨意的舉動，那麼所有改朝換代的發動者都可以有理由把自己的行爲說成是像“湯武革命”那樣“順天應人”的義舉，甚至農民革命也往往打出“天命”和“替天行道”的旗幟，所謂“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所謂“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等口號，都在某種程度上顯示出“天命”轉移的色彩。

毫無疑問，這種由周文王發明，而爲周代統治者繼承的“天命觀”，較商代統治思想已有較大進步。它把服從天意與盡力於人事兩者結合起來，實際是要統治者把主要精力放在改善與人民的關係上，所謂“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這對於那些習慣於放縱自己的驕橫的統治者來說不說是一種約束。西周統治者害怕自己由於失德而失去天命，常以此告戒自己，這在實踐上也起到了一種改善統治的作用。後來人們談到西周王朝的建立，總是從文王受命談起，把文王的接受天命看作西周王朝建立的理論根據：先是天都的受命，才接着有武王的克商。由於周人將周朝的建立首先歸功於文王，後世一些歷史著作，或將文工受命之年作爲西周王朝紀元的開始。

文王的受命稱王，又是與在我國曆史發展中起過重要作用的華夏部落聯盟的建立聯繫在一起的，正是他在領導反對商朝的鬥爭中，奠定了華夏民族的基礎。周文王並不是一個傳說中的虛構的人物，而是一個有實實在在的史實作爲依據的華夏民族的締造者，應當爲所有中華民族子孫永誌不忘。

文王以文治，但並非不講究武功。不過從史籍看來，文主使用武力進行的征伐，都是在他受命稱王以後。從文王受命到他去世，只有7年的時間，這期間，文王加速了滅商的準備，或者是爲了鞏固自己的後方，伐滅不聽命於周而長期敵對的方國，或是向東擴展勢力，消滅商的羽翼。

犬戎與周族相鄰，是一個長期與周敵對的方國。文王即位之初，爲集中精力治理內政，周對犬戎暫時採取了忍讓的態度。但爲了解除這個長期的肘腋之患，文王晚年發動了征伐犬戎的戰爭，犬戎受到很大的打擊，從此一蹶不振，直到西周末年，才由申侯的唆使，顛覆了宗周。在征伐犬戎的第二年，文王又滅掉了密須。大概由於密須國主平時在其國內實行暴政，國民不堪重壓，遂趁此機會自縛其主獻與文王。

在犬戎、密須等周族鄰近的敵對勢力被肅清後，文王的兵鋒指向了東方和西南方。最後，文王展開了對商朝西部最大的崇國發起進攻。崇國在今河南嵩縣，是周人向殷商發起進攻的最後的也是最大的一個障礙。崇侯虎長期追隨商王朝，並與周人爲敵，曾在商紂王面前說：“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不利於帝”，致使文王被囚於羑里。崇的實力較強，他把城牆修得既高又大。文王的代崇也着實進行了一些準備，還向神進行了一番祈禱，在上帝的旨意下聯合自己的兄弟之邦，一起向崇國都城展開進攻，並殲滅了崇國。文王在掃清了西土這一系列障礙後，遂將國都由歧邑遷到豐（今陝西長安灃河以西），以便大規模地向東方經營。但就在遷豐的第二年，文王去世，伐商的未竟事業，只好留給了周武王。

總結

後世的儒家，爲了把道德與政治聯繫起來，把文王當成一個“內聖外王”的典型加以推行，文王的影響就越來越大了。孔子就特別推崇文王，他做夢都想恢復“鬱郁乎文哉”的周禮。但文王的言論，今天已經所見無幾。據說文王善演周易，今天的周易就有文王的整理之功，也許從那裏，我們可以看出文王的一些政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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