羈縻，在中國歷史上，是中原王朝用以牽制周邊部族，使其不能形成強大軍事集團，以確保國家邊地安寧的基本國策。兩千年間，中國西、北邊疆的安定與否，與中國歷史進程的關係巨大。秦朝大一統之後，在其西、北邊疆基本採取守勢。爲防備匈奴南下，秦朝將戰時各國修築的長城連接起來，東起大海，西到今日甘肅境內。但是，從漢初到明朝之前，差不多十六個世紀裏，歷代都不再在西、北邊疆大規模築牆。兩漢、隋唐統一時，主要是以羈縻的方式維護西、北邊疆安全。安史之亂後，唐朝國力衰弱，羈縻遂告失敗。從那時起，外族反覆從西、北方向突入中原，改朝換代。明朝驅逐蒙古後，在西、北邊境的防禦，以“持重”與“固守”爲原則，對蒙古和滿族皆失羈縻，邊疆戰事不斷，最終導致滿族在關外崛起，入主中原。史事紛繁，茲就中國歷史上西、北邊疆羈縻政策成敗及其所造成的影響，述其大要。

一、漢唐時期西、北邊疆的羈縻政策

漢朝在西、北部邊疆的大規模羈縻，始於漢武帝時期。武帝對匈奴取得決定性勝利後，在西、北部邊境所採取的禦敵之策，通常就是在塞外設置軍鎮，以阻止當地部族相互兼併，形成強大軍事集團，威脅漢朝邊境安全。如匈奴渾邪王降漢後，所部匈奴被分置於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等地，各爲漢之屬國，並受所在郡監視。之後，漢朝又先後於河西走廊設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等郡，將匈奴與西域諸國（主要是針對羌人）的聯繫隔斷。那時，漢朝不斷從西、北部向匈奴以及其他部族發起進攻。戰勝之後，即設郡、築城，安置降人，加以羈縻。在打通西域之後，漢朝還設置都護、校尉，羈縻當地部族，保護東西交通。這類機構的設置，與漢朝內地所設之郡縣，性質上是頗不相同的。

漢宣帝時，匈奴分裂，呼韓邪單于降漢，被安置於北部諸郡。惟漢朝羈縻不力，其部落日漸強盛，重返漠北，並於王莽和東漢光武帝時不斷南侵，漢族邊民甚至不得不內遷避害。之後，匈奴又分裂爲南北兩部。南匈奴降漢，入居漢之西河郡（在今山西西北、蒙古南）；北部匈奴則因連年旱蝗，頻遭南匈奴和丁零、鮮卑及西域諸國進攻，迅速衰落；最終在南匈奴與東漢聯合進攻下，或降，或潰散，或遠遁歐洲。

兩漢以來的統治者，對歸降的西、北部族，往往使其附塞，或移居塞內，以便羈縻，並用他們守邊。至西晉時，入居中原的部族，除了匈奴，還有羯、氐、羌、鮮卑等。鮮卑分佈最廣，塞內塞外，由西向東，綿延不絕。惟兩漢、三國，漢族兵力強盛，即便天下大亂，武力強悍者多爲漢族豪帥，入居的外族並不具備爭勝的實力。但是，到了西晉“八王之亂”，漢族武力耗盡，這些部族就得以趁虛而起。此後，一方面是南北分裂；另一方面是北方先後出現二十多個部族政權，史稱“五胡十六國”。

淝水戰後，氐族的前秦分崩離析，地處代北的鮮卑拓跋部建立北魏。北魏滅掉後燕，又用了三四十年時間，討伐北部的柔然、高車和西部的夏，以及割據遼東、遼西的北燕，和割據河西的北涼，才完成了對中國北方的統一。之後，北魏便在其北部邊境，修築了約兩千裏的長城，沿着它建立了不少軍事據點，防禦外族進攻，並羈縻被安置在這一漫長地帶的各族人民。但是，遷都洛陽以後，北魏便放鬆了在這一地區的羈縻，任憑邊地的鮮卑士兵以及各族人民生存狀況惡化，導致這一地區叛亂此起彼伏，並引發河北、關隴地區的叛亂，嚴重削弱了北魏的統治，使其內部權力鬥爭愈演愈烈，以至於分裂爲東魏、西魏，又各爲北齊、北周所取代。北周滅北齊，重新統一北方。之後，楊堅篡奪北周，建立隋朝。同一時期，南方則經歷了東晉以及宋、齊、梁、陳。

隋朝最終實現了中國的重新統一。這段由分裂而統一的歷史，其分裂，主要是由於中原漢族政權本身的衰弱；但入居中原的外族的武力破壞，不僅使分裂的程度加劇，也使分裂變得深刻而漫長。期間，當北魏分裂之後，柔然復又變得強大起來，與東、西魏爲敵。而後，西北方向的突厥變得更加強大，擊敗柔然，成爲中國的又一強敵。東魏、西魏和北齊、北周,對突厥都一意求和，滿足它的各種索取。隋文帝楊堅，則對突厥發動大規模的戰爭，戰勝之後離間其部落，使之分裂爲東、西兩部。後來，在隋朝支持下，東突厥擊敗西突厥。但是，到了隋末，天下大亂，西突厥又迅速強大起來：地跨今天中國的新疆、內蒙和東北，以及中亞諸國、外蒙和俄國西伯利亞地區，並征服了這一廣闊地域內的幾乎所有部族，“控弦之士”至於百萬。

唐朝重建統一。唐太宗時，終於將西突厥以及曾經附從於它的鐵勒薛延陀、回紇部擊敗。之後，唐朝在西域設焉耆、龜茲、于闐和疏勒諸鎮；又設安西都護府，統領天山南北；後來另設北庭都護府，分領天山以北。這些機構的設置，都是爲了羈縻西北部族，以保衛唐朝邊疆安全。在北部和東北部，唐朝也設置了大量的羈縻府州，使據居在那裏的各部落自行管理，接受唐朝的冊封、賞賜，保持各自的獨立，而不附從於其他部落。在這些設置了羈縻府州的地方，唐朝派有駐軍，監視所轄羈縻府州。其作用，與上述安西諸鎮，安西都護府和北庭都護府，以及漢代的河西四郡、西域都護、校尉，基本上是一樣的，即將當地部族分而制之，阻止其相互兼併，形成強大的軍事集團，威脅唐朝邊地安全。

呂思勉先生在談到漢唐的羈縻政策時說，漢、唐是將“邊防設在邊境之外”，一方面“控其道路”，即前述漢設西域都護，唐設安西都護之類；一方面“據其要害”，即前述漢之河西四郡，唐之安西四鎮之類；總之，對邊地部族“利其弱不利其強，利其分不利其合。睹其強大也，必謀所以摧挫之，……其互相吞併也，必遏止之，使不得遂”。這樣的分析和概括，具體、精到而透徹。

二、燕雲十六州失陷與中國西、北部邊疆的羈縻失據

然而，唐朝對西、北部族的羈縻，不過維持了一百多年，遠不如兩漢那樣持久。到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這一羈縻政策就名存實亡了。而北部契丹部族因此而崛起，影響尤爲深遠。

契丹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唐朝國力衰弱的命中註定。唐初，契丹就很強大。但是，太宗時國力強盛,契丹內附各部皆在唐朝軍事重鎮營州都督府的羈縻之下。武則天時，契丹反叛。唐朝依靠奚（同爲契丹部落）和東突厥，將其擊敗。然而，安史之亂後，唐朝國力衰弱：吐蕃、回紇相繼進犯，導致唐朝西部的羈縻體系徹底崩潰；內部藩鎮割據、叛亂和互鬥，也使唐朝陷於實際上的分裂；黃巢作亂掃蕩了大半個中國，朝廷孤立無援，唐朝只好請沙陀突厥出兵鎮壓，又把沙陀勢力引入了中原；宦官長期把持朝廷，則使唐朝統治的合法性都成爲問題。國家如此苟延殘喘，當然不再有能力維持其北部的羈縻，契丹便乘機而起。

至五代石晉，終於將燕、雲十六州拱手讓給了契丹，中國歷史的走向也由此出現了影響深遠的重大轉折。從表面看，割讓燕雲十六州，只是使中國面對外族進攻，失去了一道重要的戰略屏障。北宋統一中國後，面對契丹騎兵進攻，就總是處於極爲不利的地位。然而，這件事真正深刻的影響，還在於此後每當北宋爲應對西部黨項而採取軍事行動時，都受到北部軍事形勢的嚴重牽制。這就決定了漢唐以來，中國在西、北部邊境或境外，對外族實行羈縻的政策，變得完全不可能了。1004年，北宋與遼國簽訂澶淵之盟，以“歲幣”換取和平；1038年，党項族建立西夏國之後，北宋最終也不得不以每年給予錢物來換取和平，都是由於這兩股力量的同時牽制而不得不爲的選擇。這說明，北宋在其西、北邊境上，是完全受制於外敵的。

而更進一步的問題是，這一時期，先是遼對女真，而後是金、西夏對蒙古，都未能分而制之；這些外族統治者，一般都只關心如何向宋朝索要更多的錢物，而無宏圖遠略。即此而言，因燕雲十六州的丟失，而使中國北部邊疆無險可守的情況，只不過是歷史的一個短暫而局部的片斷；真正具有長遠和全局性影響的，是由於契丹和党項的阻隔，在中國西、北廣闊遼遠的地域內，女真、蒙古先後變得空前強大。北宋聯金滅遼，南宋聯蒙滅金，無非是漢族統治者對於女真、蒙古的強大缺乏認識，而使自己陷於滅頂之災。

三、明朝西、北邊疆的羈縻失據

遊牧的蒙古汗國，幾乎將中國西、北境外的遊牧族與遊牧族建立的國家，囊括而盡。但是，它迅速分裂了。元朝，則因採取了漢地制度，擁有漢地物力，幅員廣闊，兵力強盛，在西、北方向完全沒有敵手。但是，蒙元敗退草原之後，明朝的西、北邊疆，又恢復了舊觀。明朝設東勝衛（今呼和浩特東南）、開平衛（原上都，今內蒙多倫縣）和大寧衛（治所在今內蒙寧城縣），構成抵禦蒙古的第一道防線。洪武二十二年，蒙古兀良哈部歸附明朝。明朝因其故地，設泰寧、朵顏和福餘三衛，隸屬於北平行都司。大寧後來撤衛建藩，爲寧王朱權的封國所在；兀良哈三衛皆由寧王節制。這兩件事，可以稱得上是明初對蒙古的羈縻。

及朱棣“靖難”起兵，偷襲大寧得手，劫持了寧王，遂以兀良哈騎兵爲“靖難”勁旅。“靖難”功成，作爲當初出兵的獎賞，朱棣允許兀良哈佔據大寧，東勝衛遂由於地處“孤遠”而內遷。這樣一來，開平衛因陷於孤立，也不得不於宣德時內遷。從地理形勢上看，兀良哈佔據大寧，即阻斷了拱衛京師的大同、宣府、薊州與遼東之間的聯繫；而開平衛內遷，北京“孤懸絕北”，離邊境最近的地方不過二三百里，隨時都處於蒙古軍隊的壓力之下。明朝對蒙古的羈縻，便從此失據。

總體上看，明朝的西、北部邊防，一開始就設在邊境線上，而不是設在邊境之外，採取的完全是守勢。有明一代，由西向東，總共修了長約8850公里的防禦工事。其中，邊牆長達6200多公里。其他的，或爲壕塹，或爲天然屏障，輔之以人工修建的防禦工事。在這漫長的西、北防禦地帶，明朝設置了大量軍事衛所，還先後建起了遼東、薊鎮、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固原、寧夏、甘肅九個重點防禦區。每個防禦區都設有多個軍事據點扼守險要，互爲犄角。然而，所有這些禦敵措施，用意皆在於嚴防死守。與洪武皇帝給西、北邊防定下的“持重”、“固守”原則，是完全符合的。但是，這樣的“持重”與“固守”，僅僅因爲永樂皇帝允許兀良哈三衛佔據大寧這樣一個小小改變，大同、宣府、薊州與遼東之間的聯繫就從此阻斷，東勝衛和開平衛也不得不回遷，使明朝西、北邊境在之後的兩個世紀中，不斷受到原本已退回草原的蒙古騎兵的衝擊，甚者至於兵臨北京城下。可見，在西、北邊防問題上，洪武皇帝缺乏深謀遠略。

進一步要討論的是，如果明朝像漢唐那樣，能在西、北邊疆，把邊防設在邊境之外，歷史也許就會是另一種樣子！須知，蒙古退回草原之後不久，就分裂爲三部，各自內部也不穩定。而那個時候，明朝已控制着燕雲十六州之地，如能把明朝的軍隊佈防於西、北邊境之外，戰略地理上就完全握有了主動權。如果是這樣，北京又何至於“孤懸絕北”！明朝自也不必像黃宗羲所說的那樣，遷都之後便時時擔心亡國！何況，當時如果這樣做了，不僅可以阻止滿族部落間的兼併，還可以隔絕滿蒙聯繫。作這樣的假設和推論，只是爲了對明朝西、北部邊防政策，做一種符合實際的批評。事實上，明朝的國力，很大程度上就是被這種“持重”和“固守”邊疆的政策消耗殆盡的，明朝滅亡和滿族入主中原無不與這樣的政策有着深刻的聯繫。論者或謂明朝在東北設立過許多衛、所，甚至像奴兒干都司（英宗時撤銷）那樣的機構。但是，這些舉措，都不過以當地部族表示臣服、接受任命而止。

清朝入關之後，西、北邊疆的羈縻，已變得不再那麼意義重大了。滿族在入主中原之前，已降服了漠南和漠北蒙古；並以聯姻和崇奉共同宗教與之相固結。所以，清軍入關之後，東北、北部邊境，已在長城之外數千裏，遠離帝國統治的中心，而且境外也無強敵。在這種形勢下，清朝的西、北方向，只有漠北以西的蒙古需要征服。而當時的清朝軍隊，因爲有了漢地物力的支持，幾乎具有壓倒性優勢。此後一百多年中，因爲同樣的原因，清朝的軍隊也幾乎戰無不勝。然而，在這一過程中，世界已開始從根本上改變了，清朝日後所要面對的將不再是塞外部族的進攻。當然，這已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之內。

最後要提出的是，有關中國歷史上西、北部族入侵中原的問題，有研究者認爲，這是由於那些原本分散的部落，在形成較大的集團之後，難以從草原獲得足夠食物。這樣的看法，較之所謂氣候變冷、遊牧民族的特點等，更具有解釋力。然而，根據以上所述，可以肯定地說，如果各朝代內部政治形勢穩定，並且能夠把邊防設在西、北邊境之外，塞外部族一般是沒有什麼結成強大軍事集團的機會的。兩漢隋唐的強大和主動羈縻，即便如匈奴、突厥之強大，也只能逞一時之勝；宋明被動而羈縻失據，雖說經濟力量不弱，仍有遼、西夏、金、蒙古和滿族的逼迫甚而入主中國，都足以說明這樣的問題。正因爲如此，關於中國歷史上的外族入侵，也許應當更多地把研究的注意力集中於歷史上各中原王朝的內部治理以及邊疆羈縻之策運用得得當與否。而歷史的經驗表明，凡中原王朝內部發生政治、經濟危機，其邊疆羈穈之策必定失敗，並導致外族崛起及其對中原的侵擾，甚至入主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