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張北海在美國紐約中央公園船塢。攝影/譚愛梅

文/古欣

本文首發於總第861期《中國新聞週刊》

1994年, 58歲的張北海客居紐約二十餘載，頭次因爲生病住院。他從聯合國翻譯的職位退休已有兩年。做翻譯時閒不下來，把亞非拉美跑了個遍，這時望着醫院白色的天花板，不免感覺無聊，總要乾點什麼，他在心裏盤算。最珍愛的還是小時候看過的那些玩意兒——《水滸傳》《兒女英雄傳》《七俠五義》，病牀上，他決定圓自己寫武俠的念想。

出院後張北海回到自己位於曼哈頓下城的雙層公寓中。年輕時他爲就近與蘇荷區的藝術家交往，在當時還是廢棄工業區的翠貝卡區置下這套公寓，如今陰差陽錯成了曼哈頓的黃金地段。背面是大名鼎鼎的SOHO藝術區，周邊高檔商店、藝術畫廊鱗次櫛比，翠貝卡倒成了鬧中取靜的地方。自從退休後，張北海幾乎半是隱居此地。他很少接電話，保持着每天下午寫作的習慣。

五點的陽光穿過曼哈頓西海岸的哈德遜河和重重玻璃幕牆，打到張北海的窗前。陽光好像有魔力，變了個戲法，就把眼前的玻璃幕牆換成老北京城牆。張北海彷彿回到哈德門的城樓上，看見一個內穿西裝、外披中式大褂的年輕人，走在秋陽裏。他的目光追隨這個身影，從東四南大街一路朝北，走到東四十條衚衕口時右行，又走了幾里，轉身沒入衚衕南側的一個小巷子，推開一扇老宅的大門。

這是他家在北平的的舊居，他在這裏從出生住到九歲。在小說《俠隱》中，張北海把它分配給了美國醫生馬凱。

俠之消逝

張北海寫過很多有關紐約的散文，90年代大陸藝術家如陳丹青、阿城初闖紐約時，讀他的散文掃盲。但談到創作小說，他對《中國新聞週刊》坦言，自己對紐約的人與事沒那麼有把握，因而將目光重新投向北京。

《俠隱》的故事發生在1936年，那一年張北海剛剛出生。把故事設定在1936年，而不是自己長大的40年代，是因爲矛盾複雜的年代能最大化地凸顯“俠”所遇到的衝擊。

軍閥、漢奸、黨團、洋人、特務、間諜，種種人事交匯於此時此地，張北海迷戀這樣的歷史複雜性。時局波瀾叢生，先是殷汝耕在華北成立日本人的傀儡政權——僞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接着是內蒙宣佈獨立。日本的爪牙勢力開始從僞滿洲國鋪向華北、西北。 北平的街頭，一批東洋浪人現身。他們武藝高強，勾結本地漢奸，服務日本勢力。

與此同時，俠的勢力在衰落。當鋪、鏢局被銀行、郵局取代，從前或多或少被這些產業供養着的江湖也沒落不少。社會正大變，金戈鐵馬抵不住堅船利炮。新環境下生存，俠要懂得隱。上世紀20年代，王度廬小說裏的大俠，不騎快馬，倒是像普通人一般乘火車，劍藏在破傘裏緊緊挨在身側，沒有急情絕不示人。

張北海欣賞這樣的小說，他想寫的，也是現實生活中的俠。不僅是俠的偉大，還有俠被掣肘，俠的不安。

遊俠李天然，就在這時登場。師門叛徒勾結東瀛奸商，暗殺李天然師父一家三口。天然逃過一劫。來北平行醫的美國醫生馬凱救起他，把他送去美國求學、整容，一去多年。回國後天然一心復仇，追查仇家的過程中，結識了暗中幫助他的藍青峯。事實證明，仇家投靠日僞勢力，僅憑自己，很難一舉端下。與此同時，藍青峯的身份也呼之欲出……

1936年的中國已經過幾輪變法，幾輪革命。從前廟堂與江湖之間相距遙遙，基本各安其事。而從現代化的政法觀念全盤接管社會以來，法與義越來越不能相容。“俠”的義理與江湖規矩的合法性受到質疑。

李天然想不明白，什麼時候開始報仇變得這麼麻煩。不與官方背景的藍青峯合作，報仇就沒有“合法”的理由，然而不投官，卻是師傅留給自己的遺訓。俠者，必有一份自己的獨立性，不爲任何人、任何組織賣命。李天然最後違背師傅的教誨，與藍青峯達成合作，在張北海看來，實非共贏，而是不得已，因而事成之後即隱身而去。

7月2日，姜文（右一）等在《邪不壓正》拍攝現場。

有人說張北海寫的不是武俠小說，張北海並不駁斥。《俠隱》講的是“俠”困在國恨與家仇的夾縫裏的故事，更多是無奈和困惑。他要寫的，正是俠的終結和老北京的消逝。

以現實衝突烘托出俠的形象，要求小說在創造手法上必須求實。張北海幾乎動用了家族歷史的所有資源作爲小說寫作的素材。藍青峯的原型是張北海的父親張子奇，參加過辛亥革命太原起義，從事過國民黨情報工作，曾任天津電話局局長，堅定的國民黨反日派官員。藍田偷考空軍，則有自家二哥的影子。上美國學校的藍蘭，是張北海自己的身影。

張北海把童年記憶、史料、虛構糅在一起，炮製出一道張氏北平風味。小說里人物喫的煎餅果子、燒餅果子膠圈，炒肝兒灌腸是他童年的桌上餐。“都一處”“一條龍”是當年北平著名飯館。西餐廳的描寫，則根據的是記憶中去過的“中國麪包行”及北京飯店的西餐廳。

更多還原必須倚仗史料的記載。爲求紮實，1974年起，張北海每隔兩年就回京一次，收集資料。依據近百本老北京的參考資料，張北海還原北平日常的衣食住行、街容巷貌。工作做得很細，連李天然供職的《燕京畫報》上的刊載的花邊新聞都有原型對應。80年代，張北海在京尋得共三十冊《北洋畫報》，《燕京畫報》上的內容即是從那裏來。

爲寫《俠隱》，他花的最大的一筆錢是1800美元。他尋到一份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的“北平街道圖”，僱技術人員將比例尺寸不同的分區圖整合到一張北京內城外城總圖上。依照這份地圖，他做文章，佈局謀篇，筆記本上畫了許多張詳盡的地圖與人物關係網。藍青峯與李天然固然是虛構，但是在作品中隱約點到的背後的大人物，閻錫山、張自忠，以及二十九軍、藍衣社卻全部真實存在。

手中掌握的真實材料越多，他的虛構也越有力。漸漸化筆爲針，將真與假的經緯線交織起來，越來越密，直到普通讀者再難辨認出真實與虛構的分界線。正如王德威所言，《俠隱》是“回憶與虛構相互借鏡，印象與想象合而爲一”。

叛逆與達觀

張北海數不清自己換了多少學校。天津法國幼兒園、重慶德精小學、北平美國小學、板橋中學、臺北美國初中和高中時的強恕中學……張北海認爲頻繁遷居轉學對自己最大的影響並非在學業上——他本就不是什麼用功的學生，如今讀書寫作也全憑自己興趣。更深的影響是在性格層面，頻頻遷居轉學讓他“早就沒什麼家鄉的感覺了”。如今年過八旬的張北海對《中國新聞週刊》感慨。

儘管爲人謙和，張北海身上卻同時透着天資聰穎和混不吝的勁兒。他是那種不費力就能考高分的學生，但絕不是老師眼中的乖學生。在北京受過三年的美國學校教育，已使張北海外在變得“美國範兒”了。上世紀50年代臺灣中學盛行的大陸傳統家長式教育與日本殖民者留下來的權威式教育，是壓着張北海的兩座山。

在學校張北海戴棒球帽，穿牛仔褲、回力鞋。上課喜歡提問，和老師據理力爭。課下和女生有說有笑，一起約飯。這些“不端行爲”使他一入校就受到板橋中學訓導處主任的“特別關照”。主任要求張北海每天升旗後、第一堂課前來訓導處，找出尺子遞給自己，再伸出左右手掌，各領十板。張北海每次必到，卻毫無改正。沒有辦法，學校找了一個莫須有“泡茶室玩茶女”的名頭將他開除。

父親知道兒子是怎麼回事，並未責備他，只是讓他在家先待一陣。張北海每日在家練練字，寫寫日記，讀讀《文選》，打打球，偶爾還看場電影。日子過優哉遊哉。不出三個月，臺北美國學校成立初中部，張北海隨即轉去。等到進臺灣本土的強恕高中，刺兒頭的老毛病又犯了。僅僅一學期，張北海受到記兩大過兩小過及留校察看的處分，直至畢業也沒撤銷。好在學習依然優秀，畢業後順利升學臺灣師範大學英文系。

當時同齡的朋友、同學，不乏有人發願畢業要做醫生或律師，或入政壇，張北海卻從來沒做過這方面打算。父親曾經評價他，“文藝什麼都好（張北海原名張文藝），就是沒出息，好在有福。”張北海後來品味出這句話的含義，自己身上有種隨遇而安、樂於欣賞的氣質，這讓他不論走到哪裏，都興致勃勃。

他曾在金門島上服兵役，被分配駐守金門島和大陸水域之間一個四周環水、方圓600公尺的小島。島上寸草不生，飲食只有罐頭，淡水全靠金門定期補給。任誰去都要叫苦的差事，他卻覺得自己在南太平洋小島上度了六個月的假，並利用這個假期看完了《戰爭與和平》。

回看自己在臺灣度過的青少年時代，張北海也抱着類似的心態。差點命喪金門，被學校開除、記過，這些可能會毀掉一個少年的事，似乎都沒有給張北海留下太深的印記，甚至當在回顧這段時期時，還將之視爲相當順利，這或許是因爲儘管大環境嚴苛，張北海的家庭環境相當寬鬆。張北海的父親雖然留過日，卻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親英美派，做派較開明。張北海本人也認爲自己在臺灣過的是並無後顧之憂的典型中產家庭生活。

然而抽離個體經驗看臺灣社會，尤其是遠赴美國後回看，張北海認爲，50年代的臺灣 “是一個非但不鼓勵、反而打擊個人自由發展的社會”，整個社會的總體政治氣氛壓抑、令人窒息。這也解釋了他爲什麼最終選擇去洛杉磯讀比較文學，直奔令他魂牽夢繞的好萊塢電影大本營，並從那裏又輾轉紐約，開始自己在美國的遊俠生涯。

從遊俠到暇隱

以半生和一生爲單位，張北海有兩件事可以引爲談資。其一，前半生一直沒有一個永久住址，輾轉於北京、天津、重慶、臺北、洛杉磯、聖塔莫尼卡；其二，一生都沒有做過任何需要穿西裝打領帶的工作。寫遊俠故事的張北海，如果把他的故事寫出來，也是一段當代遊俠記。但如果要爲張北海的足跡找一個圓心，那一定是紐約。

王德威說 “張北海特別喜歡讓他的小說人物走路”，現實生活中張北海與筆下的人物一樣，是個酷愛走路之人。漫遊於曼哈頓之際，他以敏銳不知疲倦的雙眼觀察城市，一個粗心大意的遊客可能會錯過的細節，比如紐約六號線地鐵車廂內鐵皮頂上，用細如蚊蠅的字體刻着的布羅茨基的詩歌，張北海不會放過。

或許可以把他稱爲城市博物學家。他的視域確實廣闊，上通摩天大樓頂部裝點着天際線的水塔，下達馬路地下爲城市運行做功的血液系統——地下的淡水、蒸汽、煤氣、排污管道、電力電話電報電視纜線……

他也是城市生活家，哪裏可以喫到最新鮮的牡蠣，哪裏有最好喝的純麥蘇格蘭威士忌，乃至曼哈頓的公共廁所分佈，都被他有心地記住了。二十年來他孜孜不倦而且興致盎然收集這些城市碎片，在雜誌專欄成文以饗讀者。

對曼哈頓的標誌性建築：百老匯、時代廣場、中央火車站，張北海瞭然於胸。他最好看的文章之一，就是以地標爲切入點，縱深讀解剖析紐約城市景觀變遷來龍去脈，往往能挖到意想不到的歷史富礦。讀張北海的文章，讀者可以瞭解到紐約百年來市政交通、公共設施、城市景觀、綠化建設方面的政策與景觀變遷。

除專欄作家，張北海的另一個身份是在曼哈頓東側的聯合國大廈做翻譯。這兩份工作都不需要西裝革履，讓張北海頗爲得意。聯合國工作人員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公民，借工作之機，他得以遊歷世界各地。二十餘年，張北海跑遍全球六七十個國家。甚至曾經爲體驗非洲生活，特向聯合國申請派駐去非洲工作三年。

在東非肯尼亞內羅畢的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工作時，張北海得知家中男傭赫特朗因爲出不起五百頭牛，妻子瑪莉被扣在岳父家裏。張北海聽後當即決定，自己替赫特朗出那五百頭牛的錢。錢付過後，把瑪莉接到內羅畢的第三天她就逃跑了。有人說那姑娘有個青梅竹馬的情人，她尋找自己的真愛去了。同事善意提醒張北海，別是合起夥來詐騙。張北海沒有再追問赫特朗和瑪莉的下落。這件事過後他告誡自己，不要太急於擁抱陌生人。但另些時候，他不禁又想，或許瑪莉真的因爲自己衝動的俠義之舉，找到了真正的愛人呢。

在紐約，張北海更是當仁不讓的一“俠”。1980年代，張北海的客廳是中國藝術家前往紐約拜碼頭的第一站：關錦鵬帶着張曼玉等“三個女人”住在他家，拍攝電影《人在紐約》；王安憶隨母親茹誌鵑第一次赴美訪問時，也落腳在張北海家。陳昇在紐約要找錄音棚，有人跟他說，找張北海。他認識的怪人多。張北海的侄女張艾嘉陪陳昇登門拜訪，張北海見到陳昇第一句說，來，陪我喝酒。

兩岸三地的藝術家張大春、阿城、李安、陳丹青、木心等等，圍繞張北海的這些名字，浮動着一個若隱若現的文藝江湖。

然而張北海在紐約華人藝術圈是更爲奇特的存在。從70年代到90年代，他始終在場，卻是半隱狀態。從始至終，他沒有辭去自己聯合國那份翻譯的工作，縱身投入文藝事業。他和“蘇荷世代”的那一批赴紐約闖蕩臺灣藝術家關係雖好，卻也是以局外人的視角，爲他們在紐約的打拼回顧立傳。

直到六十歲之前，張北海才寫出自己第一部小說，這恐怕多少因爲他隨緣的遊俠性格。曾經有人問張北海，“你和張大春都寫武俠小說，兩人有何不同？” 他回答道：“他是有表達的抱負在，我只是寫一個故事。”

張北海覺得自己性格不適合寫短篇小說，因爲短篇對文字與結構的營造要求更高，沒有機會讓人慢慢道來。而他花了整整六年，才寫好《俠隱》這本小說。小說25萬字，共四十二回，其中每一章都寫了至少兩三遍，再又刪改不下十來次。《俠隱》完成後，他明確表示願望達成，就此擱筆，此後不再寫小說。

或許鄭愁予贈給張北海的兩句話：“山中海上游玩世界，著作隨緣卻無需等身”，能最好地概括他的狀態。如今完成心願的張北海，平時在家喫飯，偶然會去咖啡廳喫一客培根與煎蛋，有空也會去河邊大道、中央公園、百老匯大道散散步。就像了卻心願的李天然，他過上了真正的“暇隱”生活。

值班編輯：萬霽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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