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唐高宗力排衆議，立武則天做了皇后，加之高宗身體不好，讓她參與政事，武則天的政治野心便日漸膨脹。不論什麼人，只要有一些跡象表明是在反對她，她就會尋找由頭，加以打壓乃至誅殺。

尤其是在她臨朝稱制及爲帝期間，更是“任威刑以禁異議”，重用來俊臣、周興等酷吏，獎勵告密，縱容誣告，對抱有反抗意圖的唐宗室、貴戚和官僚施以嚴厲的鎮壓，《資治通鑑》卷205：

李唐宗室幾乎被武則天屠殺殆盡，“其幼弱者，亦流嶺南”。而被殺大臣之中，僅宰相就佔了十九人之多。曾參與廢李顯改立豫王李旦之事，由武則天一手提拔起來的宰相劉禕之，僅僅因爲一句話，引起武則天的不悅，便被武則天找了個由頭，賜死於家。

大搞恐怖統治，以刑治天下，很容易造成社會矛盾的激化。然而奇怪的是，雖說在武則天統治期間，也曾出現過幾次兵變，但從全國範圍來說，社會政治和秩序基本穩定，並未引起多大的社會動盪。這卻是爲何？

寬猛並濟

武則天之所以重典酷刑，有着強烈的政治針對性，就是爲了打擊政敵，威懾羣僚，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因此所誅殺對象，主要是李唐宗室貴族、各級官吏及其家屬，至於被牽涉的無辜百姓，並不太多。質言之，這是社會上層內部權力的爭奪，與社會下層即普通百姓關係不大。

武則天時期社會能夠較爲穩定，這自然是一大原因，但絕非僅此而已。其更爲重要的原因，則在於武則天通過頻繁利用一種政治工具，來緩解和調節了社會矛盾。

光宅元年（684）九月，英國公李勣之孫徐敬業，聚集了在政治上失意的唐之奇、駱賓王等人，以匡復唐室，擁護廬陵王李顯爲名，在揚州舉兵。在大將黑齒常之等人平定這次叛亂後，武則天做了一件事情：“以敬業平，

垂拱四年（688）八月，越王李貞、琅琊王李衝父子，分別據博州、豫州起兵。這次叛亂甫一平定，武則天立即宣佈：“

不難發現，一方面，武則天以武力平定叛亂，對反叛者堅決誅殺，但另一方面，又積極頒佈赦令，對被牽連的普通百姓進行赦免，避免牽扯麪過大，以防更大規模的動盪。

武則天用來維穩的政治工具，正是赦宥。

根據統計，從光宅元年（684）臨朝稱制，到神龍元年（705）還政於李唐，

如此頻繁的赦宥，不僅可以大大減少普通百姓受到政治鬥爭的牽連，還可以拉攏臣下，收買民心。因爲赦宥詔令的內容，除了赦免犯“十惡”以外的罪囚，通常還至少包括對官員的賞賜，以及對百姓的恩惠。天冊萬歲元年（695），劉知幾在上給武則天的奏疏中說：

說白了，就是提升散官的品級。而對百姓的恩惠，主要是賜粟、帛，或者減免賦稅，畢竟實實在在的物質，最能讓百姓直觀感受到益處。也就是說，每逢赦宥，朝野臣民都能撈到好處，而且每年至少得到一次。這樣的皇帝，臣民自然會覺得皇恩浩蕩，感恩戴德不已。

如此一來，以刑治天下造成的社會矛盾激化，自然得到了極大緩解。所以武則天統治期間，雖然重用酷吏，但社會尚不至於大亂的主要原因，正在於此。

濫赦之弊

赦宥在武則天手中，雖然發揮着如此大的作用，但她發佈赦令實在是太過頻繁，甚至可以說是濫赦，因此弊端亦復不少。一組簡單的數據，武則天21年間大赦29次，與之相比，他老公太宗在位23年，大赦僅有6次。

太宗如此“吝嗇”，源自他對濫赦的弊端有着很清醒的認識。他認爲，濫赦會破壞國家正常司法秩序，使違法者逃避懲罰，而且“凡赦宥之恩，惟及不軌之輩”，凡“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究者賊良人”，實屬“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

證聖元年（695），獲嘉縣主簿劉知幾上表，反對濫赦。在諫表中，他將太宗的道理說得更爲直白：

概括而言，由於武則天經常性大赦，逮着這個司法空子，許多百姓便盜竊搶劫，官員則貪贓枉法。進了監獄，也不慌張，大赦只是時間問題。只要赦令一到，罪行一筆勾銷，又是自由身。所以說，濫赦最終損害的還是普通百姓的利益。

但武則天只是“頗嘉之”而已。她以一婦人而登皇位，輿論壓力和反對勢力很大，因此不可能去矯正誅殺政策，只能通過頻繁的赦宥來儘量調節和平衡，與其所造成的弊端相比，孰輕孰重，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