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受知识界追捧的“碧山计划”已经搁浅一段时间了，艺术家欧宁也已由乡村转战城市，来到山东烟台，开启了“广仁计划”。如今，再次回望宁静而又喧嚣的碧山村，争议和思考仍在延续。瓦当的散文，梳理知识分子的田园梦想，颇有一股味道。黑大春的诗歌，与上述散文形成对应，带给我们一种家园逝去的哀思。 1919年2月，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寄语“在都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们”：“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幾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你们为何不赶紧收拾行装，清洁旅债，还归你们的乡土？”文章的结尾更是充满激情地写道：“呵！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这段话，即使现在听来依然不乏鼓舞。 自“五四”以降，知识界普遍已认定农村是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农村就是改造中国社会。特别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晏阳初、梁漱溟两位先生分别在河北定县、山东邹平等地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影响可谓深远。建国后的上山下乡运动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和认识中国的方式。新世纪以来，温铁军、茅于轼等学者侧重于农村政经、金融层面的实践，亦取得诸多经验和实绩。而近年来由艺术家欧宁和学者左靖发起颇受瞩目的碧山计划及碧山共同体实践，既远绍民国时期的平民教育和乡建运动，又与上述历次历史运动有着很大不同。碧山计划的最大特点姑且概括为“艺术下乡”，但与政府组织的同名活动相去甚远。碧山计划的内容主要包括号召艺术家还乡居住、生活，举办艺术节，修建古屋，出版民艺杂志，复兴传统乡村礼俗，激活与更新民间设计等等，其实质更接近于日本和台湾的乡土民艺运动，并直接借鉴了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等活动的运行模式。很显然，这既是一场乡村建设实验，更是一个艺术行为，它是后现代背景下，本土与国际、传统与现代、艺术与生活的复杂对话与融合。借用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的策划人北川富朗的话，“比起土木工程、大型商业设施等方式，艺术依然是唯一能够尊重当地文化的适当手段。” 碧山所属的黟县，处于徽州文化的核心区域，不但风景秀丽，更是人文荟萃之地。大量明清民居和丰富的民艺遗存，为碧山计划提供了绝佳的实验场。碧山的同人们在这里一方面展开生活实践，同时对碧山地区的历史文化进行了全面普查和采访。《黟县百工》就是这一田野调查的结果，它由左靖带领安徽大学的学生历时两年多完成。“全书分馔饮、器物、生活、用具、礼俗、居屋和物什等七大类，对黟县人的生活方式进行全面整理，对每一项目的制作流程、工艺细节、历史源流、背后的工匠艺人以及他们的家庭状况都有详尽的记述。”——诚如欧宁在该书后记中所写，“这份田野考察记录，将成为非常有价值的原始材料，对于以后人们展开农村生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论述，引入外來力量进行文化保育和传统手工业的激活再生等工作均将大有助益。” 《周易·系词》云：“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几千年来，农人在大地上劳作，农具在大地上奔驰，生命的大风吹出天地的精神。在《黟县百工》中，有人馔饮，有人造屋，有人养蚕，有人杀猪，有人修自行车，有人打棺木、做寿衣……生老病死，日月轮回，这是一部众多日常图景组成的地方生活史，一部劳动书写的农事诗。 《黟县百工》记下民艺之美的同时，也记下了繁忙又寂寞的劳动生活。它写到制糖的女人，每日的生活就是灶台、糖水和糖油，仿佛冬眠一般，整个冬季与世隔绝，而竹编手艺人每天从上午八点到下午六点坐在那里一直不停地编织。有的劳动更是辛苦而危险，但尽管几度从屋顶跌落，翻漏师傅还是已经做了三十年。惟有双手劳动，才能慰藉心灵。于是，对远离家乡讨生活的徽人而言，普通的食桃亦是身边如火的柔情与思念；火桶更不仅是取暖的工具，也是一代代人温暖的记忆；寿材、寿衣做好以后，东家要给红包、喜糖，摆酒祝贺。《天工开物》有言：“诚意动天，心灵格物”，说的不正是这些吗？留住手艺，就是留住记忆和生活方式，就是对历史与万物应怀的温情与敬意。 美的内容需要美的容器，《黟县百工》的装帧设计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裸书脊，锁线装，四色全彩印刷，胶版纸、铜版纸、玉扣纸错综排印，每一章章前都有藏书票式的活页；全书分正册和“辑佚别册”两册，正册字体用康熙字典宋等设计字体，别册文字干脆用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福建宁化木活字印刷。这种古老的工艺恰恰是黟县曾有现已灭迹的，该书的制作补上这个遗憾，可以算是“黟县一百零一工”，获得“中国最美的书”称号自然是实至名归。在网络和电子阅读时代，纸质书本身也正日渐成为稀缺的艺术品。也只有像《黟县百工》这样恭敬、精致的手作，才能表达出文化本真的高贵与尊严。 礼失求诸野，每一次重返乡村的冲动，背后都隐含着都市梦想的破产。无论是道德、伦理，还是文化、生活，代表传统的乡土中国一直是对代表现代化的城市道路的修正。与各地赶农民上楼的普遍做法相对，我非常赞同主持郝堂村复建项目的孙君先生的理念：“把农村建的更像农村，拉大城乡价值体系。”农村是吾国吾民根基所系，归根复命的古老信念亦深植其间。但处在现代化、全球化、国家主义化等重重“损蚀冲洗下的乡土（费孝通语）”，是否有能力承担这些艰巨的使命？我们的“乡土复原（费孝通语）”能力又有几何？眼前美景吟不得，别有沉重上心头。 这也正是碧山计划面临的尴尬。城里人希望来碧山看星星，厌倦商业泛滥的旅游景区，但当地农民却喜欢路灯，希望碧山成为西递、宏村那样可以收门票赚钱的旅游景区，碧山计划无法回避“谁的乡村，谁的共同体”的提问，像北川富朗意识到的那样：“艺术并非目的，重要的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是否感到幸福和充实。”至于碧山计划更为远大而可敬的理想，诸如恢复乡村自治，把乌托邦想象变成可操作的现实政治，在中国现实语境下，可以想见注定无法实现。

也许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中国知识分子需要农村，更甚于中国农村需要知识分子。”又像黑大春诗歌中咏叹的，“原始的清醇的古中华已永远逝去……我只好紧紧依恋你残存的田园，我难分难舍地蜷缩在你午梦的琥珀里面……（《秋日咏叹》）”不过，化用同出江南的胡兰成《胡村月令》里的句子，乡土世界山河浩荡，纵有诸般不如意，亦到底敞阳。有梦的碧山终归胜过无梦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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