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受知識界追捧的“碧山計劃”已經擱淺一段時間了，藝術家歐寧也已由鄉村轉戰城市，來到山東煙臺，開啓了“廣仁計劃”。如今，再次回望寧靜而又喧囂的碧山村，爭議和思考仍在延續。瓦當的散文，梳理知識分子的田園夢想，頗有一股味道。黑大春的詩歌，與上述散文形成對應，帶給我們一種家園逝去的哀思。 1919年2月，李大釗在《青年與農村》一文中寄語“在都市裏漂泊的青年朋友們”：“都市上有許多罪惡，鄉村裏有許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鄉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幾乎是鬼的生活，鄉村中的活動，全是人的活動；都市的空氣污濁，鄉村的空氣清潔。你們爲何不趕緊收拾行裝，清潔旅債，還歸你們的鄉土？”文章的結尾更是充滿激情地寫道：“呵！青年呵！速向農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那些終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婦孺，都是你們的同心伴侶，那炊煙鋤影，雞犬相聞的境界，纔是你們安身立命的地方呵！”這段話，即使現在聽來依然不乏鼓舞。 自“五四”以降，知識界普遍已認定農村是中國社會的根本，改造農村就是改造中國社會。特別是上世紀三十年代，晏陽初、梁漱溟兩位先生分別在河北定縣、山東鄒平等地開展的鄉村建設運動，影響可謂深遠。建國後的上山下鄉運動改變了一代人的命運和認識中國的方式。新世紀以來，溫鐵軍、茅於軾等學者側重於農村政經、金融層面的實踐，亦取得諸多經驗和實績。而近年來由藝術家歐寧和學者左靖發起頗受矚目的碧山計劃及碧山共同體實踐，既遠紹民國時期的平民教育和鄉建運動，又與上述歷次歷史運動有着很大不同。碧山計劃的最大特點姑且概括爲“藝術下鄉”，但與政府組織的同名活動相去甚遠。碧山計劃的內容主要包括號召藝術家還鄉居住、生活，舉辦藝術節，修建古屋，出版民藝雜誌，復興傳統鄉村禮俗，激活與更新民間設計等等，其實質更接近於日本和臺灣的鄉土民藝運動，並直接借鑑了日本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等活動的運行模式。很顯然，這既是一場鄉村建設實驗，更是一個藝術行爲，它是後現代背景下，本土與國際、傳統與現代、藝術與生活的複雜對話與融合。借用日本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的策劃人北川富朗的話，“比起土木工程、大型商業設施等方式，藝術依然是唯一能夠尊重當地文化的適當手段。” 碧山所屬的黟縣，處於徽州文化的核心區域，不但風景秀麗，更是人文薈萃之地。大量明清民居和豐富的民藝遺存，爲碧山計劃提供了絕佳的實驗場。碧山的同人們在這裏一方面展開生活實踐，同時對碧山地區的歷史文化進行了全面普查和採訪。《黟縣百工》就是這一田野調查的結果，它由左靖帶領安徽大學的學生歷時兩年多完成。“全書分饌飲、器物、生活、用具、禮俗、居屋和物什等七大類，對黟縣人的生活方式進行全面整理，對每一項目的製作流程、工藝細節、歷史源流、背後的工匠藝人以及他們的家庭狀況都有詳盡的記述。”——誠如歐寧在該書後記中所寫，“這份田野考察記錄，將成爲非常有價值的原始材料，對於以後人們展開農村生活史、經濟史和文化史的論述，引入外來力量進行文化保育和傳統手工業的激活再生等工作均將大有助益。” 《周易·系詞》雲：“斫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幾千年來，農人在大地上勞作，農具在大地上奔馳，生命的大風吹出天地的精神。在《黟縣百工》中，有人饌飲，有人造屋，有人養蠶，有人殺豬，有人修自行車，有人打棺木、做壽衣……生老病死，日月輪迴，這是一部衆多日常圖景組成的地方生活史，一部勞動書寫的農事詩。 《黟縣百工》記下民藝之美的同時，也記下了繁忙又寂寞的勞動生活。它寫到製糖的女人，每日的生活就是竈臺、糖水和糖油，彷彿冬眠一般，整個冬季與世隔絕，而竹編手藝人每天從上午八點到下午六點坐在那裏一直不停地編織。有的勞動更是辛苦而危險，但儘管幾度從屋頂跌落，翻漏師傅還是已經做了三十年。惟有雙手勞動，才能慰藉心靈。於是，對遠離家鄉討生活的徽人而言，普通的食桃亦是身邊如火的柔情與思念；火桶更不僅是取暖的工具，也是一代代人溫暖的記憶；壽材、壽衣做好以後，東家要給紅包、喜糖，擺酒祝賀。《天工開物》有言：“誠意動天，心靈格物”，說的不正是這些嗎？留住手藝，就是留住記憶和生活方式，就是對歷史與萬物應懷的溫情與敬意。 美的內容需要美的容器，《黟縣百工》的裝幀設計可謂無所不用其極——裸書脊，鎖線裝，四色全綵印刷，膠版紙、銅版紙、玉扣紙錯綜排印，每一章章前都有藏書票式的活頁；全書分正冊和“輯佚別冊”兩冊，正冊字體用康熙字典宋等設計字體，別冊文字乾脆用的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福建寧化木活字印刷。這種古老的工藝恰恰是黟縣曾有現已滅跡的，該書的製作補上這個遺憾，可以算是“黟縣一百零一工”，獲得“中國最美的書”稱號自然是實至名歸。在網絡和電子閱讀時代，紙質書本身也正日漸成爲稀缺的藝術品。也只有像《黟縣百工》這樣恭敬、精緻的手作，才能表達出文化本真的高貴與尊嚴。 禮失求諸野，每一次重返鄉村的衝動，背後都隱含着都市夢想的破產。無論是道德、倫理，還是文化、生活，代表傳統的鄉土中國一直是對代表現代化的城市道路的修正。與各地趕農民上樓的普遍做法相對，我非常贊同主持郝堂村復建項目的孫君先生的理念：“把農村建的更像農村，拉大城鄉價值體系。”農村是吾國吾民根基所繫，歸根覆命的古老信念亦深植其間。但處在現代化、全球化、國家主義化等重重“損蝕沖洗下的鄉土（費孝通語）”，是否有能力承擔這些艱鉅的使命？我們的“鄉土復原（費孝通語）”能力又有幾何？眼前美景吟不得，別有沉重上心頭。 這也正是碧山計劃面臨的尷尬。城裏人希望來碧山看星星，厭倦商業氾濫的旅遊景區，但當地農民卻喜歡路燈，希望碧山成爲西遞、宏村那樣可以收門票賺錢的旅遊景區，碧山計劃無法迴避“誰的鄉村，誰的共同體”的提問，像北川富朗意識到的那樣：“藝術並非目的，重要的是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是否感到幸福和充實。”至於碧山計劃更爲遠大而可敬的理想，諸如恢復鄉村自治，把烏托邦想象變成可操作的現實政治，在中國現實語境下，可以想見註定無法實現。

也許正如錢理羣先生所說，“中國知識分子需要農村，更甚於中國農村需要知識分子。”又像黑大春詩歌中詠歎的，“原始的清醇的古中華已永遠逝去……我只好緊緊依戀你殘存的田園，我難分難捨地蜷縮在你午夢的琥珀裏面……（《秋日詠歎》）”不過，化用同出江南的胡蘭成《胡村月令》裏的句子，鄉土世界山河浩蕩，縱有諸般不如意，亦到底敞陽。有夢的碧山終歸勝過無夢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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