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2日，清廷頒佈退位詔書，長達269年的統治告一段落。

　　然而，從帝制到共和的轉身，並非一紙詔書那麼簡單。自清帝遜位那天起，一批滿族舊臣就暗中致力於恢復前朝舊制。其中，一位名叫鐵良的前清大員屢屢現身，張勳復辟時，他是溥儀的弼德院顧問；籌劃“僞滿洲國”時，他亦參與了活動。不過昔日的榮光已不可尋，正如袁世凱稱帝失敗後，報紙上介紹前清遺老們的復辟活動時的標題，“滿夢匪勢猖獗”—不管誰登基，人們已經不需要皇帝了。

　　目睹人人喊打的情形，不知鐵良會不會憶起當年他代表朝廷南巡的一段往事。那時的鐵良，風光無兩。

　　

　　鐵良南下

　　

　　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下詔招撫義和團，一口氣向11國宣戰，結果衆人皆知—八國聯軍侵佔北京，慈禧攜光緒倉皇西逃。

　　另一件令慈禧大跌眼鏡的事是，下詔後五天，以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盛宣懷爲代表的東南各省督撫，違背中央政府指令，非但不同列強開戰，反而與各國領事訂立了“互不侵犯”條約，史稱“東南互保”。千瘡百孔的大清已全然沒有了威信，這讓老佛爺始終耿耿於懷。

　　1903年12月，清廷應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建議，設立全國新軍編練領導機關“練兵處”，令慶親王奕劻總理，袁世凱會辦，鐵良以戶部侍郎的身份“襄辦”。顯然，清廷此舉除了強軍，更有收繳地方督撫兵權的深意。

　　練兵需要大筆經費，袁世凱的直隸拿不出來。於是，清廷決定向各省攤派，號召“各督撫務須不分畛域，共濟艱難”。另據盛宣懷在京師的眼線報告：“慈聖（慈禧）對練兵一事非常着急，因籌款事幾至寢食俱廢。”

　　但是，地方勢力經營多年，財務多已自成一體。指望地方主動“割肉”毫無可能，朝廷必須有人親自出馬推動此事。

　　鐵良就是執行這項急務的上好人選。

　　從履歷上看，鐵良並沒有多少引以爲傲的家史可以炫耀。他1863年出生，爲鑲白旗人。祖父曾爲江西吉安知府，但是隨着祖父和父親的相繼去世，家境敗落，最貧苦時鐵良之母曾命其拿三方舊硯臺出外售賣，終日未得一錢。無奈之中，鐵良只得放棄科舉，自研財經、軍事，後來從神機營月薪一兩的“書手”幹起，歷任通政司參議、大理寺少卿、戶部侍郎等，最高做到了陸軍部尚書，可謂一步一個腳印。

　　沒有顯赫背景而能步步高昇，自然是因爲其能力確有過人之處。據載，無論對於貿易、稅收，還是陸海軍建制、訓練等，鐵良“皆深研之而沿窺其奧祕”。根據美國駐南京副領事Gracey的說法，鐵良是一位“能幹、頭腦清楚、聰明敏銳、性格果斷”的強勢官員。

　　更可用的是，他一向是“滿人中深於種族之見者”，堅定維護朝廷舊制。據說，鐵良執掌陸軍部時，某司員彙報公務，說了當時最時髦的詞彙“改良”，鐵良立即問：“你剛纔說什麼？”該司員“懼而謝罪”。

　　1904年7月17日，朝廷頒佈諭旨，令鐵良南下考察江南製造局移廠一事，“順道將各該省進出款項，及各司庫局所利弊，逐一查明，並行具奏”。顯然，後一句話纔是重點。

　　地方對其用意也心知肚明。在鐵良的第一站—上海，當地的《警鐘日報》便以《民窮財盡何以堪此》爲題，指責鐵良此行是爲了“收括東南之財富以供北京政府之揮霍”。當時的兩江總督魏光燾還指示手下迅速造假清冊，彌補虧空。看上去，鐵良此行難度不小。可事實證明，擔心是多餘的。

　　8月20日，鐵良離京，先後前往上海、蘇州、南京、蕪湖、武昌等地，至次年年初返京時，八個省份最重要的財政來源“土膏捐稅”已被鐵良收歸中央；張之洞、魏光燾等督撫的勇營武裝，或被改編，或被解散；江南製造局的大筆經費及用人權亦被鐵良奪走。至此，地方勢力大爲削弱，中央實力一時猛增。回京後，鐵良復奏摺文長達萬言，詳明切實，慈禧太后大爲讚賞。

　　不過，更多的人對這個清廷能吏卻是切齒痛恨。1905年2月，鐵良南下任務完成，北返回京，路過河南安陽，因天色已晚，火車不能行走，鐵良只得下車乘轎前往城中的行館休息。途中，革命黨人王漢突然奔向轎前，向轎內連開三槍，卻均未擊中鐵良，隨後跳井自殺。

　　但是，革命黨並不是鐵良最大的威脅，勁敵纔剛剛浮出水面。

　　

　　遭遇勁敵

　　

　　1895年的袁世凱，心情想必不錯。

　　這一年，甲午戰爭以中國慘敗收場。李鴻章在馬關簽訂合約後，與伊藤博文、陸奧宗光閒談。李鴻章撫今追昔，一聲長嘆：“人才難得啊！”伊藤博文聽後問：“袁世凱現任何事？”李鴻章：“小差事，無足輕重。”伊藤博文說：“像袁世凱這樣的人才，竟然無足輕重，難怪沒有人才啊!”

　　後來，袁世凱在給其兄的信中頗爲得意地寫道：“弟自韓歸國，除二三摯友外，餘都白眼相加。自中外報紙記載伊藤與爵帥一席談，一般大人先生見之，鹹以青眼相加。”

　　早年以通商大臣暨朝鮮總督身份駐朝鮮時，袁世凱幾乎以一人之力多次抵制住了日本勢力的滲透。對於日暮西山的大清來說，思想新派、智略過人的袁世凱無疑是最迫切需要的人才，對此，喫了不少苦頭的日本人顯然看得很清楚。

　　同樣清楚的還有榮祿。

　　甲午戰爭末期，面對戰局，清廷已然意識到了編練新軍的重要性。1894年11月，清廷下令成立“督辦軍務處”承辦此事，步軍統領榮祿是三個會辦之一。1895年9月，袁世凱在京見到了榮祿。當時榮祿正在物色編練新軍的人物，便向他詳細諮詢最新的外國兵制，袁世凱即以德國陸軍制度詳細答之。榮祿聽了非常高興，立即把他推薦給李鴻章，兩人遂合奏於光緒。光緒隨即親自召見了袁世凱，並下令由他督練新建陸軍。

　　新建陸軍位於天津小站，袁世凱到任後，將其打造得有聲有色。7000人馬，清一色普魯士軍裝，煞是精神。全軍一律習新式洋操，根據德國陸軍條例、條令進行訓練。士兵年齡需在20到25歲之間，力氣要能平託100斤，走路要一小時走20裏，裝備也均是最新式的德國武器。同時，袁世凱還制定了嚴格的軍紀。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曾有一個軍官躲在田地裏吸食鴉片，被袁世凱發現，儘管這個軍官跪地求饒，但袁世凱依然拔出佩刀，當場手刃了此人，一時震動全軍。從此，再無人敢在軍中吸食鴉片。一番舉措下來，新建陸軍成了帝國最具戰鬥力的部隊。

　　袁世凱尤爲注重在軍中培植個人勢力。他先後物色來了北洋武備學堂的優秀畢業生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找來了正在丁憂的老相識、翰林院編修徐世昌，還有唐紹儀、王英楷等，均委以要職，引爲親信。這批人後來都跟隨袁世凱步入民國時代，顯赫一時。還有一種誇張的說法是，每天上下操集合時將領都要問士兵：“咱們喫誰的飯？”士兵齊聲回答：“咱們喫袁宮保的飯！” 官長又問：“咱們應該爲誰出力？”士兵又齊聲回答：“咱們替袁宮保出力！”

　　1902年，袁世凱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政務處參預政務大臣和練兵大臣，在保定編練北洋常備軍，辛亥革命時爲世人側目的“北洋六鎮”即從此孕育。這支部隊的主要將領，幾乎都是小站練兵時期袁世凱的嫡系軍官。

　　袁氏勢力擴張，滿族親貴當然有所警覺。1896年5月，御史胡景桂就曾彈劾袁世凱“徒尚虛文，營私蝕餉，性情妄謬，爲害一方”。清廷遂派榮祿去小站調查。深知袁世凱可用的榮祿不但給袁世凱洗刷了罪名，還稱讚袁世凱是“不可多得之員”。

　　及至1903年慶親王奕劻接替榮祿入主軍機處，袁世凱大肆行賄，這位素有貪名的王爺立即成了袁世凱的保護傘。末世大清，已經沒人能阻擋這個強人的崛起了。

　　不過，南下歸來的鐵良，顯然不這樣想。

　　

　　袁鐵之爭

　　

　　袁世凱並非不懂得避嫌，相反，爲打消滿人的疑心，他絞盡了腦汁。

　　

　　北洋軍建立後，袁世凱特意保奏鐵良爲京旗常備軍翼長，參與訓練新軍，以示討好滿人之意。就連練兵處“襄辦”，也是袁世凱保奏鐵良當上的。時人一度視鐵良爲“袁之爪牙”。

　　但是，袁世凱不知道，鐵良心中另有想法。“比朝眷日隆，乃思奪世凱之權，謂海外黨人排滿之說甚熾，以漢人久握軍事大權，甚非慎固根本之計也。”尤其是當鐵良南下歸來，發現籌來的軍餉多被練兵處會辦袁世凱用來充實北洋軍後，遏制其進一步擴張便成了鐵良的要務。

　　還是從糧餉發放開始。1905年，鐵良就任戶部尚書，隨即着手從財務上對北洋軍“鉤稽精核”，使得北洋糧餉捉襟見肘。同時，鐵良開始在軍中培養自己的勢力，他依靠留日歸來的多爾袞後代良弼聯絡士官學生，與袁世凱嫡系傾軋。對此，袁世凱大爲不滿。

　　1906年春夏之交，出洋考察憲政的五位大臣紛紛回國。8月26日，清廷召開御前會議，討論立憲事項，在這次會上，關於立憲緩急，鐵良和袁世凱又發生了一場爭論。鐵良無法反對已成共識的立憲潮流，但堅決反對袁世凱期待的“急進”。在他看來，主張設立大權獨攬的“責任內閣”、還想擔任副總理大臣的袁世凱，野心已昭然若揭。用鐵良一句直白的話說：“如乃公所謂立憲，實與立憲本旨不合”，“立憲非中央集權不可，實行中央集權非剝奪督撫兵權財權、收攬於中央政府則又不可”。最重要的還是維護滿人政權，這是鐵良貫徹終身的信條，而這顯然也最對朝廷的胃口。

　　袁世凱此時恨透了鐵良。隨後覲見慈禧，袁世凱聯合奕劻參了鐵良一本：“若不去鐵，新政必有阻撓。”結果弄巧成拙，西太后本來已經擬旨不讓鐵良等“反對派”再參加御前會議，但袁世凱的表現讓她馬上改變了主意，將此旨留中不發。鐵良轉危爲安，貼上“野心家”標籤的袁世凱卻成了衆臣攻擊的對象。據說，在一次會議上，醇親王載灃甚至掏出手槍直抵袁世凱胸前大聲說：“爾如此跋扈，我爲主子除爾奸臣！”經奕劻勸解，方纔作罷。

　　1906年11月，清廷頒佈上諭，設陸軍部，管轄一切軍務，任命鐵良爲該部尚書。袁世凱大勢已去，只得主動交歸北洋六鎮中的四鎮。次年，袁世凱被任命爲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明升暗降，失去了最後的軍權。

　　袁鐵之爭，鐵良已佔了上風，但最大的受益者無疑是清廷。曾擔任鐵良幕僚的惲寶惠曾一語道破天機：“鐵良敢於這樣做，仍由於宮廷之主持。慈禧太后之爲人，陰鷙而多智謀，對滿漢大臣能恩威並用，權不旁落，絕非一般婦女所能及。”

　　無論是袁世凱還是鐵良，都是慈禧的棋子。

　　一件小事頗能說明朝廷對鐵良的真實態度。鐵良擔任戶部尚書時，西太后命他兼任稅務督辦，鐵良稟奏道：“才力不及，事難兼顧，請收回成命。”先前對鐵良“大爲讚賞”的西太后大怒，厲聲責問道：“汝以一筆帖式在神機營當差，因看汝尚能辦事，施恩拔擢，以至今職。汝本無才力，何言不及，乃亦效漢員之浮文虛讓，以邀時譽，殊太不知好歹！”隨後還令奕劻擬旨將鐵良罷免，直至氣消才作罷。當時鐵良面無人色，一口一個“奴才糊塗”—事實上，從神機營書手到陸軍部尚書，爲滿人“排袁”集權，居功至偉的鐵良從未改變過“奴才”的身份，而且，鐵良愈爲朝廷集權，愈沒有翻身的餘地。

　　

　　前朝夢憶

　　

　　1908年11月，光緒和慈禧太后相繼離世，三歲的溥儀登基，執掌大清的變成了其父載灃。

　　載灃有足夠的理由恨袁世凱。一些民間演義中，光緒臨終之前向這位兄弟託付的唯一心願，就是殺掉當年“戊戌變法”的告密者袁世凱，載灃滿含熱淚，答應爲光緒“報仇”。實際上，即便沒有這層私人恩怨，載灃除掉袁世凱也勢在必行。當時“內外軍政，皆是袁之黨羽”，袁氏不去，對大權始終是個威脅。老大帝國風雨飄搖，載灃能信任的人實在不多。

　　1909年1月，載灃以“足疾”爲由，令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袁世凱開缺回籍。原本載灃是想殺掉袁世凱了事，奈何奕劻、張之洞等重臣以北洋軍可能起事爲由竭力求情，載灃這纔打消了決定。對袁世凱去職，鐵良自然歡喜。惲寶惠回憶道：“及太后既死，袁又被逐，鐵始心安。”

　　鐵良不會想到，這個消息同樣意味着他也走到了盡頭。惲寶惠回憶道：“當時載濤、毓朗想握軍權，以鐵爲軍事熟手，一切仗其指導協助。亦惟其是軍事熟手，所以不能不加以忌嫉。”根紅苗正的良弼此時也不滿屈居鐵良之下，每每離間皇叔載濤與鐵良的關係。袁世凱走了，鐵良成了皇室宗親們瞄準的下一個目標。而對於末世大清的一套潛規則，素來“不阿權要”的鐵良顯然沒有袁世凱在行。鐵良曾一度想拉攏慶親王奕劻，便像模像樣地在其生日時送以萬金，不料,收了袁世凱無數賄賂的奕劻頗有些嘲諷地問道：“此不是來開玩笑乎？”毫不買賬。

　　相對於罷免“禍患”袁世凱時遇到的阻力，朝廷除掉忠臣鐵良反倒順暢得多。1909年夏，朝廷突然將鐵良的禁衛軍訓練大臣免去，次年2月又將其陸軍部尚書罷免。鐵良閒居在家一年後，朝廷擔心他暗通北洋軍，又將他外放南京，擔任江寧將軍這個閒差。

　　至於鐵良的繼任者，新任陸軍部尚書蔭昌，之前竟然從未帶過軍隊，但正是這樣，皇室對其十分放心，認爲“遇事不致掣肘”。

　　鐵良，這位清廷能吏，終究被一個積重難返的專制政權，不分遠近親疏一併吞噬，其心跡如何，已不可知，耐人尋味的是其墓誌銘對此事的記載—“噎娼者以公門牆嚴峻，妨害其營私；憎惡者以公體性忠純，不與之朋比。於是機牙四出，釣謗飛謀，足使機隍不安，退出樞府。”將被免原因歸於犯了小人。

　　小人何來？終其一生，鐵良渾然不知。他從未懷疑過的兩個字，便是“君臣”。

　　1911年5月，清廷“皇族內閣”出臺，形勢急轉直下。10月10日，武昌一聲槍響，革命終成洪流。不到兩個月，全國十餘個省份宣佈獨立。鐵良聞訊“驚駭跳號，淚盡血出”，悲嘆“夫何濟哉！夫何濟哉！”隨即指揮清軍鎮守南京，後被革命軍擊敗潰逃。此前，朝廷命蔭昌率北洋軍開赴湖北，然而與袁世凱藕斷絲連的北洋軍卻不聽號令，無奈之下，載灃只得重新起用袁世凱。但帝國此時已進入了倒計時。

　　1912年1月，鐵良加入了旨在反對南北議和、反對清帝退位、反對起用袁世凱的滿族親貴組織“宗社黨”。他們一方面致信袁世凱，聲稱要與他“同歸於盡”；另一方面準備由鐵良帶軍南下與革命黨決一死戰。然而，隨着1月26日“宗社黨”領袖良弼遇刺，時局已不可逆轉。

　　1912年2月12日，清廷頒佈退位詔書，宗社黨黨徒紛紛出京。鐵良寓居天津租界內，開始了漫長的復辟活動，只是一切唯有徒勞。1938年，76歲的鐵良病逝於天津，他的墓碑上刻着“皇清誥授光祿大夫建威將軍前江寧將軍予諡莊靖滿洲穆爾察公墓誌銘”，依舊是昔日的頭銜。此時，大清已經終結了26年，他的老對手袁世凱也已經死了22年，時局的熱點早已換成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

　　最終，鐵良留給民國世界的，不過是前朝夢憶。

　　編 輯/趙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