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可謂最喜歡言說“歸去”的文人之一，“歸”、“歸去”或“歸去來兮”之類的詞在其詩詞文中出現的頻率極高。蘇軾鍾愛陶淵明的詩歌，尤其對陶氏的《歸去來兮辭》至爲喜愛，他不僅有檃栝改編《歸去來兮辭》的《哨遍》、有《歸去來引》及《和陶歸去來兮辭》，甚至遠謫惠州時，有居士卓契順不遠千里爲他捎來家書，感動之餘，他當即爲卓契順書寫了陶潛的《歸去來詞》以相贈，於此可看出陶潛的《歸去來兮辭》是非常能切中和契合蘇軾內在心理的觸媒，因此，筆者將蘇軾這種頻頻言歸的現象及其所折射的內心思想稱之爲“歸去來兮情結”。蘇軾的歸去來兮情結，既與其常年飄蕩、渴望安寧的生活及精神的棲息地有關，更直接呈現了他對於出處進退及處窮之道的思考。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和心理狀態下，蘇軾的歸去來兮情結的內涵有所不同，就求歸地點而言，蘇軾經歷了從“歸故山”到“歸田園”，再到“此心安處是吾鄉”的三個心理階段的變化。 一、 歸故山 蘇軾自21歲離開家鄉眉山，在此後四十餘年的人生裏，除了僅在母喪及父喪時兩次回蜀外，便再未返鄉。終其一生，蘇軾對家鄉都是十分想念的，在詩詞中，其思鄉及渴望還鄉的情懷常具體化爲“歸故山”。如“無可奈何新白髮，不如歸去舊青山”（《浣溪沙》、“蒼顏華髮，故山歸計何時決”（《醉落魄》）、“故山猶負平生約，西望峨嵋，長羨歸飛鶴”（《醉落魄》）、“故山知好在，孤客自悲涼”（《臨江仙》）、“天涯倦客，山中歸路，望斷故園心眼”（《永遇樂》）、“故山西望三千里，往事回思二十年”（《和宋肇遊西池次韻》）、“故山松柏皆手種，行且拱矣歸何時”（《送安淳秀才失解西歸》）等。以“故山”作爲家鄉的代名詞，既吻合了傳統文化中“山林”所代表的隱遁、出世之義，是對陶潛“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白居易“因話出處心，心期老巖壑”等前賢詩文的呼應；同時更是切實地指向蜀地及眉山多山的地理環境，甚至在許多時候故山就是指峨眉山，以上所引“故山猶負平生約，西望峨嵋，長羨歸飛鶴”便是一例明證。蘇軾回憶家鄉時，總好言及峨嵋，還不乏其例，如：“我家峨眉陰，與子同一邦”（《送楊孟容》）、“每逢蜀叟談終日，便覺峨嵋翠掃空”（《秀州報本禪院鄉分僧文長老方丈》）、“膠西高處望西川，應在孤雲落照邊。瓦屋寒堆春後雪，峨眉翠掃雨余天”（《寄黎眉州》）。峨眉山距離蘇軾的家鄉眉山僅80餘公里，乃天下名山，爲鍾靈毓秀之地，所謂“蜀國多仙山，峨眉邈難匹”，又不乏“蜀僧抱綠綺，西下峨眉峯。爲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這樣頗具傳奇色彩的世外高人隱居。唐代陳子昂、駱賓王、李白、杜甫、岑參、白居易等詩人都吟詠過峨眉。所以，峨眉山較之於眉山，似乎是一個更大的文化符號，也足以代表整個蜀地，蘇軾以峨眉山代指故山或故鄉，是爲家鄉尋找到了一個頗具指標性和知名度的符號，這充分反映了他以家鄉爲傲、眷念故鄉的心理，也透露出他嚮往山林的出世之思。 蘇軾對故鄉念念不忘，自然與他長年漂泊、居無定所的生活狀態有關，他對自己飄蕩不定的人生有非常深刻的體認，自稱“身如不繫之舟”。熙寧七年，他作詞《醉落魄》，雲“此生飄蕩何時歇，家在西南，長作東南別”；元豐七年，他回顧自己的生活爲“三十三年，漂流江湖，萬里煙浪雲帆”（《滿庭芳》）；元祐六年，他在送別友人時，慨嘆“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臨江仙》）；貶官赴嶺南途中，深感“四十七年真一夢，天涯流落淚橫斜”（《天竺寺》）；從海南北歸途中，感慨“漂零江海，身非己有，未知歸宿之地”（《與範元長十三首》）。正是遠離了故鄉且經年萍蹤不定，才讓蘇軾對家鄉的想念綿綿不絕，當然，“家鄉”這個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也已獲得了精神棲息地的意義，回家意味着身體與心靈的雙重休憩和安寧。 蘇軾對故鄉念念不忘，還與他渴望省親盡孝、情繫家族興衰的宗法觀念有直接關聯。雖父母雙亡，但雙親及髮妻的墳塋仍在眉山、不少親屬故舊也在眉山，作爲生活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受宗法觀念濡染的士大夫，蘇軾又焉能忘懷於鄉土？貶謫黃州時期，蘇軾在寫給堂兄蘇子安的尺牘中稱：“老兄嫂團坐火爐頭，環列兒女，墳墓咫尺，親眷滿目，便是人間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羨。”（《與子安兄七首其一》）“墳墓咫尺，親眷滿目”，這種“第一等好事”自然是必須回到故土才能實現。自登州還朝時，他針對祖墳邊的松樹被人偷伐的情況，特地囑託蘇子安等“甚煩照管”、“略往覷”，“當分明點數根槎，交付佃戶，免致接便偷砍也。不然，與出榜立賞，召人告偷斫者，亦佳”（《與子安兄七首其三》）。同時期，蘇軾在寫給鄉人的信中稱：“某去鄉十八年，老人半去，後生皆不識面，墳墓手種木已徑尺矣，此心豈嘗一日忘歸哉！”（《與鄉人一首》）自揚州還朝時，他修書蘇子安，表達想念：“弟久客倦遊，情懷常不佳。日望歸掃墳墓，陪侍左右耳。”（《與子安兄七首其四》）蘇軾不僅在尺牘中頻頻提及家鄉墳塋，在詩詞裏亦反覆致意於此，如《江城子》中的“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黃州寒食詩》中的“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也擬哭塗窮，死灰吹不起”。《滿庭芳》中慨嘆“家何在？因君問我，歸夢繞松杉”，所謂“歸夢繞松杉”，實是指夢迴松杉環繞的故鄉墳塋，表達的是祭奠、守護雙親亡靈之意。 遠離故鄉並未使得蘇軾骨子裏的宗法觀念有所減弱，歸掃墳墓及與子由兄友弟恭，皆根源於血緣天性，自不待言，他對眉山蘇氏家族的興衰也是頗爲關心的。貶居黃州時，他在寫給侄子蘇千乘的信件中稱：“家門凋落，逝者不可復，如老叔固已無望，而子明、子由亦已潦倒頭顱，可知正望侄輩振起耳。”（《與千乘侄一首》）得知侄子蘇千之應舉失利，他明確表達了失望及殷切的勉勵：“秋試又不利，老叔甚失望。然慎勿動心，益務積學而已。人苟知道，無適而不可，初不計得失也。”（《與千之侄二首其一》）貶居海南時，他叮囑在京師的侄孫蘇元老，“侄孫既是東坡骨肉，人所覷看。住京，凡百加關防”（《與侄孫元老四首其一》），其關切憐惜之意溢於言表。 蘇軾一直心繫故土，也有不得不還鄉的理由，但他始終未將“歸故山”的心願付諸於實際，原因是多方面的。貶謫的十餘年，待罪之身，行動無法自主，這是令其不得返鄉的客觀因素。在其餘二十餘年的爲宦生涯中，他許多時候都處於黨爭的風口浪尖，致君堯舜的理想、剛直要強的個性都使他難以驟然放下政治生活、迴歸故山做一個真正的隱者。蘇軾“奮勵有當世志”，而這種濟世之志又與個人的事功之心緊密相連，因此蘇軾的還鄉是以功成名就爲前提的，所謂“何日功成名遂了，還鄉，醉笑陪公三萬場”（《南鄉子》）。他雖然早已名揚天下，但這主要是文章之名，他對自己真正的期許似乎是，“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杭州召還乞郡狀》）。 另外，是否還鄉，也涉及到經濟條件、於子孫的發展有利與否等許多的現實問題。西蜀雖風景秀麗，但遙遠閉塞，亦是事實，蘇洵當年即有“恐我後世鄙且愚”，打算移居中原的想法。蘇軾在寫與族兄蘇子明的尺牘中，亦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在信中，他針對蘇子明“數滯留蜀中”的情形，提出建議：“何似一入來，寄家荊南，單騎入京，因帶少物來，遂謀江淮一住計，亦是一策。試思之，他日子孫應舉宦遊，皆便也。”（《與子明兄一首》）該建議從側面透露出，在蘇軾看來，居住蜀中，於“子孫應舉宦遊”是有所不便的。蘇軾也確曾考慮過返鄉的可行性，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杭州前，他向王慶源談及其致仕還鄉的規劃：“某爲郡粗遣，衰病懷歸，日欲致仕。既忝侍從，理難驟去，須自藩鎮乞小郡，自小郡乞宮觀，然後可得也。自數年日夜營此，近已乞越，雖未可知，而經營不已，會當得之。致仕有期，則拜見不遠矣。惟望倍加保嗇，庶歸鄉日猶能陪侍杖履上下山谷間也。”（《與王慶源十三首其十三》）在蘇軾的規劃中，致仕歸鄉須得遵循的路徑是“自藩鎮乞小郡，自小郡乞宮觀”，這一路徑是與蘇軾一貫惡驟變、求漸變的個性相吻合的，提舉某宮觀是隻領薪水不做事的閒職，也可以保障歸鄉後的經濟來源。蘇軾的規劃還是比較切實可行的，只是政治氣候變化之迅疾和莫測遠遠超出了他的想象，之後“兩年閱三州”的頻繁調動及遠謫嶺海的遭際永遠擱淺了他的歸鄉計劃。 二、 歸田園 對故鄉的想念伴隨了蘇軾的一生，不過，當發現還鄉之夢日漸渺遠時，他也在進行相應的心理調適。因烏臺詩案被貶黃州後，蘇軾的歸去來兮情結依然未變，只是此時他的求歸地點已從“歸故山”退而求其次爲“歸田園”。所謂“歸田園”，即只要擁有一定的田地以供耕讀，便可像陶淵明那樣歸隱終老，田園的所在地當然也不必再拘泥於家鄉了。被貶黃州前，蘇軾更多地是談歸故山，間或也提及歸田園，譬如：“不如歸去，二頃良田無覓處。歸去來兮，待有良田是幾時。”（《減字木蘭花》）此時蘇軾所向往的田園具有濃郁的牧歌化、理想化色彩，歸去來兮的呼籲也僅僅停留於口號，自然帶着一股瀟灑和乾脆。元豐二年十二月，蘇軾被貶爲黃州團練副使，因“不得籤書公事”、不敢多作詩文、不敢多與人交往，他成了事實上的閒人。他最初寄居於定惠院，後遷居城南長江邊的臨皋亭，其後友人馬正卿爲他請得城東的營房廢地數十畝，讓他開墾種植，此即東坡。他談及其耕種生活：“某見在東坡，作陂種稻，勞苦之中，亦自有樂事。有屋五間，果菜十數畦，桑百餘本，身耕妻蠶，聊以卒歲也。”（《與李公擇十七首其九》）正是這種從前未曾有過、像老農夫一樣的躬耕經歷，令蘇軾在心理上走近了陶淵明，開始將自己當下的生活與陶潛的“守拙歸園田”相提並論。他在信中告訴友人王定國：“近於側左得荒地數十畝，買牛一具，躬耕其中。今歲旱，米甚貴。近日方得雨，日夜墾闢，欲種麥，雖勞苦卻亦有味。鄰曲相逢欣欣，欲自號鏖糟陂裏陶靖節如何？”（《與王定國四十一首其十三》）。在詞作《江城子》中，他甚至視陶淵明爲前生，認爲自己的居住環境、生活方式、當下心態與陶淵明幾乎同出一轍： 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走遍人間，依舊卻躬耕。昨夜東坡春雨足，烏鵲喜，報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鳴，北山傾，小溪橫。南望亭丘，孤秀聳曾城。都是斜川當日境，吾老矣，寄餘齡。 至於迴歸故鄉的念頭，蘇軾並未完全打消，甚至憧憬有朝一日“或聖恩許歸田裏”，彼時則與衆鄉老往來徜徉、“對坐莊門喫瓜子炒豆”，但他也深知希望渺茫，所以在力求安於東坡躬耕之樂的同時，也設法消解自己的思鄉情懷。他告訴友人：“臨皋亭下不數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與範子豐八首其八》）其詩《晚遊城西開善院，泛舟暮歸二首其一》亦曰：“晚照餘喬木，前村起夕煙。棋聲虛閣上，酒味早霜前。遠謫何須恨，來遊不偶然。風光類吾土，乃是蜀江邊。”可以看出，蘇軾是通過尋找謫居地與家鄉的相似之處，來消除身在異鄉的隔膜感，從而在根本上消解地理上的家鄉概念。 無論是貶謫黃州及乞居常州時期，還是遠謫嶺海時期，蘇軾都在試圖將居住地營造成一個足以安樂終老的田園，並高歌“歸去來兮”。如從黃州赴汝州團練副使途中，他向神宗皇帝上表乞求“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粥，慾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乞常州居住表》），得蒙恩準後，蘇軾激動地寫道：“歸去來兮，清溪無底，上有千仞嵯峨。畫樓東畔，天遠夕陽多。老去君恩未報，空回首，彈鋏悲歌。船頭轉，長風萬里，歸馬駐平坡。”（《滿庭芳》）他又在詞作《蝶戀花》中借一老叟之口表達歸田之意：“溪叟相看私自語，底事區區，苦要爲官去。尊酒不空田百畝，歸來分得閒中趣。”謫居嶺南時，蘇軾更是大範圍地寫作和陶詩，對貶謫生活中的田園之樂反覆吟詠。雖然他力圖從自己的謫居與陶淵明的歸園田居中尋找高度的一致，但事實上，二人的“歸園田”卻有一些本質的不同。陶淵明是如“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一樣，毅然辭官、主動迴歸田園，其歸隱決心十分堅定，其田園體驗亦因之更顯自然本真。蘇軾則是因貶謫異地、歸故山無望，被迫過起了躬耕南畝的生活，即他本人所說的“老境所迫，歸計茫然，故所至求田問舍”（《與滕達道六十八首其三十五》）。由於是無奈回到田園，所以他對田園之樂的描述更多地帶有自我勸慰與開解的意味，在體驗田園的同時，心情又頗多矛盾與掙扎，作爲“劍外思歸客”的異鄉感是一直或隱或顯存在於其內心的。如貶謫惠州時，蘇軾描述其白雲峯新居，曰：“下臨大江，見數百里間。柳子厚雲：‘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丘也歟？’只此便是東坡新文也。”（《與陳伯修五首其五》）謫居儋州時，稱“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古真吾鄉”（《謫海南，作詩示子由》）。一方面如此表現安適達觀，另一方面蘇軾又稱不堪“謫居岑寂”，“但癡望沛澤北歸”，且在歲末年終之時，“感念聚散，不能無異鄉之嘆”或“會和無緣，不能無天末流離之念也”（《與程正輔七十一首其八、十四》）。因是無可奈何歸田園，所以一旦獲得重新啓用的機會，蘇軾的歸田之趣便會即刻讓位於致君堯舜之志，歸耕陽羨不足五個月，就應命出知登州，即爲顯證。當然，這絕不意味着蘇軾所體驗及所描述的田園之樂就是虛幻不實的，只是這種樂趣因時而變，帶有時效性。 還可注意的是，蘇軾被貶黃州與被貶嶺海時對田園生活的態度雖有諸多相似，如都持樂天知命觀，儘量從田園中體驗安適，亦儘量消除身處異鄉的隔膜感，但兩個時期仍存在一些差異。蘇軾從黃州的田園生活中體驗到的快樂較之嶺海時期，無疑更大也更真實。元豐七年四月，蘇軾離開黃州時，作詞《滿庭芳》留別鄰里諸子，詞雲“歸去來兮，吾歸何處？萬里家在岷峨”，抒發了不能還鄉的遺憾，但同時又囑託“江南父老，時與曬漁蓑”，表達了有朝一日重返黃州的願望。在與黃州友人的信中，蘇軾亦表示：“僕暫出苟祿耳，終不久客塵間，東坡不可令荒茀，終當作主，與諸君遊，如昔日也。”（《與潘彥明十首其六》）元祐元年，蘇軾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寄詞《如夢令》二首與黃州太守楊寀，再度抒發對黃州的想念，其一雲：“爲向東坡傳語。人在玉堂深處。別後有誰來？雪壓小橋無路。歸去，歸去，江上一犁春雨。”在這些文字裏，蘇軾儼然視黃州爲意欲歸去的理想田園，箇中雖有誇張與美化之嫌，但無疑表明，黃州時期耕種東坡、憩居雪堂的生活確實給他留下了不少美好的回憶。至於惠州與儋州，曾給過蘇軾“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爲死別；魑魅逢迎於海外，寧許生還”（《到昌化軍謝表》）的驚怖記憶，所以他對惠州與儋州的真實體驗恐怕遠不如在黃州時的豐富充盈，其書信中多次透露出的企盼北歸情緒，便很能說明一些問題。 三、 此心安處是吾鄉 蘇軾心目中的田園並不是一個空泛意義的隱居處所，它非常質實地指向一些具體的前提，即田地的確實存在，並且最好是可解決二十餘口人溫飽的良田，這從蘇軾乞居常州便可窺豹一斑。天真與實際在蘇軾身上是並存的，這一點亦屬正常人性，不必爲先賢諱言。不過，蘇軾一生實在太過飄蕩沉浮，歸故山縱然是遙遠的夢想，連覓一個穩定安適的田園終老，也鮮少可能。蘇軾並非一個習慣與享受飄泊的人，他一直在漂泊，又一直在渴望歸去，其求歸之地從故山退守至不拘於故鄉、謫居地的田園，最後退無可退、歸無可歸，便只能是“此心安處是吾鄉”了。元祐元年，蘇軾與自謫遷地嶺南返回京師的友人王定國相見，在詞作《定風波》裏，蘇軾生動地描述了與王之侍兒柔奴的一段對話：“萬里歸來顏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此心安處是吾鄉”一語所反映的隨緣任運思想，正好切合了蘇軾飽嘗沉浮之苦後的心理結構。在他處蘇軾對這種心安處即吾鄉的觀點又不斷地重申，如《臨江仙》中雲“塵心消盡道心平。江南與塞北，何處不堪行”、在海南時所寫的《和陶歸去來兮辭序》稱“蓋以無何有之鄉爲家，雖在海外，未嘗不歸云爾”。 心安處即家鄉的觀點完全消解了家鄉之所以爲家鄉的地理意義、宗族意義乃至文化意義，使“家鄉”成爲了一個內涵模糊、外延無限的概念，蘇軾試圖以此來消融並徹底根除自己的歸去意識，從而對抗經年飄泊所致的無根感。既然“家鄉”被置換爲心安之地，而不再指向外界的具體處所，那麼歸故山或歸田園就沒有太大必要了。 “此心安處是吾鄉”的前提是“心安”，那麼，如何才能“心安”呢？蘇軾曾“歸誠佛僧”，且從中體驗到“物我相忘，身心皆空”、“一念清淨，染污自落，表裏翛然，無所附麗”（《黃州安國寺記》）的境界。他也乞靈於道家的放任自然、與物俱化的思想，從中獲得“尚有此身，付與造物，聽其運轉，流行坎止，無不可者”（《與陳秀才三首其一》）的啓示。他也像一個真正耽於世俗生活的及時行樂者，訴求於醇酒美人：“君看今古悠悠，浮宦人間世。這些百歲，光陰幾日，三萬六千而已。醉鄉路穩不妨行，但人生，適情耳。”（《哨遍》）不過，即便如此，蘇軾內心中的孤寂、懷疑、憂懼、虛幻等情緒始終是真實存在、難以完全消弭的，對蘇軾而言，既然如何“心安”是一個永恆的課題，“歸去來兮”也便成爲一個永遠的念想。

（作者單位：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