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質疑《天氣之子》中，帆高選擇陽萊放棄東京是自私任性的選擇。然而作爲一向喜歡散文式、小清新風格的新海誠又想通過作品表達什麼呢？前面這種說法並不夠準確，一是帆高選擇陽萊並不代表他想毀掉東京；其二，帆高沒有資格替陽萊決定她的生命價值；其三，帆高沒有能力改變東京多年“不正常”的雨，但他有權利發自內心去挽留一條生命。《天氣之子》​帆高的“任性”很容易讓人拿它與《大魚海棠》做對比，更何況官博承認了《天氣之子》參考了《大魚海棠》的部分分鏡，難免有人會覺得帆高犯了和椿一樣的錯誤。撇開因果關係，這兩個故事最大的相似點在於主角“任性”。

我們什麼時候會定義一個人“任性”​，直白來說，就是當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發生衝突之後，選擇個人利益的那個人一定是要被全體譴責的；其次，無論情況如何，社會的價值秩序總是不厭其煩地告訴我們要爲集體讓步，必要的時候懂得犧牲，從來沒有人談個體的社會認同感去哪裏找？影片也是這樣的，《大魚海棠》的災難是因爲椿爲了報恩“任性”之下無意給村民們帶來的，然而東京“不尋常”的雨本身就是這座城市自人類出現後就一直存在的問題，陽萊只是具備這種減緩大雨的能力就要被推出去。

沒有人問過她願不願意，所有人都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但是生命本就沒理所當然的，更何況是理所當然地犧牲。陽萊願意貢獻自己是因爲她的善意，她不願意我們也沒資格譴責她的自私，善良不是綁架一個人必須犧牲的理由。

個人是否應該“過度”爲集體讓步？

在我所接觸到的日本文學、動畫、講說著作中，大多都會有意無意地強調英雄主義、社會責任感、個人生存空間以及集體利益。資源的稀缺促使了羣體細緻的分工合作，長期下來就孕育了“泛家族文化”，所謂的家族文化其實就是強調個體要爲家族做出讓步包括犧牲。因爲這種特殊能力​的羈絆，陽萊在相處過程中，潛意識把自己歸咎到這個圈子當中，所以服務羣體是她的社會價值。

新海誠不是第一個談到“如何處理個人利益跟集體利益的矛盾”，日本的集體主義是一種畸形不正常的思維存在，它是在資源匱乏、等級森嚴的社會秩序中萌芽的，日本父輩們的篤信讓這個畸形的集體主義在日本活躍了幾千年，直到二戰之後，戰爭打破了被包裹起來的“集體主義”，泡沫經濟的出現動搖了這一代年輕人的社會觀。

在2008年的時候，日本的電視臺做過一個羣衆調查——“如果未來發生戰爭，會不會爲國家犧牲？”本尼迪克特的理論會告訴你，日本人爲了天皇爲了信仰可以不顧一切，但事實上那是二戰前的日本人。正如戴季陶先生在《日本論》裏面，日本人已經開始崇尚個性，開始追求自我。前段時間日本下屬將老闆的頭按在火鍋湯裏的事情直接在微博炸了，只會隱忍是外人對日本新一代年輕人刻板的印象，誠哥來的目的就是要撕掉“被定下的標籤”。

集體主義的出現一定涉及到愛國主義，但如果一個王朝無法保佑它的子民，王是不是值得敬仰？一個國家只會讓它的子民去犧牲，羣衆該不該繼續擁護？在這份答卷中，日本的年輕人交出了他們所真情實感的答案。陽萊跟帆高只是代表部分年輕人發聲，那麼作品是在鼓勵個人主義捨棄集體主義嗎？要我說，這纔是新海誠高明、精妙、睿智的地方。

新海誠安排了帆高去打破陽萊被定下來的“宿命論”，他把陽萊的個人犧牲轉化爲可行可不行的，以及在天上的時候，帆高的“幫”只是問了陽萊願不願意。這都是在質疑——個人利益過分爲集體利益犧牲的必要性以及觀衆對能者多勞的刻板印象。

個人利益應該爲集體利益讓步，但讓到那種程度是新海誠藉着帆高提出的疑問，其次爲了凸顯“讓不讓”​的自主權，新海誠一開始就架空了陽萊必須犧牲的宿命。他很早就提出了東京那場雨並非陽萊所造成，在過程中又暗示陽萊並沒有直接改變羣體命運的能力，她只是擁有儘可能減少雨的能力，但這份能力不足以要她去當英雄。​

另一個是在我們過往所受到的教育裏面，經常被鞭策能者多勞，但能者多勞就對的嗎？可以說每個進職場的人，都會發出這樣的疑問，我有能力所以我就應該多做一些嗎？被需要是價值的體現，一個人只有被需要，才能更好地體現自我價值。但人可不可以多爲自己而活或者說通過自己來體現生命的價值。

我們之所以會覺得“陽萊的犧牲”​是值得的，是因爲我們會習慣性通過數量去估價，就像火車出軌的時候，我們更多強調的是生命的數量，而不是無辜的程度。什麼時候“陽萊的犧牲”會引起人們的警惕，我想應該得像《河神的新娘》，祭祀背後牽扯的不僅僅只是一個能力者的陽萊，還有更多被理所當然拿來犧牲的陽萊們。帆高所努力拯救的並不是陽萊的生命，而是被定好的命運。​

死亡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無法從容地離開

我在看的時候，發現《天氣之子》與《哪吒》有一點點共鳴，那就是不屈服被定下的命。拯救東京對於陽萊而言，就像桔梗莫名地被安排一生都要守護四魂之玉一樣，是佐佐木在民俗學提到的“召命型”巫女。

據《迷路》​所記載，只有成功受到巫病折磨的女性倖存者纔有資格成爲巫女。對於陽萊而言，直接被定名，被要求去犧牲則是另一種精神的折磨。如果有人告訴我，拿我去犧牲會減少暴雨。我可以犧牲，但我不甘心。

日本的“幽玄”​強調的是迴歸自然迴歸現實迴歸善，這是一種脫胎於物哀的官能美，人類確實是無法通過理性的知識獲得類似本質的東西。代表動畫如《蟲師》，影片有一回《吸露之羣》就向觀衆展現瞭如櫻花易逝的美，在大多數國人心中，生纔有意義，所以死掉的方式和心態並不重要。但在日本人的生死觀中，死亡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無法從容地死去。

日本人強調只有從容地死去才具備美感，那麼什麼是從容地死去？我這裏只能定義“被迫去犧牲的死亡”​並非自我的想法，所以這絕對不是從容的。儘管對於生死的概念理解不同，但中國和日本對於救贖的定義還是很明顯區分於西方的。西方式的救贖強調的是外在格式化，東方式的救贖則包含度人到度己再到度人的輪迴，陽萊是可以犧牲的，但這個決定權應該掌握在自己手中，然而如果她沒有一絲動搖，她就不會牽起帆高的手。

從芊芊世界退回內心的小木屋

新海誠的作品一直都在強調個體的表達，他需要的是“生活的美學”。不同於過往被定義的“社會美學”，它關注的是無法得到認可或者必須爲集體讓步的自我。

在這個時代裏，越來越多的人喜歡《月亮與六便士》《挪威的森林》《她和她的貓》，越來越多的人想逃離社會的禁錮，在大千世界找到一個可以容忍無所拘束的自己，正因爲現實沒有，所以他們到文學到影視裏追求詩和遠方。傷痛文學日益取代了戰時文學，成爲了現代人舔傷口自己安慰的方式。

新海誠的作品恰恰是傷痛文學中的一種，不過它比大多數文學作品更聰明的一點是消解了道德和負面情緒。《天氣之子》裏對暴雨是否對城市造成物質性的破壞，誠哥不談，他只是客觀地告訴了你暴雨會影響心情。當動畫隔開了個人選擇與城市利益的直接關係，觀衆對於陽萊的道德綁架則會降到最低。表面上是在講個人利益侵犯了集體利益，實際上是在陳述看似存在的矛盾不過是人們臆想出來的。這個時代已經強大到不需要個體盲目地犧牲，更不需要因爲拒絕犧牲而被譴責。

和平年代，我們需要的是保留自我。放縱內心的真實慾望，不單單只是《天氣之子》的特色，從《言葉之庭》到《君名》，新海誠一直都在強調釋放、越挫越勇的青春風度，從而來展現個體的生存空間。在資源匱乏、等級森嚴、過於壓抑的舊時代裏，我們被迫無條件地犧牲，然而在生活過得去，思想有空間的時代裏，個體也應該獨立存在。愛情是《天氣之子》的重點嗎？

我覺得不是的，但必須存在。少男少女確實是新海誠作品的一大亮點，如同前面所提到的——年輕人更喜歡傷痛文學。因爲正年輕，因爲還未入世，所以還有奮不顧身的勇氣和決心。

奮不顧身的反抗幾乎是新海誠所有作品的一大主題，《言葉之庭》是打破世俗的眼光，追逐真實的自己；《秒速五釐米》是割捨舊愛，告別過往的勇氣。這種抽離感的疼痛與日本“喪”文化不謀而合，然而喪的真正意義不在於墮落，而是越活越透徹。越接近事物的本質，反而越容易放得下。

“不尋常”的東京暴雨更像在暗示人類流浪、漂泊、無所定居的生活。盡頭在哪，新海誠也不知道，陽萊帆高更不可能知道了。但暴雨來不來臨、東京亡不亡，生活都還是得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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