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州御前雄威军——让蒙古铁骑都避不敢战的大宋孤军
西周的都城镐京被犬戎人攻陷过；汉唐时长安四郊的空气中，都曾充斥过匈奴、突厥和吐蕃等异族军人身上的膻腥味，其中吐蕃人还将这座当世首屈一指的巨城化为了人间地狱；五代到两宋时，另一座古都开封先后数次沦为契丹人和女真人手中的玩物；而在明朝时，瓦剌人、鞑靼人什么的在北京周边到处乱窜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我都懒得算有过几回。 不过上述这些异族通常只对中原的财富和人口感兴趣，对土地往往采取无视的态度，所以基本都是捞一票就跑。哪怕是“靖康之变”后的女真人也是如此——他们很快撤回了老家，只在北宋故地建立了个汉人傀儡政权而已（先是伪楚，张邦昌跑掉后又整出个伪齐）。可惜没出息的宋高宗赵构没本事也没心思收复失地，女真人才在10年后去而复返。 如果说有例外，那也只有蒙古人和满洲人，连五胡之乱都算不上——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五胡”早在汉末、三国时期基本都已内附，难道还指望这帮早就在中原安了家的胡人们造反后再跑回到塞外去？
唯有蒙古人对于土地的贪婪几乎是没有止境的。所以当他们强大起来以后，倒霉的邻居西夏和金国率先被一口吞下，然后蒙古人突然一个华丽的转身向西而去，居然开始了三次大规模的西征。 在此之前别说中原王朝了，就连匈奴、突厥、契丹这些曾经的塞外王者都瞧不上西边那片被大漠戈壁所覆盖的贫瘠土地。除了当地土著，不是被打惨了、无路可逃了，没谁闲的没事去理会那些破地方。可是蒙古人既不在乎也不挑，只要是马蹄弯刀所至之处，他们都要将其弄成自家的牧场。 于是蒙古铁骑浩浩荡荡的席卷而去，无一国、一地能稍膺其锋。他们向西北一路杀到多瑙河畔，向西南差点冲进埃及境内，唯有自家大汗的死讯才能阻止他们前进的脚步——要是窝阔台或是蒙哥能多活几年的话，天晓得这帮家伙最终会跑到哪里去。
蒙古人轰轰烈烈的三次西征，往返不知几万里、耗时超过40年。可是当他们凯旋归来的时候，却赫然发现距离他们咫尺之遥的那个以懦弱、怯战闻名的南宋王朝，居然还活蹦乱跳的活得好好的不说，还把蒙古人的大汗给弄死了？ 这就没法忍了。蒙古大军开始蝗虫般的蜂拥南下，终于在将近20年后，才把南宋彻底灭掉。 可即便如此，在华夏的西南一角仍有一支坚持奉南宋为正朔的孤军在奋战，而且打得蒙古人痛彻心扉，甚至到了惹不起躲得起的地步。 这支军队就是大宋、或者说杨氏的播州御前雄威军。 御前雄威军的由来——羁縻制度下的土司兵。 明朝万历年间，有个叫杨应龙的家伙在播州造反。此后官府花了10年时间，靡费兵力、财力无数才将其干掉，还顺手革除了杨氏在播州地区已经世袭了724年的统治权。
724年啊！杨氏刚发达的时候，皇帝还姓李呢！这期间国兴朝灭不知凡几，皇帝也不知道换了几个姓，结果这帮姓杨的土鳖差个两百来年就能搞成“千年一系”了，你说朱翊钧（万历皇帝）气不气？不弄死杨应龙就有鬼了。 播州杨氏为啥这么牛？这还要从源远流长的羁縻制度说起了。 如今翻开历史上各大王朝的地图，总会觉得我们的祖先很牛，国土面积超过千万平方公里就有好几个。其实吧，这里边除了清朝，其他王朝的疆域都很扯——比如我们经常会看到诸如“西域都护府”（汉）、“安西都护府”、“辽城州都督府”（唐）、“总制院辖地”（元）、“奴儿干都司”（明）这种和寻常的州郡、府道、行省比起来块头要大出好多的行政区划。而这些地方，其实就是羁縻区。 所谓羁縻，就是由中央派遣军事力量驻扎并实施威慑（即实施军管），地方行政长官由当地部族首领世袭，内部事务自治。羁縻州不对中央政府纳税，但须进贡，同时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如效忠、提供驻军军费、物资等。用大白话说就是羁縻区内官员世袭、领地自治，朝廷在这儿说话跟放屁没啥区别，想弄点赋税徭役更是不可能的。至于称臣纳贡要么看心情，要么看朝廷派来的驻军厉不厉害，一旦心情糟糕了或是驻军怂包了，那一定会造反揍你丫的！
所以将羁縻区算进领土的理由很牵强，朝廷就图个脸面好看，实际上是赔本赚吆喝，得不偿失是常有的事。 因为羁縻地区只军管不治民，所以羁縻区的安危就取决于中央政府以及驻军的强弱。比如之所以会出现“国恒以弱丧，而汉以强亡”，那是因为汉朝的边军始终很强大，即便在汉末董卓、马腾、韩遂等军头还能把想造反的家伙统统弄死。唐朝就差点意思了，怛罗斯一战的惨败本就让四方蛮族蠢蠢欲动，安史之乱后大批边军内调，更是让一大堆都护府纷纷沦陷，大唐王朝几乎在瞬间失去了半壁江山。至于元朝的各种“辖地”，老朱家一上台就大都摇身一变成了各种“都司”，然后该干啥继续干啥。唯有到了清朝出了个狠人皇帝胤禛，把明朝死活搞不定的“改土归流”一杆子捅到底，从此盘踞在中华大地近两千年的羁縻区才逐渐销声匿迹。 不过羁縻区也不都是天生反骨、成天闹妖。像唐初时回纥降顺，李世民便在其故地设六府七州，实行羁縻统治，此后回纥虽然建国，但仍然帮助唐朝平定了安史之乱。明朝时倭寇肆虐东南，卫所兵早已腐朽不堪战，朝廷能够依靠的除了“俞龙戚虎”等本土名将外，就剩下了以广西狼兵和湖广土兵为代表的土司兵。
而我们前边说到的播州御前雄威军，其实就是南宋时期在西南羁縻区的“土司兵”——当然这里的“土司”指的不是元朝才出现的官衔，而是指在边疆地区“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的在实际上割据一方的“土皇帝”，播州杨氏便是如此。 除了杨应龙等寥寥无几的败类外，播州杨氏“累世恪守忠节”。 前段时间我写过关于唐朝与南诏之战的文章。当李世民大帝的子孙连区区南蛮都打不赢，被其攻城略地束手无策之后，只能无助的招募“志愿者”去收复刚被南诏王酋龙占领的播州（今贵州遵义），并对成功者许下了“永镇斯土”的承诺。 时任越州（今浙江绍兴）太守的阳曲人（今山西阳曲）杨继动心了，于是他招募了亲族好友率数千人千里西进赶赴遥远偏僻的黔中道。乾符三年（公元876年），杨端驱逐了酋龙、收复了播州，唐僖宗也兑现了诺言，封杨端为播州侯，永守播州。
这便是杨氏世袭播州之主724年之始。 杨氏的到来给尚处于刀耕火种阶段的播州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与文化，促进了当地的发展与繁荣。可是随着唐亡及其后五代乱世的到来，杨氏不仅与中原的汉家文明失去了联系，不得不通过通婚等方式加强与当地土著的联系，使得“唐哀统治北移，播州没于蛮”（《杨氏家传》明·宋濂），还连续遭到南诏（以及后来的大理等）的侵略，数代家主殒于守土之役。北宋成立后，杨氏尊祖训献土归附，获授播州宣抚使、置遵义军，播州杨氏再度回归中原。 不过跟唐朝时一样，播州还是杨家才说了算的地盘——也就是前文说的“羁縻”。 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北宋名将杨业之孙杨充广在南征时，与杨氏家主杨昭有了交情，便将儿子杨贵迁过继给无后的杨昭。杨昭死后，杨贵迁便成了杨氏的第七代家主，自此世守播州者，就成了“杨家将”的后代。
南宋末年杨氏迎来了辉煌的顶点，这个放在后边再说。第十六代家主杨邦宪被迫降元后，蒙古人给了这个曾经很难缠的老对手以很高的礼遇，不但仍默认其为播州之主，还在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将其由安抚司升为宣抚司。其辖地包括19个长官司和诸苗峒寨，北至秦江、南平，南至六洞、柔远，东至沿河佑溪，西越赤水河，包括了今天的贵州东北部和重庆綦江等地。杨氏也投桃报李，第十七代家主杨汉英随元军远征云南、缅甸，平定了罗闽部奢节、宋隆济以及黄平等地叛乱，获赐名“赛英不花”，封播国公。 不过元末天下大乱时，杨家的表现跟南宋末年就大相径庭了——第二十二代家主杨铿眼见蒙古人要完蛋，立马就近投靠了明玉珍——老明弄出的大夏国，国都就在重庆，跟杨家是邻居。 一般情况下，病急乱投医都没什么好下场，杨铿的选择也是如此。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朱元璋派兵攻蜀灭掉了夏国，杨铿虽然立马“弃暗投明”、保住了播州宣慰使的头衔，但老朱的心眼很小，对当年一起造蒙古人反的“革命战友”及其附庸都没啥好印象，基本上能弄死的统统一个不留。
不过播州这个地方山高林密、易守难攻，杨氏显然很不容易弄死。于是老朱只好眼不见心不烦，继续让他们当土司。不过从此杨氏与朝廷的关系肯定无法像从前几百年那样亲密，所以才有了后来杨应龙的叛乱。 播州杨氏724年辉煌的顶点——以己之长攻敌之短，打得蒙古人郁闷无比。 在我们的印象中，无论北宋南宋对外都懦弱至极，其实这可能是种错觉——宋人还是挺“刚”的，无论是宋辽战争、宋金战争还是宋蒙战争其实都是他们率先挑起的。只不过宋人善于“挑事”却没本事“平事”，所以才落得个成天挨揍的下场。 比如宋蒙联手灭金以后，本来两国关系还算不错。可是刚打了场胜仗的宋理宗赵昀却飘了，无视两国在战斗力上的巨大差距，悍然提出“规复三京之议”向蒙古人打响了第一枪。
这还有个好？三京自然没规复成，北伐军也被当兔子撵得到处都是，更可怕的是蒙古人的报复说来就来了。 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蒙古大军分三路从四川、荆襄、两淮大举攻伐南宋，其中四川的局面最为危急。蒙古人很快攻克了重镇沔州，四川制置使赵彦呐被围于青野原（今陕西略阳）——老赵可是四川宋军的主帅，他要是完蛋了基本就意味着大宋朝的西部防线彻底崩溃。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播州杨氏第十四代家主杨价站了出来： “端平中，北兵犯蜀，围青野原。价曰：‘此主忧臣辱时也，其可后乎？’乃移檄蜀阃，请自效。”（《杨氏家传·卷十一》） 话说这事也就杨价这种在实际上割据一方的土皇帝才干得出来——两宋的武将基本都混得跟灰孙子没啥区别，要是没有皇命以及文官的许可别说擅自出兵了，大声吆喝两嗓子都可能被当成想造反而倒霉。不过也正是因为杨价有着充分的自主权，才使得他有机会及时逆转战局。
杨价麾下的播州军，皆仿效三国时蜀汉的“无当飞军”组建——即以精壮蛮人为主要兵源，士卒身披铁甲，翻山越岭如履平地，擅长使用弓弩和毒箭，精于守御和山地作战。更重要的是，播州军是杨氏的私军，说白了就是军奴，生死荣辱系于主人一念之间。在战场上，宋军或者蒙古军可能会胆怯、会抗命、会逃跑、会投降，唯独军法严酷的播州军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们只要出战就只会有两种结局——要么取得胜利，要么去死。而且播州兵还按照杨氏的命令在右手虎口刺下“忠勇”二字，以示对大宋皇帝的忠心，因此播州军又被称作“涅手军”。 所以杨价才能仅靠5000播州兵，在利州都统制曹友闻的配合下就顺利的给赵彦呐解了围。此后杨价主动请缨镇守入蜀的最后一道咽喉要地阳平关（今陕西宁强），并在名将汪世显率领的数万蒙军狂攻猛打下坚守了一月有余，汪世显用尽了十八般手段却除了损兵折将外一无所获，不得不悻悻撤兵。阳平关保卫战的胜利终于打出了播州军的威名，使得四川战场的形势有了根本性的好转，大喜之下的赵昀加封杨价为武功大夫，并为播州军赐名“御前雄威军”，以示将这支杨氏的私家土兵划入朝廷的禁军行列。
然并卵，播州军除了换了个好听的名字、给皇帝添了两分面子以外，还是除了杨氏谁也指挥不动。 此后杨价一直率军战斗在抗蒙一线，曾在马鞍山（今四川石棉附近）三败蒙军，生擒大将秃懑于大渡河；协防宣汉，九战九捷，在金沙江畔再擒蒙将阿里。 宝佑四年（公元1256年），蒙古第二次南征，四川的形势更加危急，嘉定府（府治在今四川乐山）、成都等重镇先后陷落，只剩下个重庆府岌岌可危。此时播州杨氏第十五代家主杨文向四川制置使、南宋名将余玠献上保蜀三策： “近思利，阆之阎，节次经理三关，为久驻计，此为上策；于诸路险要去处，众口城筑，以为根底，此为中策；至于保一江以自守，敌去敌来，纵其所之，此为下策。”（摘自《杨文神道碑》） 余玠经过反复斟酌，最终采纳了杨文所献的中策，并由同样来自播州的冉氏兄弟主持修筑了赫赫有名的钓鱼城。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亲率十万大军兵临钓鱼城下，狂攻半年毫无寸进不说，蒙哥汗还身受重伤而死，导致已经席卷中东直奔埃及杀去的旭烈兀不得不撤军东归参与蒙古大汗之争。钓鱼城之战的胜利不但为南宋再续20多年的国运，还间接拯救了阿拉伯世界，于是钓鱼城被感激不尽的阿拉伯人称为“东方的麦加”，而欧洲人则将其称作“上帝的折鞭处”。
杨文献计修了钓鱼城，结果收获宋蒙之战中前所未有的大捷，于是他又在播州选择了地势更为险要的龙岩山修筑了一座山城防御工事——海龙屯。景定三年（公元1262年）海龙屯完工，播州已成金汤之城，对蒙古人严阵以待。 在此后的十几年中，蒙军数度兵临播州边境，却始终踟蹰不前，甚至宁可绕道广西抵达川东，也绝不踏足播州一步。 蒙古人这是怕了播州军？其实还真是这么回事。 如果把战场放在旷野平原，哪怕播州军再悍不畏死，最终也难逃被蒙古大军的铁蹄踏成肉酱的下场。可是蒙古人跟播州军也算打了好几十年交道了，这帮看上去更野蛮、更不开化的土兵一点都不傻，不是躲在险关要隘里死守，就是领着他们钻林子、爬悬崖，不是挖陷阱、下套子，就是放毒箭、打伏击，就是不跟蒙古人正经打仗。仗着快马强弓横行欧亚大陆所向无敌的蒙古人，在播州军面前像是被捆住了双手，十分本领使不出半分，反倒憋屈难受得不行不行的，最终的结果就是损兵折将，却拿播州军一点办法都没有。
其实播州军非常类似现代军队中的山地步兵，蒙古人则相当于重型机械化部队。在西南这个播州军的主场，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播州军以己之长攻敌之短，蒙古人自然怎么都打不赢。 再者有了钓鱼城的教训，面对险峻难攻更胜一筹的海龙屯蒙古人瞅一眼都打怵，当然会能躲多远就躲多远。 于是直至南宋亡国，整个华夏大地上蒙古大军的铁蹄唯一无法踏足的地方，只有播州。 大厦已倾，独木难支——播州杨氏在走投无路下被迫降元。 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襄阳陷落，次年的丁家洲之战中，宋军的最后一支主力部队被击溃，至此大势已定，南宋灭国已不可避免。 这时候病急乱投医的南宋朝廷想起了那支在西南战场上所向披靡的“御前雄威军”，于是下诏播州出兵勤王、拱卫京师。杨文之子、播州杨氏第十六代家主杨邦宪倾其所有拼命东进，然而播州到临安关山千里，其间尽是“元占区”，离开了西南大山掩护的播州军也远没有南宋朝廷想象的那么强大，于是尽管伤亡惨重，他们还是没能按期赶到江南赴援。 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临安陷落，南宋亡国。
杨邦宪率军返回播州后，仍奉南宋为正朔闭关自守，元军屡屡来攻却一无所获。于是在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景炎元年始自1276年5月），元世祖忽必烈以中原之主的名义遣使诏杨氏内附，并许以不计前嫌、继续世袭播州的条件。已为南宋竭尽臣节、走投无路的杨邦宪大哭三日后携播州、珍州、南平三州军民降元，喜出望外的忽必烈加封杨邦宪为绍庆、珍州、南平宣抚使，并追赠老冤家杨文为播国公。
无论如何，播州作为非直辖领土的羁縻区，杨氏作为半割据状态的土司，也算是对得起大宋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