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州御前雄威軍——讓蒙古鐵騎都避不敢戰的大宋孤軍
西周的都城鎬京被犬戎人攻陷過；漢唐時長安四郊的空氣中，都曾充斥過匈奴、突厥和吐蕃等異族軍人身上的羶腥味，其中吐蕃人還將這座當世首屈一指的巨城化爲了人間地獄；五代到兩宋時，另一座古都開封先後數次淪爲契丹人和女真人手中的玩物；而在明朝時，瓦剌人、韃靼人什麼的在北京周邊到處亂竄已經成了家常便飯，我都懶得算有過幾回。 不過上述這些異族通常只對中原的財富和人口感興趣，對土地往往採取無視的態度，所以基本都是撈一票就跑。哪怕是“靖康之變”後的女真人也是如此——他們很快撤回了老家，只在北宋故地建立了個漢人傀儡政權而已（先是僞楚，張邦昌跑掉後又整出個僞齊）。可惜沒出息的宋高宗趙構沒本事也沒心思收復失地，女真人才在10年後去而復返。 如果說有例外，那也只有蒙古人和滿洲人，連五胡之亂都算不上——匈奴、鮮卑、羯、氐、羌這“五胡”早在漢末、三國時期基本都已內附，難道還指望這幫早就在中原安了家的胡人們造反後再跑回到塞外去？
唯有蒙古人對於土地的貪婪幾乎是沒有止境的。所以當他們強大起來以後，倒黴的鄰居西夏和金國率先被一口吞下，然後蒙古人突然一個華麗的轉身向西而去，居然開始了三次大規模的西征。 在此之前別說中原王朝了，就連匈奴、突厥、契丹這些曾經的塞外王者都瞧不上西邊那片被大漠戈壁所覆蓋的貧瘠土地。除了當地土著，不是被打慘了、無路可逃了，沒誰閒的沒事去理會那些破地方。可是蒙古人既不在乎也不挑，只要是馬蹄彎刀所至之處，他們都要將其弄成自家的牧場。 於是蒙古鐵騎浩浩蕩蕩的席捲而去，無一國、一地能稍膺其鋒。他們向西北一路殺到多瑙河畔，向西南差點衝進埃及境內，唯有自家大汗的死訊才能阻止他們前進的腳步——要是窩闊臺或是蒙哥能多活幾年的話，天曉得這幫傢伙最終會跑到哪裏去。
蒙古人轟轟烈烈的三次西征，往返不知幾萬裏、耗時超過40年。可是當他們凱旋歸來的時候，卻赫然發現距離他們咫尺之遙的那個以懦弱、怯戰聞名的南宋王朝，居然還活蹦亂跳的活得好好的不說，還把蒙古人的大汗給弄死了？ 這就沒法忍了。蒙古大軍開始蝗蟲般的蜂擁南下，終於在將近20年後，才把南宋徹底滅掉。 可即便如此，在華夏的西南一角仍有一支堅持奉南宋爲正朔的孤軍在奮戰，而且打得蒙古人痛徹心扉，甚至到了惹不起躲得起的地步。 這支軍隊就是大宋、或者說楊氏的播州御前雄威軍。 御前雄威軍的由來——羈縻制度下的土司兵。 明朝萬曆年間，有個叫楊應龍的傢伙在播州造反。此後官府花了10年時間，靡費兵力、財力無數纔將其幹掉，還順手革除了楊氏在播州地區已經世襲了724年的統治權。
724年啊！楊氏剛發達的時候，皇帝還姓李呢！這期間國興朝滅不知凡幾，皇帝也不知道換了幾個姓，結果這幫姓楊的土鱉差個兩百來年就能搞成“千年一系”了，你說朱翊鈞（萬曆皇帝）氣不氣？不弄死楊應龍就有鬼了。 播州楊氏爲啥這麼牛？這還要從源遠流長的羈縻制度說起了。 如今翻開歷史上各大王朝的地圖，總會覺得我們的祖先很牛，國土面積超過千萬平方公里就有好幾個。其實吧，這裏邊除了清朝，其他王朝的疆域都很扯——比如我們經常會看到諸如“西域都護府”（漢）、“安西都護府”、“遼城州都督府”（唐）、“總制院轄地”（元）、“奴兒干都司”（明）這種和尋常的州郡、府道、行省比起來塊頭要大出好多的行政區劃。而這些地方，其實就是羈縻區。 所謂羈縻，就是由中央派遣軍事力量駐紮並實施威懾（即實施軍管），地方行政長官由當地部族首領世襲，內部事務自治。羈縻州不對中央政府納稅，但須進貢，同時也負有一定的責任，如效忠、提供駐軍軍費、物資等。用大白話說就是羈縻區內官員世襲、領地自治，朝廷在這兒說話跟放屁沒啥區別，想弄點賦稅徭役更是不可能的。至於稱臣納貢要麼看心情，要麼看朝廷派來的駐軍厲不厲害，一旦心情糟糕了或是駐軍慫包了，那一定會造反揍你丫的！
所以將羈縻區算進領土的理由很牽強，朝廷就圖個臉面好看，實際上是賠本賺吆喝，得不償失是常有的事。 因爲羈縻地區只軍管不治民，所以羈縻區的安危就取決於中央政府以及駐軍的強弱。比如之所以會出現“國恆以弱喪，而漢以強亡”，那是因爲漢朝的邊軍始終很強大，即便在漢末董卓、馬騰、韓遂等軍頭還能把想造反的傢伙統統弄死。唐朝就差點意思了，怛羅斯一戰的慘敗本就讓四方蠻族蠢蠢欲動，安史之亂後大批邊軍內調，更是讓一大堆都護府紛紛淪陷，大唐王朝幾乎在瞬間失去了半壁江山。至於元朝的各種“轄地”，老朱家一上臺就大都搖身一變成了各種“都司”，然後該幹啥繼續幹啥。唯有到了清朝出了個狠人皇帝胤禛，把明朝死活搞不定的“改土歸流”一杆子捅到底，從此盤踞在中華大地近兩千年的羈縻區才逐漸銷聲匿跡。 不過羈縻區也不都是天生反骨、成天鬧妖。像唐初時回紇降順，李世民便在其故地設六府七州，實行羈縻統治，此後回紇雖然建國，但仍然幫助唐朝平定了安史之亂。明朝時倭寇肆虐東南，衛所兵早已腐朽不堪戰，朝廷能夠依靠的除了“俞龍戚虎”等本土名將外，就剩下了以廣西狼兵和湖廣土兵爲代表的土司兵。
而我們前邊說到的播州御前雄威軍，其實就是南宋時期在西南羈縻區的“土司兵”——當然這裏的“土司”指的不是元朝纔出現的官銜，而是指在邊疆地區“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統其兵、世襲其職、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的在實際上割據一方的“土皇帝”，播州楊氏便是如此。 除了楊應龍等寥寥無幾的敗類外，播州楊氏“累世恪守忠節”。 前段時間我寫過關於唐朝與南詔之戰的文章。當李世民大帝的子孫連區區南蠻都打不贏，被其攻城略地束手無策之後，只能無助的招募“志願者”去收復剛被南詔王酋龍佔領的播州（今貴州遵義），並對成功者許下了“永鎮斯土”的承諾。 時任越州（今浙江紹興）太守的陽曲人（今山西陽曲）楊繼動心了，於是他招募了親族好友率數千人千里西進趕赴遙遠偏僻的黔中道。乾符三年（公元876年），楊端驅逐了酋龍、收復了播州，唐僖宗也兌現了諾言，封楊端爲播州侯，永守播州。
這便是楊氏世襲播州之主724年之始。 楊氏的到來給尚處於刀耕火種階段的播州帶來了先進的技術與文化，促進了當地的發展與繁榮。可是隨着唐亡及其後五代亂世的到來，楊氏不僅與中原的漢家文明失去了聯繫，不得不通過通婚等方式加強與當地土著的聯繫，使得“唐哀統治北移，播州沒於蠻”（《楊氏家傳》明·宋濂），還連續遭到南詔（以及後來的大理等）的侵略，數代家主殞於守土之役。北宋成立後，楊氏尊祖訓獻土歸附，獲授播州宣撫使、置遵義軍，播州楊氏再度迴歸中原。 不過跟唐朝時一樣，播州還是楊家才說了算的地盤——也就是前文說的“羈縻”。 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北宋名將楊業之孫楊充廣在南征時，與楊氏家主楊昭有了交情，便將兒子楊貴遷過繼給無後的楊昭。楊昭死後，楊貴遷便成了楊氏的第七代家主，自此世守播州者，就成了“楊家將”的後代。
南宋末年楊氏迎來了輝煌的頂點，這個放在後邊再說。第十六代家主楊邦憲被迫降元后，蒙古人給了這個曾經很難纏的老對手以很高的禮遇，不但仍默認其爲播州之主，還在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將其由安撫司升爲宣撫司。其轄地包括19個長官司和諸苗峒寨，北至秦江、南平，南至六洞、柔遠，東至沿河佑溪，西越赤水河，包括了今天的貴州東北部和重慶綦江等地。楊氏也投桃報李，第十七代家主楊漢英隨元軍遠征雲南、緬甸，平定了羅閩部奢節、宋隆濟以及黃平等地叛亂，獲賜名“賽英不花”，封播國公。 不過元末天下大亂時，楊家的表現跟南宋末年就大相徑庭了——第二十二代家主楊鏗眼見蒙古人要完蛋，立馬就近投靠了明玉珍——老明弄出的大夏國，國都就在重慶，跟楊家是鄰居。 一般情況下，病急亂投醫都沒什麼好下場，楊鏗的選擇也是如此。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朱元璋派兵攻蜀滅掉了夏國，楊鏗雖然立馬“棄暗投明”、保住了播州宣慰使的頭銜，但老朱的心眼很小，對當年一起造蒙古人反的“革命戰友”及其附庸都沒啥好印象，基本上能弄死的統統一個不留。
不過播州這個地方山高林密、易守難攻，楊氏顯然很不容易弄死。於是老朱只好眼不見心不煩，繼續讓他們當土司。不過從此楊氏與朝廷的關係肯定無法像從前幾百年那樣親密，所以纔有了後來楊應龍的叛亂。 播州楊氏724年輝煌的頂點——以己之長攻敵之短，打得蒙古人鬱悶無比。 在我們的印象中，無論北宋南宋對外都懦弱至極，其實這可能是種錯覺——宋人還是挺“剛”的，無論是宋遼戰爭、宋金戰爭還是宋蒙戰爭其實都是他們率先挑起的。只不過宋人善於“挑事”卻沒本事“平事”，所以才落得個成天捱揍的下場。 比如宋蒙聯手滅金以後，本來兩國關係還算不錯。可是剛打了場勝仗的宋理宗趙昀卻飄了，無視兩國在戰鬥力上的巨大差距，悍然提出“規復三京之議”向蒙古人打響了第一槍。
這還有個好？三京自然沒規復成，北伐軍也被當兔子攆得到處都是，更可怕的是蒙古人的報復說來就來了。 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蒙古大軍分三路從四川、荊襄、兩淮大舉攻伐南宋，其中四川的局面最爲危急。蒙古人很快攻克了重鎮沔州，四川制置使趙彥吶被圍於青野原（今陝西略陽）——老趙可是四川宋軍的主帥，他要是完蛋了基本就意味着大宋朝的西部防線徹底崩潰。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播州楊氏第十四代家主楊價站了出來： “端平中，北兵犯蜀，圍青野原。價曰：‘此主憂臣辱時也，其可後乎？’乃移檄蜀閫，請自效。”（《楊氏家傳·卷十一》） 話說這事也就楊價這種在實際上割據一方的土皇帝才幹得出來——兩宋的武將基本都混得跟灰孫子沒啥區別，要是沒有皇命以及文官的許可別說擅自出兵了，大聲吆喝兩嗓子都可能被當成想造反而倒黴。不過也正是因爲楊價有着充分的自主權，才使得他有機會及時逆轉戰局。
楊價麾下的播州軍，皆仿效三國時蜀漢的“無當飛軍”組建——即以精壯蠻人爲主要兵源，士卒身披鐵甲，翻山越嶺如履平地，擅長使用弓弩和毒箭，精於守禦和山地作戰。更重要的是，播州軍是楊氏的私軍，說白了就是軍奴，生死榮辱繫於主人一念之間。在戰場上，宋軍或者蒙古軍可能會膽怯、會抗命、會逃跑、會投降，唯獨軍法嚴酷的播州軍不會出現這種情況。他們只要出戰就只會有兩種結局——要麼取得勝利，要麼去死。而且播州兵還按照楊氏的命令在右手虎口刺下“忠勇”二字，以示對大宋皇帝的忠心，因此播州軍又被稱作“涅手軍”。 所以楊價才能僅靠5000播州兵，在利州都統制曹友聞的配合下就順利的給趙彥吶解了圍。此後楊價主動請纓鎮守入蜀的最後一道咽喉要地陽平關（今陝西寧強），並在名將汪世顯率領的數萬蒙軍狂攻猛打下堅守了一月有餘，汪世顯用盡了十八般手段卻除了損兵折將外一無所獲，不得不悻悻撤兵。陽平關保衛戰的勝利終於打出了播州軍的威名，使得四川戰場的形勢有了根本性的好轉，大喜之下的趙昀加封楊價爲武功大夫，併爲播州軍賜名“御前雄威軍”，以示將這支楊氏的私家土兵劃入朝廷的禁軍行列。
然並卵，播州軍除了換了個好聽的名字、給皇帝添了兩分面子以外，還是除了楊氏誰也指揮不動。 此後楊價一直率軍戰鬥在抗蒙一線，曾在馬鞍山（今四川石棉附近）三敗蒙軍，生擒大將禿懣於大渡河；協防宣漢，九戰九捷，在金沙江畔再擒蒙將阿里。 寶佑四年（公元1256年），蒙古第二次南征，四川的形勢更加危急，嘉定府（府治在今四川樂山）、成都等重鎮先後陷落，只剩下個重慶府岌岌可危。此時播州楊氏第十五代家主楊文向四川制置使、南宋名將餘玠獻上保蜀三策： “近思利，閬之閻，節次經理三關，爲久駐計，此爲上策；於諸路險要去處，衆口城築，以爲根底，此爲中策；至於保一江以自守，敵去敵來，縱其所之，此爲下策。”（摘自《楊文神道碑》） 餘玠經過反覆斟酌，最終採納了楊文所獻的中策，並由同樣來自播州的冉氏兄弟主持修築了赫赫有名的釣魚城。開慶元年（公元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親率十萬大軍兵臨釣魚城下，狂攻半年毫無寸進不說，蒙哥汗還身受重傷而死，導致已經席捲中東直奔埃及殺去的旭烈兀不得不撤軍東歸參與蒙古大汗之爭。釣魚城之戰的勝利不但爲南宋再續20多年的國運，還間接拯救了阿拉伯世界，於是釣魚城被感激不盡的阿拉伯人稱爲“東方的麥加”，而歐洲人則將其稱作“上帝的折鞭處”。
楊文獻計修了釣魚城，結果收穫宋蒙之戰中前所未有的大捷，於是他又在播州選擇了地勢更爲險要的龍巖山修築了一座山城防禦工事——海龍屯。景定三年（公元1262年）海龍屯完工，播州已成金湯之城，對蒙古人嚴陣以待。 在此後的十幾年中，蒙軍數度兵臨播州邊境，卻始終踟躕不前，甚至寧可繞道廣西抵達川東，也絕不踏足播州一步。 蒙古人這是怕了播州軍？其實還真是這麼回事。 如果把戰場放在曠野平原，哪怕播州軍再悍不畏死，最終也難逃被蒙古大軍的鐵蹄踏成肉醬的下場。可是蒙古人跟播州軍也算打了好幾十年交道了，這幫看上去更野蠻、更不開化的土兵一點都不傻，不是躲在險關要隘裏死守，就是領着他們鑽林子、爬懸崖，不是挖陷阱、下套子，就是放毒箭、打伏擊，就是不跟蒙古人正經打仗。仗着快馬強弓橫行歐亞大陸所向無敵的蒙古人，在播州軍面前像是被捆住了雙手，十分本領使不出半分，反倒憋屈難受得不行不行的，最終的結果就是損兵折將，卻拿播州軍一點辦法都沒有。
其實播州軍非常類似現代軍隊中的山地步兵，蒙古人則相當於重型機械化部隊。在西南這個播州軍的主場，地無三尺平、天無三日晴，播州軍以己之長攻敵之短，蒙古人自然怎麼都打不贏。 再者有了釣魚城的教訓，面對險峻難攻更勝一籌的海龍屯蒙古人瞅一眼都打怵，當然會能躲多遠就躲多遠。 於是直至南宋亡國，整個華夏大地上蒙古大軍的鐵蹄唯一無法踏足的地方，只有播州。 大廈已傾，獨木難支——播州楊氏在走投無路下被迫降元。 鹹淳十年（公元1274年）襄陽陷落，次年的丁家洲之戰中，宋軍的最後一支主力部隊被擊潰，至此大勢已定，南宋滅國已不可避免。 這時候病急亂投醫的南宋朝廷想起了那支在西南戰場上所向披靡的“御前雄威軍”，於是下詔播州出兵勤王、拱衛京師。楊文之子、播州楊氏第十六代家主楊邦憲傾其所有拼命東進，然而播州到臨安關山千里，其間盡是“元佔區”，離開了西南大山掩護的播州軍也遠沒有南宋朝廷想象的那麼強大，於是儘管傷亡慘重，他們還是沒能按期趕到江南赴援。 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臨安陷落，南宋亡國。
楊邦憲率軍返回播州後，仍奉南宋爲正朔閉關自守，元軍屢屢來攻卻一無所獲。於是在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景炎元年始自1276年5月），元世祖忽必烈以中原之主的名義遣使詔楊氏內附，並許以不計前嫌、繼續世襲播州的條件。已爲南宋竭盡臣節、走投無路的楊邦憲大哭三日後攜播州、珍州、南平三州軍民降元，喜出望外的忽必烈加封楊邦憲爲紹慶、珍州、南平宣撫使，並追贈老冤家楊文爲播國公。
無論如何，播州作爲非直轄領土的羈縻區，楊氏作爲半割據狀態的土司，也算是對得起大宋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