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何 方 整理/周海濱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我一再說我今生犯了兩大錯誤，一個是在延安搶救運動中承認自己是‘國民黨特務’，再一個就是在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揭發批判’張聞天。”

揭發張聞天，我至今無法解脫

何方，1922年生於陝西臨潼。1938年進入延安五期抗日軍政大學。1945年抗戰勝利後，隨“東北幹部隊”進入東北。1949年被任命爲遼東省青委副書記，時任遼東省委書記的張聞天發現何方的“文筆不錯”，將其調至身邊。從此，何方開始跟隨張聞天工作。

兩人的最後一次相處是1959年廬山會議後，何方去張聞天家中看望在廬山會議上“出事”的張聞天，自此一別，直至張聞天被迫害致死，有着“師生之誼”的二人再也未能單獨見面。

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何方回憶起往事，更多的是對張聞天的懺悔和贖罪，讓他一直耿耿於懷的就是那次對張聞天的“有分量的批判”。

劉英（左一）、張聞天、何方（右二），1954年攝於列寧格勒

與張聞天最後的談話

1959年7月初，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議題爲總結經驗，糾正“左”的錯誤。張聞天參加了會議，這次參會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廬山會議本來跟我毫無關係，我只是作爲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和張聞天的一個助手，從發給外交部和張聞天本人的文件電報中挑出應當給他看的，交中央辦公廳機要交通局送到廬山。

廬山會議通過了《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爲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彭德懷被錯定爲“右傾機會主義集團”的首領，張聞天被打成“彭、張、黃、周”反黨集團的骨幹成員。我得知這一消息後大爲錯愕，充滿擔憂。可以說，廬山會議猶如晴天霹靂，中斷了我緊張的工作和平靜生活，開始接受飛來的橫禍和連續20年的煎熬。

8月20日，張聞天回到北京，當天晚上我便去看了他，還陪他們夫婦在院子裏散了一陣步。張聞天本人都沒想到事情會有那麼嚴重，照樣嘻嘻哈哈的。他說，以後不讓做這種行政工作也就算了，研究國際問題來安度晚年也好，甚至還談到以後不再跳舞了，說是你們要戒菸，我要“戒舞”。

他哪裏知道，怎麼能讓一個被認爲“裏通外國”的人去研究國際問題呢？而“安度晚年”也只是奢侈的幻想！我當時說，你是搞外交的，幹嗎對國內問題發起言來了？他的回答是，這就是韓愈說的不平則鳴，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 不是常說一失足成千古恨嗎？說着還做出失足狀。

談話間，通訊員送來了毛主席的信，上面寫道：“我以極大熱情歡迎洛甫（張聞天）同志看這封信。”他看後顯得很高興，並順手交給我看。我告辭時還說過幾天再去看他。哪知這竟是我與景山後街甲1號（張聞天的住處）的最後告別，也是和張聞天的最後一次談話。

第二天，就開始通知開會批判了，緊接着外事會議一開，不但禁止我去張聞天家，而且連留在那裏的行李和文具都不能自己去取，只能由外交部派車、找人幫我打點運回。當時我雖然大喫一驚，卻仍沒有看到問題的嚴重性， 只是一邊爲張聞天的命運惋惜，一邊也想到自己，根據過去的經驗，知道一定會受牽連，但又以爲沒什麼了不起。

過了幾天，召開外事會議，會議開始後，結合文件的傳達，大家開始揭發批判，說不限時間，一定要把這次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接着張聞天檢討，會議開始了批判。這一來，一些部門的黨委委員和駐外大使爭相發言（看來事先有安排，一些人好像有備而來），其火力之猛烈和氣氛之緊張，實在是我生平所不曾見過的。

這樣大轟大鳴了一個禮拜左右，每天去中南海開的外事會議就慢慢降溫了，會議內容也變得很單調，集中攻擊張聞天的“裏通外國”問題。最後除主持人和會議記錄外,就只剩下張聞天劉英夫婦、我們幾個有干係的人和專門安排的一 小批支撐門面、找岔子、施壓力的積極分子了。

別看人數減少了一大半， 張聞天的壓力反而更大，因爲內容轉到他最感痛苦的“裏通外國”問題上去了。據其夫人 劉英後來說，她以前沒見過聞 天落淚，這時卻看他不住地流眼淚。拖拖拉拉開了兩三個禮 拜的會，由於張聞天要住院動手術，才只好停開了。後來再和軍委擴大會一起聽了幾天中央領導的講話，外事會議就正式宣佈結束，反右傾的批鬥戰場也從中南海移到了外交部。

我揭發張聞天

1956年10月，（由左至右）張聞天、毛澤東、宋慶齡、周恩來、陳毅在中南海

外事會議開始後，陳毅曾向外交部全體黨員幹部作了一次傳達廬山會議精神和動員反右傾的報告。報告相當溫和，還特別講到對張聞天身邊工作人員的態度問題，說不能因爲跟張聞天工作就受株連，要不然以後還有誰敢給我們當祕書？對我來說，聽了這幾句話，等於喫了一顆定心丸，以爲這次運動會比較文明。可是事實很快就粉碎了我的幻想，不但會上會下壓我揭發張聞天，要我對跟毛主席還是跟張聞天做出抉擇，而且生活和行動也受到一定管制，例如晚上服用安眠藥得由辦公廳主任韓念龍經人每次給一片等等。

在這種情況下，我展開了激烈的思想鬥爭。首先我必須強行轉換一個觀念，就是毛主席和三面紅旗都是正確的，我和張聞天過去看到的都是局部現象，以偏概全。但是說張聞天反黨反毛主席，我的腦子還是轉不過彎來，我在與張聞天10 多年的相處中就是找不出“反”的證據。不管找得出找不出，當時直接面臨着在毛主席黨中央和張聞天之間的抉擇。無論從什麼角度說，我都只能選擇跟毛主席這一條路。

最後還有個個人過關問題，凡參加過政治運動特別是捱過整的人，都會感受到過關之難。就是這次廬山會議，我看彭德懷、張聞天等人的檢討交代，也都是翻箱倒櫃，真貨假貨一起向外倒，除“裏通外國”外，真是要什麼給什麼，像我這樣的小幹部還有什麼好顧慮的呢？所以經過幾天的思想鬥爭，我下決心同張聞天劃清界限，站出來揭發批判張聞天。

決心既下，接下來就是揭發的內容尺度了。大家對我的期望值最高，認爲在整個外交部，除劉英外，只有我掌握的“材料”最多。我壓力之大，可想而知，最後自己內心定了這麼幾條：一是可以隨大流無限上綱，但決不捏造事實；二是儘量多講張聞天反對三面紅旗的言論，不講或少講外交方面的問題；三是自以爲關係重大、人們又無法得知的事情，就堅決不說。

我的揭發內容，現在想來並沒什麼，反倒證明張聞天的正確。例如大躍進是大轟大鳴，比例失調嚴重、許多東西都買不到；大鍊鋼鐵得不償失、煉出來的不是鋼是燒結鐵；放衛星是胡鬧，討好領導、造假成風；區大姐（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區夢覺）說廣東已經出現餓死人的事，等等。

　這些話現在看來無所謂，但在當時講出來是很嚴重的。我的錯誤不但在於揭發了這些私下談話（多是一起散步時的議論），主要的還是把這些上綱爲反對三面紅旗，反對羣衆運動，和毛主席對着幹。特別是我提到餓死人的問題，更引起人們的聲討，說是造謠。因爲直到這時，外交部還沒有人意識到中國已進入三年困難時期，而認爲是形勢一片大好。

我現在實在想不起我的揭發有什麼特別的東西，但作用和影響卻不是一般人可比。這是因爲，第一，沒有人能夠揭發出這麼多和這麼具體的問題；第二，我是被視爲張聞天“親信”的。所以當我的發言一結束，會議主持者就說：“洛甫同志，你已經衆叛親離了！”

看得出來，張聞天對我的發言是有幾分憤怒的。“文革”以後，劉英告訴鄧力羣：聞天對何方的發言感到非常難過，心裏涼了一半。其實我在揭發的時候心裏也很難過，思想鬥爭很激烈，後來也一直爲這件事後悔，直到現在也沒有解脫。由於此後我再也沒能見到他，所以就永遠失去了當面檢討的機會。這也是我進入耄耋之年才改行學習黨史和研究張聞天的原因。

第一次與張聞天談話

現在回想起來，我和張聞天的第一次談話是在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前。大概是1941年四五月間，我所在的“抗大”三分校領導通知我，說洛甫同志要找一個在“抗大”做教育工作時間比較長的幹部去談話，領導研究後決定讓我去。於是我就按照規定的日期和地點，一個人到了楊家嶺張聞天的住處。由於事先已有安排，所以我就通行無阻地被領到張聞天住的窯洞裏。那時他和劉英的窯洞有相通的兩孔，像住房的套間一樣，裏間住人，外間辦公。我進門後，他們夫婦一起見我，張聞天就問起了“抗大”的教學情況和我對學校教育的看法。

張聞天和夫人劉英

在我彙報後，他提出過去那種學習是不是離實際遠了一點，因此今後需要改變，比如把在學校學習的時間縮短，儘快到實際工作中去，着重在實際中學習。

他的談話帶有對過去學校教育過多否定的意思，這是我不能接受的。那時我才18歲半，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所以就毫不客氣地把他的意見給頂了回去。我認爲“抗大”過去的做法還是對的，因爲新參加革命的青年，不多學點馬列主義，怎麼能樹立起革命的人生觀呢。很明顯，張聞天的主要目的是調查研究、瞭解情況，並沒想完全說服我，只是和顏悅色地交換意見，所以談得還挺好，一直談到勤務員已經打來午飯的時候，他們就留下我喫飯。

從楊家嶺回來，大家都問我談了些什麼。聽我敘述後，他們也搞不清是什麼意思。直到後來我改行學習黨史，才領悟到這是張聞天要緊跟毛澤東的表現。根據張聞天整風期間所寫的《反省筆記》，大約從1940年起，毛澤東就老是批評他主管的宣傳教育工作，張聞天找我談話時說的，已經流露出毛澤東要“改造我們的學習”的意思。

參加起草張聞天悼詞

張聞天與兒子、孫女

我曾一再說，我這一生中犯過兩大政治錯誤，一個是1942年延安搶救運動中承認自己是“國民黨特務”，一個是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揭發批判張聞天。這就一直是我思想和精神上的兩大包袱。

1978年春天，我從幹校回到北京探親，打聽到張聞天夫人劉英已回到北京，我沒敢貿然去看她，而是先寫了一封信試探。

在信中，我作了一個簡單但真誠的檢討，並且問到能否去看她，以便當面向她謝罪。

很快，劉英就回了信，歡迎我去看她，還說不要作什麼檢討。收到信後，我立即去看了她。

一見面，我先作檢討，說對不起她和聞天同志，辜負了他們兩位10多年的教導。由於20年不見，又感到羞愧和對張聞天的懷念，我這個很少失聲痛哭的人，那天竟失去控制。但劉英卻不同意我作檢討，反倒認爲他們連累了我，跟着他們喫了苦，還影響了前途。從此我同劉英恢復了來往，而且經常見面。

1979年8月25日，中央爲張聞天舉行追悼會。由陳雲主持，鄧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詞。這就標誌着中央對張聞天的平反昭雪。

此後，中央批准成立了張聞天文集編輯領導小組，我是其成員之一。在這之前，我還參加了張聞天悼詞的起草工作。那是1979年5月，曾彥修、徐達深和我接到通知，要爲中央領導同志起草在張聞天追悼會上宣讀的悼詞。這件工作我們三個人都感到棘手。我們不但很難掌握對張聞天的評價，而且連他的歷史都不瞭解。因爲他這個人有個特點，從來不對身邊的人談他的過去。例如我在他身邊工作了10多年，就一直不知道他在遵義會議上當選爲黨中央總書記，更不知道他主持了從內戰到抗戰的戰略轉變和制定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因此我們寫悼詞簡直無從下手。

我們除了拜訪劉英以及其他老同志外，還得經過批准去中組部查閱檔案，而中組部讓我們看的檔案又極其簡單，因爲主要材料都還保存在大三線的山洞裏。所以我們起草的悼詞就很簡單，一些重要的評語和史實，如說張聞天“是我黨在一個相當長時期的重要領導人”，“在遵義會議上擁戴毛澤東同志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意見，作了批判‘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起草了會議的決議，並在這次會議上被選爲黨中央總書記”等，都是送審後由胡喬木修改時加上的，並得到胡耀邦、鄧小平、李先念、陳雲等中央領導人的審閱。加上去的這些話分量很重，是我們不知道也不敢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