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4月27日，既是敬一丹65歲的生日，也是敬媽媽去世週年的忌日。“1955年4月27日，我離開母體，2019年4月27日，我又一次離開母體。”敬一丹說，“4月27日成了一個特殊的日子，給了我生命，失去了媽媽的生命，這是生命的紀念日。”送別媽媽後，敬一丹開始寫一部“失親之書”，記錄媽媽和親人最後相處的日子，溫情、摯愛、不捨，以及生離死別。“寫，難受；不寫，更難受。寫，現在痛；不寫，一輩子痛。”敬一丹說，她不想忘記。

　　最終，敬一丹斷斷續續寫就的文字，結集爲《牀前明月光——爲親愛的媽媽送行》一書近日出版。書的封面上，最醒目的是一輪明月，敬一丹說，“媽媽在時，我看到的是夕陽；媽媽不在，我一眼望到了月光”；明月下還有淡淡的雲，她的媽媽名叫韓殿雲，媽媽不在的時候，敬一丹常常抬頭看雲，看雲的時候，就像看到了媽媽。全世界使用人數超5000萬的語言有73種，但有一個詞，卻使得幾乎全人類的語言產生了奇妙的重合，那就是“ma”——我們用來呼喚這個世界上與我們最親密的人。正如敬一丹說，“媽媽這個話題，是可以和所有的人一起交流的，這是全人類最有共鳴的一個話題。”

　　“媽媽不在了，媽媽還在，在字裏行間。”這部書便成了敬一丹的一部“生命的紀念冊”。4月26日，她接受了全國媒體的羣訪。

　　失親之時——完成媽媽的心願，寫下那一段時光

　　2017年10月，敬媽媽被確診爲癌症，敬一丹陪伴在媽媽的病牀邊，那是她工作以後陪伴媽媽最長的一段時間，也是她與媽媽慢慢告別的過程。這段時光伴隨着病牀邊的焦慮和憂愁，伴隨着病情起伏帶來的困惑與糾結，同時也留下了媽媽與子女最後的溫情。

　　敬媽媽是一個愛記錄、喜歡留存和分享的人，她曾經用信件、文字、影像記錄了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個歷程。很小的時候，敬一丹就記得她家的牀底下，一箇舊木箱裏收藏着一些信，這是敬媽媽和敬爸爸早年的情書。隨着歲月的流逝，信件裝滿了木箱，“漫溢”到書櫃裏、抽屜中。這些信件在敬媽媽的精心保管下，安然度過了風雲歲月。“媽媽生病後，我重讀這些家信，又一次感受到媽媽的深情。她留存的這些信，是我父母和家人對家、對人生、對生命的表達。”敬一丹做過統計，一個小家、1700封信、68年、四世同堂、五代人。

　　後來，她將這些家書編輯成《那年那信》，在媽媽88歲生日到來的時候出版，給病牀上的敬媽媽極大的慰藉。

　　在病牀上，習慣記錄的敬媽媽不忘對敬一丹說：“你把這一段寫寫吧！我不能寫了。”敬一丹理解媽媽此刻的心情，“關於最後的歲月，媽媽想記下來，不想忘記。我也習慣記錄，不想忘記。”寂靜的夜裏，她望着窗外的月亮，看着病牀上的媽媽，一個書名在她的腦海裏油然而生——“牀前明月光”。從小熟悉的這五個字，在特定情景裏有了新感覺，人們習慣用“夕陽”形容晚年，夕陽，意味着天將慢慢黑下來，但天黑了，還有月光。月光雖不耀眼，卻柔和安寧，那是生命的態度，是家人的溫情，是伴隨生命最後旅程的光。在與媽媽相伴的最後日子，敬一丹的生命體驗浸透着痛感：媽媽在時，我看到最遠的地方是夕陽；媽媽不在，我一眼就看到了盡頭，看到了月光……

　　失親之痛——哀傷不能分擔，生命體驗可以共鳴

　　在寫作過程中，敬一丹有一個清晰的方向：失親之痛不能分擔，但生命的體驗可以共鳴。這本書不僅僅是述說哀傷，更是記錄了作者在生命過程中的體驗，抉擇面前的惶惑、情感交流中的感悟，希望能夠與關注生命的讀者交流。

　　敬一丹寫作時帶有電視節目主持人的表達慣性，她的話題總是伴隨着對象感，有着普遍的關注度。比如，當親人得了絕症後，到底告不告訴她（他）？這是作者遇到的難題，也是出現在中國千家萬戶的話題。作者相信，很多人都熟悉這樣的聲音：“別告訴她。”“告訴就毀了她的美好心情。”“不告訴，是爲了分擔她的思想壓力。”也可能聽到另一種聲音：“她不應該知道嗎？”“如果她想說再見呢？”“如果她想做些什麼呢？”不同的患者，不同的家人，不同的環境，帶來因人而異的選擇。萬般糾結，沒有唯一答案，這正是作者與讀者的思考空間。

　　比如，變老的時候，以怎樣的姿態生活？面對生死時，持怎樣的態度？這是一代又一代人都要面對的。而處於當今老齡化時代的中老年羣體，這種關注更爲熱切。在敬一丹眼裏，媽媽就是從容變老的榜樣。書中記錄了媽媽變老的過程，媽媽對年齡的看法、對自己後事的準備。媽媽怎樣成爲微信控？媽媽留下怎樣的精神遺產？點點滴滴，都傳遞着積極通達的人生態度。將要變老、正在變老、已經變老，——不同年齡段的讀者會在書中與歲月交匯。

　　比如，陪伴，對病牀上的至親來說，意味着什麼？那是藥，那是生命的支持，那是路盡頭的光。我們能爲至親帶來怎樣的精神慰藉？

　　比如，常在牀邊照顧病人，家人會不會也成了病人？巨大的壓力面前如何避免心理失衡，以怎樣的心理支撐渡過難關？

　　比如，在生命的最後階段，親人承受巨大痛苦而治癒無望的時候，平和地、有尊嚴地告別，也是一種愛的選擇，怎樣看待緩和醫療？生命質量有怎樣的位置？

　　比如，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的大家庭，老人走了，未成年的孩子們怎樣理解“死亡”？生命教育是否是孩子和大人的共同課？

　　這些帶有痛感的思索，這些有關生死的問號，不僅僅是敬一丹一個人的。

　　失親之後——在傾訴中相擁取暖，彼此慰藉

　　就在敬一丹剛剛完成書稿的時候，新冠肺炎疫情襲來。敬一丹一次次爲那些逝去的生命流淚，她說：“失親，不是一個人的悲傷。疫情逼着千百萬人直面生死。我失親，所以我更能體會在疫情中失親的人的那種心碎。親人曾經是我們生命的一部分，失去了，不能填補，無法釋然，那是被掏空的感覺。儘管在巨大的苦難面前，‘療傷’‘治癒’這樣的詞顯得很無力，但，畢竟，日子還在眼前。也許，我們需要傾訴、釋放，需要相擁取暖，彼此慰藉。”

　　《牀前明月光——爲親愛的媽媽送行》在敬媽媽逝世週年時出版，是個體的表達和紀念，而在疫情特殊時期出版，也表達了願與更多讀者共鳴的期待。

　　敬一丹在新書後記中寫道：“逝者漸遠，留給我們的一切都將保持着生命的溫度。對生命的認識和體驗會幫助我們獲得心靈深處的寧靜。擦去眼淚，我要在陽臺上種花了，用我媽媽給我留的種子。”

　　■人物名片

　　敬一丹，中央電視臺《感動中國》節目主持人，曾多年主持《焦點訪談》《東方時空》等欄目，獲第一、二、三屆全國十佳主持人金話筒獎。現任中國電視家協會主持人專業委員會主任，北京大學電視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傳媒大學客座教授。著有《聲音》《我遇到你》《我 末代工農兵學員》《那年那信》等。

　　敬一丹訪談：在送別中認識生命與血脈，認識自己與時光

　　一、“與母親靈魂對話，對自己生命再認識”

　　記者：母親離世這樣痛苦的一件事，您是怎樣決定要把它記錄下來的？

　　敬一丹：寫這本書首先是完成我媽媽對我的囑託，雖然寫的過程很痛苦，但是當我終於寫完的時候，我覺得我完成了一種對生命的再認識，也完成了和我媽媽的一次靈魂對話。

　　寫這本書還有一個想法，我想把我對生命的認識，和我女兒，和孩子們進行一個深度交流。家裏遇到至親逝去的時候，大家的難過都深埋在心底，我覺得這種失親之痛，如果有一個深度交流的話，我們之間會有更多的情感，也會有更多的理解。

　　我媽媽去世以後，我有一個很大的改變，就是我比以往更能意識到自己站在人生的哪個階段，以前覺得夕陽、黃昏還不屬於我，那是屬於我的父母，然而我媽媽去世以後，我覺得我一下子就站在了夕陽裏，一下子就望到了月光，也望到了天慢慢黑下去的那一步。

　　這本書寫的是昨天的事，但是這本書是爲了明天寫的，我們在今天面對明天的時候，面對未來的時候，不管是哪個年齡段，都會遇到生命的進程這樣的話題，所以面對時光、生命，面對明天，我們最好從現在開始就有生命思索，更多的生命思索。

　　記者：現在有一個新詞叫“文字愈”，通過文字治癒傷痛。您認爲閱讀或寫作對於排解失去親人的痛苦有怎樣的作用？

　　敬一丹：我寫作的過程其實是一個痛苦的過程，畢竟是一種痛感的記錄，然而在寫書的過程中，我覺得我更清醒地認識了我的至親，認識了我自己，認識了血脈，所以即使很痛苦，這種記錄也是有價值的。

　　其實寫作的過程是斷斷續續的，也有一段時間實在是痛得寫不下去。但是我想這個時候我媽媽的遺傳就起作用了。我媽媽特別堅韌，我覺得在我寫作的過程中，之所以能夠堅持下來，就因爲我媽媽給我的這種遺傳。在我媽媽病重期間，和我媽媽離去之後，我的閱讀有很多都是關於生命的，比如說《最好的告別》，比如說《生命課》，還有很多醫生寫的書，這是我重新認識生命的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又重讀了過去一些著名的作家寫“失親之痛”的作品，比如張潔《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比如周國平寫的《妞妞》。依然是痛感的閱讀，重讀的時候這些作家啓發了我，給了我一種力量讓我堅持寫下去。

　　記者：媽媽去世以後，您的生活有哪些改變？

　　敬一丹：媽媽去世以後，我感覺到我面對的是一個巨大的空缺，這種精神空缺我一開始很難接受，後來在疫情當中，看到那麼多的失親者，我也慢慢意識到，我得接受這種空缺，而這種空缺會一直伴隨着我。媽媽走了以後，我還有一個很大的變化，我比以往更能意識到自己的年齡，以前我很忽略自己的年齡，也根本沒有覺得自己已經是人盡黃昏。

　　送別媽媽的過程，也是我對生命認識的一個過程，認識生命、認識血脈、認識自己、認識時光，好像對失去有了更多的理解，對眼前的生活也有了更多的珍惜。

　　記者：陪伴在媽媽的病牀前時，您是怎麼調節情緒的？

　　敬一丹：我媽媽住院的時候，來了一位心理醫生，我一直覺得有心理醫生的醫院有着很先進的理念，這位醫生來看了我媽媽後特別放心，因爲我媽媽非常樂觀，然後他給我們提了一個建議，他說你們一定都要好好的，你們不能把自己變成病人，他開導我們，“一定保持正常生活，這樣你媽媽會感覺更好。”

　　所以在這位心理醫生的啓發之下，我們也儘量讓自己保持平和的情緒，讓自己的生活節奏不至於失調，也不至於失衡。

　　二、“跟着媽媽學當媽媽”

　　記者：“死”這個字在您家裏是禁忌嗎？是否會對孫兒輩的孩子提起這個話題？

　　敬一丹：在很多家庭，“死”這個字是個忌語，其實我們很小的時候就會隱隱對死有一種恐懼，有時候會想，如果將來爸爸媽媽不在了怎麼辦？當時就覺得特別可怕。我覺得我們從小到大，對於生命課是有很多缺失的。所以我覺得在合適的時候，掌握好分寸，是可以和孩子談生死的。

　　記者：從小到大，您覺得媽媽對您影響最大的是哪方面？

　　敬一丹：我媽媽對我影響最大的就是她的生活態度，她是一個特別積極的人，頭腦很清晰，然後很有方向感，我媽媽平常的一些習慣也影響到我，比如說我媽媽特別喜歡記錄，她會留存很多在她看來特別有價值的東西，比如說一些小紙片，一張日曆，小孩畫的畫，最初寫的字她都留着。就更不要說家人寫的信了，她都留着。這樣的記錄，其實是一種態度，就是對家人特別在意，特別珍惜。我覺得我也得到我媽媽的遺傳，是一個習慣記錄的人。好像不記錄就對不起時光似的。

　　這種記錄成爲一種習慣，也成爲一種自覺，我寫的一些書，尤其是退休以後寫的幾本書都是有記錄色彩的。

　　記者：很多女生跟母親的關係很微妙，會有一個跟媽媽和解的過程，會慢慢更理解母親。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理解媽媽的呢？

　　敬一丹：這個話題還真是挺普遍的，當一個女生到了青春期，和媽媽打交道時會有這樣那樣的小麻煩和小障礙，有的母親這時候也恰好是更年期，當青春期遇到更年期的時候，母女之間就會有很多小矛盾。好像過了這段時間就好了，我的很多好朋友在議論這個話題的時候也都說，小孩可能十三四歲，十五六歲的時候都會這樣，一到十八九歲就好了。

　　對這個情況我是這樣理解的，當小女生有點長大，又沒完全長大的時候，有一段時間她對自己的判斷和對周圍人的判斷有一個特點：她以爲自己長大了，什麼都懂，比媽媽都懂，甚至會覺得別人幼稚，覺得自己是最清楚的，其實這也是一種誤解，所以在這樣的時候就會有點小衝突，小麻煩。

　　記者：您如何理解母親這一角色呢？

　　敬一丹：關於怎麼當母親，其實我是跟着媽媽學着當媽媽，我媽媽真的是教子有方，在我另外一本書叫《那年那信》裏寫了很多我媽媽教子有方的往事，我現在面對自己女兒的時候，經常會回想我某個做法可能就是來自我媽媽的啓發。

　　我的同事李小萌曾經做過一個系列節目，是以母親爲主題的，我在接受她訪談的時候，我們的談話主題就是跟着媽媽學當媽媽。

　　記者：通過這本書，您是否有一些建議給年輕的父母？

　　敬一丹：當我們的父母老去，慢慢失去一些能力的時候，他們也是需要肯定、鼓勵、讚賞的，就像我們小的時候經常得到他們的肯定、鼓勵、讚賞一樣。我們做兒女的，有時未必能夠感覺到。當父母慢慢老去了，無力了，這個時候我們可以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尤其在精神上給予一種力量。在這點上，是我做得讓我感到欣慰的一件事。

　　作者：鄭文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