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郭濤道歉後，如何看待父親的力量？

摘要：隨着性別平等的觀念進一步發展，“喪偶式育兒”，“詐屍型育兒”等對於男性在日常育兒工作中的缺失的嘲諷，呼籲更多的父親進入到被認爲是屬於母親的、對孩子細緻的照顧中去。所以，李萱認爲，我們之所以強調在家庭中，父親的參與對孩子的好處，並不是因爲父親具有什麼特殊優勢，而僅僅是因爲在育兒的過程中，多了一個幫手。

原標題：郭濤道歉後，如何看待父親的力量？

郭濤最近被罵上了熱搜。2013年，因爲參加第一季《爸爸去哪兒》，郭濤圈粉無數，次年便趁着熱度出版了《父親的力量》一書。近日，因爲有網友扒出此書中對女性的刻板成見，甚至“第一次打女人”的故事，郭濤被嘲“人設崩塌”。

在郭濤這本《父親的力量》中，“溫良恭儉讓”是衡量女性的標準，“父親是用來仰望的”等等……郭濤的性別觀，不僅影響着他和妻子，也在塑造着他的子女。

這種影響，便是上海紐約大學心理學助理教授李萱研究的重點。對家庭研究而言，有關父親和母親差別的討論從未停歇。李萱的觀點是，在帶孩子這件事上，父親和母親的相似性遠遠大於差異性，換言之，父親和母親身上都不存在什麼特殊的力量。

4月27日，在第四十三期“復旦當代人類學講壇”的線上講座中，李萱以“家庭中的性別”爲主題，討論了父親這個形象在家庭中的變遷和意義。她強調，討論父職問題需要一個基本共識，即性別形象和觀念等並不完全是由基因這樣的生理因素決定的。

五位男性知識分子如何做父親？

首先，李萱以家庭中父親和孩子的關係爲切入口，分析了清末以來五位知識分子的家書和自傳體寫作。

她選取的五位研究對象分別是曾國藩，梁啓超，傅雷，梅子涵和肖復興。對於選取樣本的爭議，李萱表示，“一方面這是一個限制，不過從另一方面看，（我們）去看不同的年代裏，相對社會階層比較高的人，他們是怎麼想的？不同年代上相似的社會階層，他們的想法有變化。”

十九世紀末期和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發生巨大變革，從1911年清政府垮臺，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到1919年五四運動，再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和1978年改革開放，各種各樣的政治運動和社會思潮不斷更迭。在這個充滿變遷的社會背景下，家庭中的性別也受到極大影響。

曾國藩是晚清的重臣，他有一妻一妾，兩個兒子和五個女兒。但在曾國藩所留存的豐富的家書中，並沒有給女兒的信件，大部分是給父母兄弟和他的兒子們。在寫給兒子的信中，大部分內容是學業和道德上的教化。當他的兒子結婚後，他也會指導兒子如何掌握持家之道。他也會在信中提到女性，比如詢問自己年輕的女兒是不是會做鞋了，讓她有機會做一雙給他看看。

李萱表示，“（曾國藩）他作爲一個男性，對於情感的表達是非常剋制的，沒有寫一些寵溺的話，在家庭中間也嚴格進行性別分工。在他的信件中，不管是作爲妻子還是作爲女兒的女性，其實是隱形和無聲的。他不給他的女兒寫信，給他妻子寫信，也是說你把家裏人管管好。”

相比之下，比曾國藩晚了五六十年成爲父親的梁啓超，擁有更平等的性別觀和更直白的情感表露。

梁啓超有五個兒子，四個女兒，其中給他的大女兒梁思順寫信最多，他會在信的開頭直白的稱“我的寶貝思順”。李萱提到一封梁啓超寫給梁思莊的信，當時梁思莊面臨本科選專業，梁啓超建議道，“我很想你以生物學爲主科，因爲它是現代最進步的自然科學……，既有趣而不須粗重的工作，於女孩子極爲適宜……截到今日止，中國女子還沒有人學這門（男子也很少），你來做一個先登者不好嗎？”儘管到最後，梁思莊還是學習了文科。

在結婚早年，梁啓超也給自己的妻子寫過信。但有趣的一點是，雖然梁啓超寫過很多男女平等和女權主義的文章，並且強調一夫一妻制，他還是收了他妻子的侍女作爲妾室。在給女兒寫的信中，梁啓超也提到過妻子，“你媽問我要一個耳環，但我知道她就是隨便一講，她想要的不就是一些火鍋、醃菜、缸子、菸袋的物件嗎，我認識她二十幾年了，難道還不瞭解她嗎？笑一笑就好了”。

李萱認爲梁啓超的信件中展現出矛盾的一面，他對自己的女兒們十分親切和開明，但提到妻子的口氣則不是那麼的尊重和平等。

和其他研究對象相比，傅雷的家書流傳最廣，他成爲父親的年紀比梁啓超又晚了二三十年。傅雷有兩個兒子，大部分的家書是寫給大兒子傅聰。傅聰是著名鋼琴家，常不在國內，所以傅雷常通過家書與其聯絡，“一方面他（傅雷）還是延續了跟孩子相對比較平等的相處，但是父子之間的感情，其實是受到更宏大的，個人和國家之間感情的約束。”

在傅雷寫給傅聰的家書中，大部分是對工作和藝術的交流。當傅聰和一個瑞士姑娘結婚後，傅雷和曾國藩一樣，開始在信件中指導傅聰如何處理家庭生活。他鼓勵兒媳婦提高自我，但也給她找了一個榜樣，是傅聰曾經的鋼琴老師。這個鋼琴老師除了做飯、洗衣、照顧丈夫孩子以外，還堅持每天練琴，每個月還有四五次演出。

李萱認爲，傅雷口中性別平等的說辭有些流於表面，他讓兒媳去進行自己的發展，但最終的目標還是爲了幫助傅聰。

到了改革開放時期，李萱選擇了肖復興和梅子涵老師的自傳體寫作來分析。肖復興和梅子涵處於同時期的人物，受到獨生子女政策的影響，分別有一個兒子和女兒。

通過分析《我的父親手記》和《女兒的故事》，李萱發現，作爲父親的肖復興和梅子涵依然延續了對子女豐富的情感表達，也在敘述中提到了肢體的親密接觸。

至於夫妻關係中間的性別平等問題，李萱則認爲存在緩慢進步，“他們跟妻子去共同商量育兒的策略和方法，妻子有權否定丈夫的決議，然後丈夫也會參與一些傳統由女性所進行的一些家務勞動。”

比如梅子涵在書中常提到自己洗雞毛菜的事，並頗爲自豪，“洗到集體宿舍裏的每一個家庭主婦都很佩服他”，儘管主要負責家務和育兒工作的人依舊是妻子。

別讓家庭傳承不平等的性別觀念

在社會生態系統理論中，家庭嵌套在社會里，受到社會文化和各種因素的影響的同時，並和社會環境產生雙向影響。

在中國傳統的政治治理模式和理念中，家和國的聯繫十分緊密。“家國一體”，“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等概念，使得中國家庭成爲了國家的一個縮影。李萱認爲，雖然新中國並沒有明顯的“家國一體”政策，但是從1950年就頒佈的《婚姻法》，男女平等的國策，以及60年代“勤儉建國，勤儉持家”的運動中都可以看出，中國始終把婚姻、家庭作爲國家建設的重要部分。

因此，研究家庭，是想要理解中國社會的重要途徑，“我們在談性別議題的時候，不僅要關注公共空間中間的性別議題，比如說媒體中間對性別的呈現，或者說職場上不同職位的性別偏好等，家庭也是關注性別議題的一個重要的領域。”

李萱在研究中發現，在“家國一體”的統一中，存在着矛盾與割裂之處。也就是說在國家建設中，男女被鼓勵平等承擔社會生產，而在家庭中，女性則需要額外承擔育兒和家務。

新中國成立初期，在一張宣傳畫報上，表情從容鎮定的女跳傘員正在空中滑翔。在那之前，跳傘員常被認定爲男性的職業，這張畫報反映了女性正在逐步進入傳統觀念中屬於男性的行業。但在同時期，另一張《做好家務帶好孩子》的5格畫報上，妻子抱着孩子，和推着自行車要離開的丈夫告別，並在丈夫不在的時間裏，帶孩子、做飯和洗衣服。

女人所承擔的雙重負擔與壓力，在李萱看來，說明了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中性別角色的割裂，也表明“性別的變革並不一定是百分之百同步的”。

家庭中性別問題的重要性，還體現在代際傳遞上，“家庭會可能會成爲性別的觀念、角色和行爲等，跨時代傳遞的主要場所之一”。從發展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家庭生活會通過直接教育、對孩子行爲的反應、父母的示範、資源分配和期待設置等途徑，將性別觀念向下傳遞。

直接教育指的是，父母直接傳遞給孩子，特定的性別應該如何做的指導，“比如家長可能會跟你說，你一個女孩子現在不好好學習做家務，將來怎麼辦？或者說，一個男生從小不好好學習，將來哪有錢去娶老婆呢？或者說你一個男孩子不能是哭哭啼啼的”。

相同的年紀，相同的行爲，卻可能因爲性別的差異收到來自家長的不同反應。當父母看到青春期的女兒開始關注自己的外貌，會覺得很正常。但當父母看到青春期的男生每天照鏡子搞頭髮，就會覺得不太好，想要批評幾句。

父母的示範、資源分配和期待設置則在傳遞隱形的性別信息。在家庭中，什麼樣性別的人擁有決定權？父母的事業誰更重要？對於兒子和女兒不同的教育投資和財產分配，都在無聲傳遞着性別信息。

李萱認爲，期待設置可能是日常生活中讓人最有體會的一點。她用不同性別的職業規劃和學習能力來舉例，“父母或者是其他一些家裏的長輩會說，女孩子讀一個碩士差不多了，（幹嘛）去讀博或者做一些很有挑戰性的工作？”，“男生小時候語文的成績差一點，外語成績差一點不要緊。男生語言反正本身比較差一些，不用特別的擔心”。

父親並無特殊優勢，但育兒需要這個幫手

進入21世紀，父親育兒成爲了熱門話題。李萱在研究中發現，在2010年以前，很多指導家庭生活的書籍基本上都默認針對母親。在2011年之後，突然出現了一大批教育男性如何做父親的書，郭濤《父親的力量》也屬於此類。

李萱列舉了《所以，北大兄妹》《好好做父親》《好爸爸勝過好老師》等書，她指出，這些書強調“父教”可以給孩子帶來自信、勇敢、堅定、果斷等品質，並遠離一些消極的個性，或者強調父親可以給孩子提供男性的榜樣和行爲模式，男孩作爲自己的一個模子成長起來，女孩從自己身上看到未來丈夫的影子。

但在《一席》的一次演講中，李萱指出，“其實父親和母親在帶孩子方面，他們的相似性遠遠是大於差異性的。那些關於所謂父親性別角色的說法，是沒有任何實證證據的。同樣也沒有證據表明，媽媽不能傳遞給孩子勇敢、堅毅、有魄力，有胸懷這些品質。”

通過對比同性婚姻和異性婚姻孩子的教育，有研究者發現，在兩個媽媽的家庭里長大的男孩，不僅不比同齡人缺少陽剛之氣，他們的性別觀念更靈活，更少有大男子主義的觀念。

所以，李萱認爲，我們之所以強調在家庭中，父親的參與對孩子的好處，並不是因爲父親具有什麼特殊優勢，而僅僅是因爲在育兒的過程中，多了一個幫手。

除此之外，父親參與育兒的水平和質量也影響着婚姻關係，而婚姻關係又會影響孩子的教育問題，“每個家庭裏的小朋友，不僅受到來自兩個家長分別的影響，他們也生活在父母婚姻關係的氣場圈裏。”

隨着性別平等的觀念進一步發展，“喪偶式育兒”，“詐屍型育兒”等對於男性在日常育兒工作中的缺失的嘲諷，呼籲更多的父親進入到被認爲是屬於母親的、對孩子細緻的照顧中去。

這一方面也收到相應政策的限制。李萱在演講中提到了瑞典，在40多年前就提出父親母親可以共享育兒假期。瑞典有一個總的育兒天數，父親和母親可以按情況靈活地分配。很多西歐和北歐的政府都開始給父親母親比較充足的育兒假期，以及經濟上的補貼，鼓勵他們共同育兒。

這些政策給了民衆一個非常清晰和響亮的信號——帶孩子不僅僅是女人的事，男人帶孩子也不是“幫”女人，因爲男人本就有同等的育兒責任和義務。

而回到演員郭濤所認爲的，只有通過父親的力量才能傳遞給孩子的男子漢氣質，其實只是一種社會身份給予他的錯覺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