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人高以翔突然去世，不得不讓我們反思幾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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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志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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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人高以翔去世。藝人看似風光，卻面臨較大的競爭和生存壓力。一些綜藝節目熬夜、強度大、節目環節設置難，對身體的傷害無疑是巨大的。

其實，何止是藝人，現如今普通人的生存壓力也相當之大，很多人都處於過勞或過勞的邊緣，由此帶來嚴重的健康問題。據國家心血管中心統計，我國每年心源性猝死者高達55萬，居全球之首。不少中國人都有“世界第一”情結，爲了拿一個所謂的吉尼斯紀錄裝門面無所不用其極，可這樣一個“全球之首”，帶來的顯然不是驕傲和盲目的自豪，而是悲哀甚至是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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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以翔突然去世，不得不讓我們反思幾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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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究竟該如何正確定義敬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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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場，有一個段子很多人都耳熟能詳。甲：世界上最痛苦的生活是什麼？乙：加班。甲：世界上最最痛苦的生活是什麼？乙：天天加班。甲：世界上最最最痛苦的生活是什麼？乙：天天加班，還不給加班費。段子很生動，也很悲涼——現在的不少勞動者，正在過着“世界上最最最痛苦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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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過，這種“世界上最最最痛苦的生活”，卻披上了一個非常唬人也非常正能量的外衣，叫作“敬業”。曾經有某公司員工曝被辭退原因：按時上下班，沒有奉獻精神。他發帖表示：“被XX開除，領導的理由是：按時上下班，沒有奉獻精神。入職XX一個多月，每天都保質保量完成工作，沒有出現任何紕漏生產事故，唯一就是每天準時上下班：9:00上班，18:00下班。結果前天領導找我談話，說工作態度有問題，不敬業太懶散。不符合公司企業文化，讓我主動離職。”涉事公司的做法，不僅嚴重侵害了員工的權益，也違反了勞動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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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工作、全心全意工作、積極提高工作效率，當然都是敬業的應有之義。但敬業並不意味着要無限度地付出，更不意味着要讓渡自身的合法權益。重新正確定義敬業，需要全社會觀念的轉變，更需要有法治來保駕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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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急救培訓是否應納入學校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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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當然應該，具備最基本的急救知識，關鍵時刻能救命，可以減少很多因無人救治而導致的悲劇。這一點日益成爲人們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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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杭州一名女大學生在哈爾濱機場救回一位猝死大伯，事件被熱傳。女孩是@杭州師範大學錢江學院 播音與主持藝術專業的學生，她稱所掌握的急救知識來自一次期末考試，當時做了關於醫療急救AED的選題，沒想到真的救了人一命。這樣的急救教育，不僅大學要有，還要從娃娃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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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區人民醫院副院長陳瑋就曾建議應急技能納入義務教育。他提交了一份“將應急知識和技能納入義務教育必修課程”的建議，希望“急救從娃娃抓起”的理念能深入人心，讓急救知識和技能全面普及。這個建議有其必要性。政府部門特別是衛生部門，應該對“急救知識”的普及真正重視起來，通過不同形式、不同載體進行宣傳和普及，從娃娃抓起、從每個人做起。在這方面，國外有一些好的做法和經驗值得我們借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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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央廣網的報道稱，澳大利亞雖然沒有將急救課程作爲全國性的學生必修課程，但很多學校都已經展開了這方面的教學。在學校之外，急救課程也是澳大利亞人在畢業之前會廣泛的去單獨學習的課程。一個標準的急救課程一般花費不超過100澳幣。學習時間一般只需要一到兩天，學習之後會頒發急救證書。由於非常多的用人單位在招聘的時候會傾向於應聘者擁有這張急救證書，因此很多人在還是學生的時候，就會去聯繫學習這個課程，以掌握基本的常識。對於澳大利亞一些政府領導人來說，推動本省或者全國性進行低年級學生的急救課全面普及，是他們在換屆選舉的時候，能夠吸引選民對他們支持的施政綱領之一。此外，在澳大利亞的各種慶典活動，嘉年華和適合孩子參加的各種其他的集會上，澳大利亞的急救中心、火警和警方往往都會積極參與，設置展位，在活動現場對孩子進行應急教育和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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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看到媒體報道的一個事例：2015年，澳大利亞一名9歲的小女孩兒就運用自己在學校學習的急救知識，挽救了母親的生命。孩子的高素質不是天生的，而是包括家庭、學校乃至整個社會努力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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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寫這篇小文時，又看到一則報道：由於冬季心臟驟停的案例增多，日本於17年加大在學校開展心臟復甦培訓課程的強度，教小學生們如何運用心臟復甦術和自動體外心臟除顫器對休克的人進行搶救。當時就讀三年級的土橋龜治還用學校教的知識救了父親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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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國內，這方面的教育無論是從實踐還是從整體社會氛圍，都不那麼盡如人意。有調查發現，我國未成年人的急救知識非常匱乏，僅有不到5%的未成年人接受過“安全自護”方面的教育，不少四五年級的孩子甚至連小傷口都不會處理。儘管有專家建議應將急救納入到學校的必修課程，只可惜，在應試教育依然強勢的大背景下，包括安全在內的重要教育內容都常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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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孩子安全教育的缺失，導致現在公衆急救知識整體缺乏的問題較爲普遍，成爲公共安全的一塊短板，公共場所有人突發急病或發生了安全事故之後，其他人乾着急沒辦法，不知道該如何救治，更擔心救治不當反倒會適得其反。由此帶來的後果，我們只要留心便可看到很多事例。在有些事故發生後，如果自救、急救及時，損失原本不會那麼慘重。政府部門特別是衛生部門、教育部門，應該對“安全自護”常識的普及真正重視起來，通過不同形式、不同載體進行宣傳和普及，從娃娃抓起、從細節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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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怎樣改善勞動者的生存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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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心源性猝死高發，除了普及救急技能、在公共場所廣泛配備AED，更需要從根本上改善國民特別是中青年的生活和工作環境，爲他們減輕壓力。比如，減少沒日沒夜的加班，不讓勞動者過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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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1年，媒體盤點職場熱點時，年輕白領“過勞死”是最受關注的熱點之一：北京23歲的女白領方言因急性胃潰瘍導致失血性休克而去世的消息，再一次把人們的目光聚焦在“過勞死”這個詞上，不少人甚至發出了“下一個可能就是我”的悲鳴。“過勞死”或許不常見，但“過勞”現象普遍存在卻是確鑿無疑的。而導致“過勞”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無休無止的加班。之前有資料顯示，中國普通勞動者人均勞動時間已經超過日本和韓國，是世界上平均勞動世界最多的國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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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勞動法明確規定，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週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用人單位由於生產經營需要延長工作時間，每月不得超過36小時。超時勞動，創造了超額的剩餘價值，是違反國家法律的超額盤剝。法律的規定、經濟學的理論都非常正確，可這一切在勞動者現實的生存面前都顯得那麼的蒼白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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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時上下班”就是“沒有奉獻精神”，將加班上升到精神層面來對員工施加壓力的現象，不止在一家用人單位存在。“舍小家爲大家”、“沒有任何藉口”等等更是成了一些單位反覆鼓吹的“企業文化”，誰敢提出異議立馬就會被扣上“沒有奉獻精神”之類的大帽子。如果讓你在加班和開除之間必須選擇一樣，你會選哪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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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今天加班了嗎？勞動者自身權益遭踐踏敢怒不敢言、資方無視法律爲所欲爲，源於勞資雙方地位的不對等。“按時上下班”就是“沒有奉獻精神”，不僅是勞動者的悲哀，更是法律的悲哀——勞動法規執行的剛性呢？相關部門監管的缺位，纔是導致勞動違法行爲頻發和勞動者越來越弱勢、資方越來越強橫的最根本的原因。對無視勞動者權益的用人單位必須曝光和嚴懲，而包括分配體制在內的整個社會的公平正義更應該成爲下一步改革和努力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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