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安事变爆发后,何应钦力主军事进剿张杨的部队,任命顾祝同和刘峙为“讨逆军”东西两路军总司令,宋美龄闻迅,亲自约谈顾祝同,要他支持采取和平解决的办法,以免影响蒋介石的人身安全,顾祝同当即表态:“祝同对委座绝无异心”,并以种种借口不到前线,而留在南京斡旋,事后自然加官晋爵,1937年1月,顾祝同升任西安行营主任兼警备司令,成为西北地区的中央军统帅。抗战期间顾祝同最大的污点,自然是1941年以第三战区部队为主发动的“皖南事变”,顾祝同不顾日军的威胁,悍然进攻新四军,既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巨大破坏,也充分说明了他对蒋介石的无条件服从,按说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之事,稍具政治头脑的国民党军队大员是会慎重选择的。

顾祝同,字墨三,江苏涟水人,清末便已开始了军旅生涯,18岁考入南京陆军小学,恰逢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停办,便与同乡加同学韩德勤共同投入了革命军,一直混到了排长。北洋政府成立后,1917年辞官再入保定军校第六期学习,仍与韩德勤同窗,这一期在民国军队中名将如云,诸如薛岳、张发奎、邓演达、叶挺、黄琪翔、李汉魂、吴奇伟等等,尤以粤系为多。

1921年南下投奔孙中山先生?,随即在“建国粤军”许崇智的部队就职,次年与同在粤军担任参谋长的蒋介石相识,从此奠定了一生的政治基础。黄埔军校成立后出任管理部主任,1924年底蒋介石筹建黄埔党军,以黄埔一期毕业生和募兵组成两个教导团,第一团团长何应钦,三个营长正是钱大钧、刘峙和顾祝同,仅就资历而言,顾祝同确系中央军嫡系元老。

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密结的“八大金刚”中有两位籍贯江苏,分别是排名第二的钱大钧和排名第四的顾祝同,钱大钧虽早年颇受重用,一度担任侍从室主任等要职,但为人贪财好色,蒋介石有“亲而不敬”之心。说起来恩宠一直不衰的其实是顾祝同,这位顾某人的优点是完全彻底服从于蒋介石的命令,几乎达到了百依百顺的地步,因此黄埔系军中的绰号是“顾百顺”。

第二次东征后顾祝同已升任第一军第3师少将副师长,步入国民党高级将领行列。1926年北伐期间因功累升至师长、纵队指挥官等职,“龙潭大捷”后兵力已达7个师的嫡系第一军分拆成三个军,顾祝同出任其中的第九军军长,在1928年的二次北伐中颇有斩获,渐为蒋介石所倚重。中原大战期间接手蒋系主力第一军军长,打冯玉祥很是卖力,战后与蒋鼎文、刘峙、卫立煌、陈诚并称“五虎上将”。

西安事变爆发后,何应钦力主军事进剿张杨的部队,任命顾祝同和刘峙为“讨逆军”东西两路军总司令,宋美龄闻迅,亲自约谈顾祝同,要他支持采取和平解决的办法,以免影响蒋介石的人身安全,顾祝同当即表态:“祝同对委座绝无异心”,并以种种借口不到前线,而留在南京斡旋,事后自然加官晋爵,1937年1月,顾祝同升任西安行营主任兼警备司令,成为西北地区的中央军统帅。

抗日战争爆发后,顾祝同奉命加入淞沪战团,初期为第九集团军司令,不久升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司令长官冯玉祥),实际担负淞沪前线的军事指挥。上海和南京失守后,顾祝同率部退守以浙江和赣东为中心的地带,坚持华东地区的抗战,八年期间,虽无功劳,也算苦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东地区的战略地位迅速上升,不仅机场群意义重大,更有美军会在华东沿海登陆的风声,也由此爆发了华东地区唯一的大型会战“浙赣会战”。

1942年的这场浙赣会战,日寇动用了第13军(六个)和第11军(两个)共八个师团的兵力,以摧毁衢州等机场为战役目标,大败顾祝同指挥的第三战区部队,甚至连第74军紧急增援也无济于事,但顾祝同也有收获,其一是炸毙日军第15师团长酒井直次中将,开日军师团长战场毙亡之先河;其二是干扰了日寇这一年本来准备进攻川渝的作战计划,孤悬华东的第三战区确实起到了牵制日军的作用。

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坚持认为此次作战是冲动型,并在日记中抱怨:“由于美军的小规模空袭而发起浙赣会战,却使今秋对重庆的大规模攻势无法发动”。

抗战期间顾祝同最大的污点,自然是1941年以第三战区部队为主发动的“皖南事变”,顾祝同不顾日军的威胁,悍然进攻新四军,既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巨大破坏,也充分说明了他对蒋介石的无条件服从,按说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之事,稍具政治头脑的国民党军队大员是会慎重选择的。事后当然大受褒奖,1945年1月晋“委员长赣州行营”主任,统领第三、第七和第九战区。

顾祝同还是黄埔系二号人物何应钦的心腹,素称何应钦的四小金刚和哼哈二将之一,这样的上层关系,让顾祝同始终居于军队高位,成为民国军事史上绕不开的人物。至于军事能力,解放战争时期用粟裕将军的评价是“较为平庸”,葬送张灵甫的整编74师的第一责任人当然是兵团司令汤恩伯,但顶头上司却是坐镇徐州指挥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

抗战胜利后,第三战区司令部机关改为“徐州绥靖公署”,顾祝同成为首任绥署主任(后为薛岳),不久出任陆军总司令兼“郑州绥署主任”,陈诚前往东北后再任“参谋总长”。在解放战争中成为蒋介石的军事主要幕僚,毕竟能力有限,再加之“百顺”的性格使然,几乎成为了作战指挥的“传声筒”,不敢稍有逆坲,为国民党兵败大陆作出了“贡献”。1954年获授陆军一级上将,1987年病逝于台北,年94。

顾祝同、何应钦和白崇禧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