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上所述,目前比較公認的說法是,因晉文公祭奠介子推從而形成了寒食節掃墓的習俗,而由於清明節和寒食節較爲接近,久而久之,兩個節日被合二爲一,進而形成了清明節掃墓的習慣。而除了晉文公重耳祭奠介子推之外,還有另外兩種說法,一種認爲三國時期諸葛亮治理蜀地深受百姓愛戴,但諸葛亮去世之後由於朝廷沒有爲其修廟,因而百姓們便在寒食節時在田野道路上進行祭拜。

中國人講究慎終追遠,與此觀念相適應的有關祭祀活動曾多得不勝枚舉。隨着歷史的推移,這類活動現已大多式微,唯有清明時節的掃墓,傳承至今依舊不衰,因而被專家視爲生命力量最爲悠久的民俗事象之一。那麼,清明節掃墓祭祖的習俗又是從何而來呢?爲何國人始終對清明節掃墓祭祖如此重視呢?
清明祭祖源於寒食節,寒食節掃墓源於重耳祭介子推
關於清明節掃墓的習俗,正如陳久金、盧蓮蓉《中國節慶及其起源》中所說,“唐朝以前掃墓,都在寒食節期間。將清明與寒食節相混淆,大約起自唐朝;將寒食掃墓混淆爲清明掃墓,大約也只是從唐朝纔開始”,一般認爲是承襲自寒食節的傳統。
那麼寒食節掃墓的習俗又是從何而來呢?這個問題自宋代以來便爭論不休,至今難有定論。例如有人根據《舊唐書·玄宗本紀》中“寒食上墓,宜編入五禮,永爲恆式”的記載,認爲寒食掃墓習俗源於唐玄宗時期。例如《湖廣志書》便採納了這種說法,其中有“墓祭,士庶不令廟祭,宜許上墓,自唐明皇始”之語。
但是,又有人在《唐會要》找出了唐玄宗開元二十年(732年)“宜許上墓”詔令的原文,其中有“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世相傳,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許上墓......,仍編入禮典,永爲常式”之語,可見早在唐玄宗之前民間寒食掃墓的習俗已經開始流行,唐玄宗只是用法令的形式,對這種習俗予以了認可而已。
然而,這還不是最早的,根據《唐會要·緣陵禮物》的記載,永徽二年(651年),便有人上書唐高宗,表示唐太宗在世時,便有“朔、望、冬至、夏至伏、臘、清明、社”向獻陵(即唐高祖墓)“上食”的習慣,因此認爲唐高宗也應該遵循此例。可見,早在唐太宗時期便已經有了寒食掃墓的習慣。
而再往前,應劭的《漢官儀》中又出現了“秦始皇起寢於墓側,漢因而不改,諸陵寢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三伏、社、臘及四時上飯其親”的記載,而這裏的“二十四節氣”顯然是包括清明的,因而又有人認爲寒食掃墓早在漢朝以前就已經出現。
那麼,民間寒食掃墓的習俗又是從何而來呢?目前比較公認的說法是源自於春秋時期的晉文公重耳祭奠介子推。重耳的父親晉獻公在位時,晉國爆發“驪姬之亂”,公子重耳在介子推等大臣的協助下逃到衛國,飢寒交迫之際,介子推甚至不惜割下自己腿上的肉,煮了給重耳喫。後來,重耳在秦國幫助下回國繼位,卻在論功行賞時獨獨忘記了介子推,之後派人去請,介子推卻揹着母親躲進了綿山,晉文公便想通過縱火燒山將其逼出,結果大火燒了三天三夜,最終卻只在一株枯柳旁發現了介子推母子的屍體。晉文公自責不已,便將母子二人安葬於綿山,改綿山爲介山,並建廟紀念。同時,晉文公下令將介子推被燒死的那天定爲“寒食節”,每年這一天都嚴禁煙火,只喫冷食,並在這天率領羣臣到介山祭祀介子推。
而除了晉文公重耳祭奠介子推之外,還有另外兩種說法,一種認爲三國時期諸葛亮治理蜀地深受百姓愛戴,但諸葛亮去世之後由於朝廷沒有爲其修廟,因而百姓們便在寒食節時在田野道路上進行祭拜。另一種則認爲寒食掃墓源於上古先民在春分時祭祀高禖(即高母),母系社會人們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人們認爲祭祀高禖就是祭祀祖先。
如上所述,目前比較公認的說法是,因晉文公祭奠介子推從而形成了寒食節掃墓的習俗,而由於清明節和寒食節較爲接近,久而久之,兩個節日被合二爲一,進而形成了清明節掃墓的習慣。
清明掃墓這一習俗爲何得以傳承,從祖先崇拜到“孝道”
正如前文所說,隨着時間的推移,很多古代習俗都已經漸漸消失,而清明時節的掃墓活動,卻始終得以傳承,而且歷朝歷代以來一直爲人們所重視,這又是爲何呢?
隨着從母系社會過渡到父系社會,人們開始逐漸從生殖崇拜、圖騰崇拜過渡到祖先崇拜。古人普遍認爲,人去世之後只是肉體死亡,靈魂則依然會存在,只是生活在另外一個時空罷了,而已經去世的家族長輩靈魂,則可以庇佑本族成員、爲兒孫後代賜福,因而逐漸形成了祭拜、祈求其祖宗亡靈的宗教活動。
隨着商周時期宗法制的出現,祖先崇拜便已經成爲了其中一項重要內容,而這種崇敬祖先的思想,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傳統觀念中,無疑極爲重要和突出,一直傳承至今。這種祖先崇拜的思想,最直接的體現,便是從古至今傳承不斷的“孝”文化。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學派,因以復興周禮爲宗旨,因而堅持敬天法祖的基本立場,強調敬奉祖先,這無疑使得“孝”成爲了儒家思想的重要內容。儒家的著名人物,如孔子、孟子、曾子、荀子等,都曾針對“孝道”提出了一系列主張和看法。
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學說對社會影響尚爲有限,但從西漢時期開始,儒家學說的影響力開始劇增。西漢從文帝開始,便極爲推崇孝道,例如西漢皇帝的諡號均帶有“孝”字(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等),又如西漢採取的官員選拔制度被稱爲“舉孝廉”(孝被作爲衡量人才品行的重要標準),從而開啓了漢代“以孝治天下”的教化模式。
到了漢武帝時期,在董仲舒的建議之下,漢武帝開始“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學說就此成爲兩千多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和主流思想,而作爲儒家思想的重要內容,“孝道”的影響力則就此被髮揚光大。
此外,歷朝歷代統治者爲了維護統治,往往將先天的血緣關係擴大延伸,從而將沒有血緣關係的異姓之人,編制到自己的血緣網絡中,從而形成了“泛血緣關係”,這一點至今都深深影響着中國人,例如臣子稱帝王爲“君父”,百姓稱官員爲“父母官”,軍隊被稱爲“子弟兵”,部門被稱爲“兄弟單位”,行政區劃之間稱爲“兄弟省份”、“兄弟城市”等等。這種“泛血緣關係”,無疑使得“孝道”也可以應用於異姓和階層之間,從而穩固封建統治。
如上所述,從父系社會的祖宗崇拜,到影響中國兩千多年的儒家文化,再到長期以來形成的“泛血緣關係”,都使得“孝道”成爲了中國文化極爲重要的一部分。“祭祖掃墓”作爲孝道的一種直接體現,在這種傳承千年的“孝道”思想影響下,自然也就一直得到傳承和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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