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00年左右，帝堯時代，中華大地上爆發一次大洪水，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百姓陷在愁苦之中。爲了治理大水，羣臣推薦了大禹之父鯀（gun），堯說：“鯀是個違背上命、敗壞同族的人，不可用。”四嶽說：“這一輩人員中沒有比鯀更能幹的了，希望陛下試試。”於是堯採納了四嶽的意見，用鯀治水。

《史記·夏本紀》：（鯀）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爲是。

然而，鯀治水九年不僅無功，而且舜帝在巡行中發現鯀治水太不像話，就在羽山海邊誅殺了鯀，此後啓用了鯀之子大禹治水。在司馬遷的筆下，鯀是一個罪臣，前有“違背上命、敗壞同族”，後有“九年無功，乃至瞎搞”，所以鯀死有餘辜，罪該應得。

作爲大禹之父，四嶽口中“這一輩人員中沒有比鯀更能幹的了”的鯀，是否該揹負罪臣之名4000餘年？

欲探究此事，有必要先了解一下鯀的另一項開創中國歷史的重大發明。

文明與野蠻的其中一個區別在於“城市”。但根據史料記載，鯀大約是最早發明築城技術的專家。

《世本》載：“鯀作城郭。”《呂氏春秋.君守篇》：“奚仲作車，倉頡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 《吳越春秋》：“鯀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

“鯀作城郭”，並非指在整個中國鯀第一個築城，而是可能存在這三種情況：一，在華夏聯盟區域，鯀是城池開創者，畢竟考古發現僅長江流域的最古老城市距今超6000年；二，鯀未必是開創，而是猶如倉頡作書、蔡倫造紙一般，屬於改良或對造城有着重大貢獻，或整理推廣了造城技術；三，鯀未必是個人名字，而是一個部落名稱，這個部落開創建城歷史，流傳到公元前2000年時，鯀遇到了大洪水。

考古發現，中國史前古城主要出現於龍山文化時代，年代爲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主要分佈於黃河中下游的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等省份，這說明“鯀作城郭”不是空穴來風，鯀即便不是築城第一人，也應該是有重大貢獻，或集大成者。我們熟知的堯帝、大禹等，都出自龍山文化。

“鯀作城郭”還有一個證據，即大禹治水傳說中隱藏的細節。我們都知道，上古的真實歷史，經過漫長歲月的神化，被古人不斷增添內容，加之古今語境變遷，最終形成了神話傳說，如今我們就需要撥開神話的外衣，露出裏面真實的歷史。

《山海經·海內經》：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山海經·海內經》：禹鯀是始布土，均定九州。

“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使用的是“堵”的辦法，就是我們熟知的築堤攔洪的方法治水。鯀使用這一辦法，說明他懂得一定土木技術，那麼“鯀作城郭”的傳說也就有了技術基礎。也就是說，鯀開創了築城技術，所以在面對大洪水時，自然就想到這一種辦法治水。可見，鯀有功於華夏，至少是階段性的功臣，可惜鮮爲人知！

以如今眼光來看，鯀治水辦法並不差，只是由於史前生產力太差，或洪水勢大，築堤攔洪的辦法難以奏效，給廣大人民羣衆造成了重大損失，於是鯀就被舜殺掉了。

大禹接手治水重任之後，吸取鯀治水的經驗，而採用“敷土”治水辦法，即“禹敷下土方”，演變爲後世文獻記載的大禹治水傳說。《國語》雲“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即挖掘溝渠、清理水道，將低地沼澤中自然形成的小水道挖掘得更加寬深，加速水的下瀉，由此而治水。

現代學者懷疑，帝堯時代未必發生了超乎我們想象的大洪水，可能只是一般性的洪水，由於華夏先民需要從高地來到低地居住，以便臨近種植農業，滿足更多人口的食物需求，但哪怕下很少的一些雨水，低地也容易面臨洪澇，所以纔有“鯀作城郭”防洪，城郭只是保護居住地，卻不能保護農田，接下來纔有“鯀九年無功”和大禹治水傳說。不然，加上大禹治水13年，即持續22年的大洪水，可能性還真不大。

胡適曾說過，“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司馬遷治史態度嚴謹，但也不免偶爾夾帶私活，字裏行間偶爾也會跳動着個人好惡，最典型的是李廣與衛霍差別，大禹與鯀大抵也是如此吧。

值得一提的是，鯀與禹兩種治水思路，或許對中華文明影響甚遠，鯀代表改造自然，禹代表順應自然，鯀的失敗和禹的成功，或讓中華文明走上了順應自然的道路，並因此誕生道家思想。如果鯀治水成功，那麼中華文明會不會如西方一樣走上改造自然的道路？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