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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210—263），字嗣宗，为阮瑀之子。他早年曾为大官僚蒋济、曹爽所辟举，但都不久即称病辞去。后来司马氏父子兄弟相继执政期间，他常在低微的僚佐职位。他为了爱好东平的风土，而去做了十天的东平相。又为羡慕步兵营厨中有美酒而一度做过步兵校尉，所以后世常依他做过的官职称他为阮步兵。

《晋书·阮籍传》说他“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他曾登上广武山观看楚汉战场，而叹息着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他的《咏怀诗》第三十九首写道：

从这些可以看出，阮籍原是怀有事业宏愿的，但因看到当时政治形势的危险，便把自己的抱负隐藏起来，而以酣饮来应付一切。司马昭向他求亲，钟会阴谋从他的谈论中找寻陷害他的借口，都被他以沉醉挡回去。他从不在口头上批评人物的是非，使司马昭也不得不佩服他的谨慎。

他虽然在口头上极力隐讳，不给仇视者以可乘之隙，但却在行为上以看来似乎消极的颓堕方式，给统治者所提倡的虚伪礼教以有力的冲击。他在母亲死时仍旧饮酒食肉，嫂嫂要归宁了他赶去送别，这些行为都是与封建礼教绝不相容的。有人讥诮他不合礼，他说：“礼岂为我辈设！”他常以白眼对待一班礼俗之士，以致为礼法之辈的何曾所仇视，主张把他“流之海外，以正风教”。

由此可见他的这种行为在统治集团中所得到的反应效果。究竟阮籍果真要推翻儒家所主张的封建秩序吗？从他在其《乐论》中所说“先王之为乐也，将以定万物之情，一天下之意也。故使其声平，其容和，下不思上之声，君不欲臣之色，上下不争，而忠义成”，可知他所反对的，乃是当时统治者作为幌子的虚伪礼教，而不是真正儒家所主张的教化原则。所以尽管他自己行为上那样放荡，当他的儿子阮浑也要仿效他时，他说：“仲容（阮籍的侄儿阮咸字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后来戴逵的《放达论》说：“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确是理解阮籍等人放纵的意义的。

但是，阮籍对于当时世俗的愤嫉情绪，终未含默不言，他在《大人先生传》中，假托老庄之意，对封建制度的虚伪和罪恶，作了彻底的揭露和尽情的鞭挞：

在这段文章里，他对于原始社会那种淳朴风格之向往，现在看来是历史所不许可的开倒车的空想。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既不满于现实，而又找不着合理的前进道路，于是思想很自然地回到传说中的上古之世。这虽然是一种空想，但却表现了作者向往淳朴社会的愿望。在这里作者所揭露的，封建统治者以彻底的虚伪性制造一套封建礼制的目的及产生的后果，是非常深刻尽致的。

他们为了自私目的而制造出的一套礼法，就是祸害天下的乱源。这虽是庄子的旧谈，作者却于此作了透辟的阐发和入微的心理刻画，从而表示他对于礼法的深恶痛绝，也为我们揭示了封建礼法的阶级本质。从阮籍在这里表现出的思想精神，即可证明他的放纵行为的意义。他之崇尚老庄，正发挥了老庄思想精神的积极的一面，即对于封建统治者的批判和反抗，不同于后来许多庸俗辈之以老庄为腐化生活的粉饰，而是“有疾而为颦”的。

阮籍的诗作，五言诗八十二首总题为《咏怀》，另外尚有四言的《咏怀诗》三首及《大人先生传》中的《采薪者歌》（杂言）、《大人先生歌》（楚辞体）各一首。我们所应注意的是《咏怀》八十二首。这八十二首诗是阮籍整个人生思想感情的总汇。它们并非一时的作品，而是作者随感的辑录。

整个《咏怀》诗的思想感情，大多是对于人生的忧虑及对时世的讽刺，而这一切乃是通过各类的生活内容多方面地表达出来，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现象，使读者感到难于捉摸，正如钟嵘《诗品》所说的：“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但如结合当时的政局和他的处境仔细探索，是可以意识到他所寓托的思想感情的。而他寓托在许多诗篇中的复杂的思想感情，又往往是互相联系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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