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結束了。那種少數人無法無天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中國要恢復法律的尊嚴。古人云：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如果把陳伯達只列入黨內審查，很多高級幹部不同意，許多羣衆也不能答應。

1980年冬季，一個姍姍來遲的被告走上法庭，他是江青反革命集團中最後一個出場的。出場的前一天，他問監管員：“明天是不是該審我了？”“你怎麼知道的？”監管員知道通知他的時候還未到，有些驚異地望着他。“是我計算的，前面四個我估計已審完了，該輪到我了。”這一天是1980年11月27日。問話的是頭腦仍然很清醒的陳伯達。

衆所周知，起訴書中沒有按1971年12月11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下發的《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鬥爭》等材料去認定陳伯達的罪行，包括1971年批發中央專案組《關於國民黨###分子、託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陳伯達的反革命歷史罪行的審查報告》。這是中央“兩案”領導小組和“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在組織進行“兩案”審判準備工作的一條根本原則，屬於黨內路線錯誤的問題，列入黨內審查的範疇，不作犯罪事實起訴。

江青、陳伯達、康生

在起草起訴書中，經中共中央、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兩案”領導小組決定，對陳伯達在廬山的一系列活動不提出起訴，實事求是地遵照法律原則，只追究陳伯達觸及法律的事實。

經偵查，認定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爲目的，積極參與林、江反革命集團，是反革命集團主犯。

起訴書送到後，陳伯達監號裏傳出哭泣聲。

冬日裏的寒風捲着一個老頭兒的哭聲在獄中空曠的空間裏翻滾，很可悲。

11月1日，陳伯達找工作人員談話，說：

“我的精神、肉體都是屬於黨的，黨對我怎麼處理都行。”

他陳述了對起訴書中一系列細節上的辯解，然後說：

“我的問題是黨內問題，運動開始哪有不犯錯誤的？黨內處理可以體諒，現在罪大惡極，怎麼處理都行，但不是救人的辦法。”

最後，他又目光飄忽地說：

“如果毛主席還在，說一句話就好了。我不輕易流淚，今天我哭了，現在沒有辦法了。”

最後這句話道出了陳伯達的心跡。

晚年陳伯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