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热播的电视剧《清平乐》,为我们展示了北宋仁宗朝时期的社会面貌,作为历史剧的《清平乐》虽然经过了艺术加工,但我们依然可以从剧中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的情节看到宋朝所面临的沉疴痼疾:

冗官、冗费、冗兵。

《清平乐》海报

三冗问题是贯穿南北两宋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无论是范仲淹主持的

庆历新政

,还是王安石主持的

熙宁变法

,都没能解决有效解决三冗问题,甚至一度造成朝局动荡,民怨四起。本文将从宋朝官员的俸禄水平出发,来谈一谈宋朝冗费问题的由来。

《清平乐》剧中,范仲淹第三次被贬后与晏殊谈心,说:

“我官职不高,一年的俸禄却也有30万钱。一亩中等土质的田地,丰年可得一斛粟卖300钱,30万钱便是千亩田地一年之入。”


已知范仲淹被贬前的职位为

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

,吏部员外郎作为判断官员品级、俸禄、朝服的“本官”,只是

正七品官阶

,确实如范仲淹所说“官职不高”,但其俸禄却高达

30万钱

,等于千亩田地一年之入。宋朝1担(1担相当于100斤)粮食的价格平均为400钱,如果按照当下2.5元/斤的粮价换算,宋朝的1文钱相当于现在的0.625元,那么一年30万钱就是

18.75万人民币

!要知道范仲淹当时只是一个七品小官!

从范仲淹一例中,我们不难看出宋朝官员待遇之优厚,清代赵翼在其所著《廿二史札记》中说道:“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余。此宋制不可为法者也。”那么,宋朝官员的俸禄制度是怎样形成的,官员的工资究竟有多夸张?

宋朝俸禄制度沿革

北宋建立时,百废待兴,国家财政困难,因此基本承袭了后周的俸禄制度,导致宋初官员的俸禄都比不上唐朝官员的一半,不仅在

发放俸禄的时候截下20%充公,甚至品阶较低的京官在任期满30个月后便停止发俸。

宋人王栐说道:“士大夫收入甚微,簿、尉月给三贯五百七十而已,县令不满十千,而三分之二又复折支茶盐酒等,所入能几何?所幸物价较廉,粗给妻拏,未至冻,然艰窘甚矣。”虽然宋太宗即位后,国内形势已经好转,逐渐取消了扣新和期满停俸的制度,但各级官员的俸禄仍较前朝并无太大差别,处于较低水平。


宋真宗即位后,尤其是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后,北宋进入了长期的和平发展时期。志得意满的宋真宗在大中祥符五年对文武官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加薪”,制定了从最高的三师三公到最低的侍禁共22等俸禄制度。其中,三师、三公、东宫三师、仆射每月增发20贯;三司使、御史大夫、六尚书、御史中丞、两省侍郎、太常等每月增发10贯;朝官、诸司使每月增发3000钱;京官、大使臣每月增发2000钱.....品阶最高的三师三公,一年俸禄便高达1440贯(一月120贯,1贯等于1000钱)。

到了宋仁宗时期,以“宽仁”出名的仁宗颁布

《嘉佑禄令》

,详细规定了自节度使到内品共41等的俸禄制度,

正式完成了由唐之前的按品阶定俸禄向按本官定俸禄的转变,并确定了以现钱为主,以粮米衣物为辅的俸禄支付方式

,将宋朝官员的俸禄水平推上高峰。

宋仁宗真像

例如仁宗朝的宰相(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和枢密使,

月俸300贯;赐冬春服,绫200匹、绢30匹;月给禄粟100担;元随傔人衣粮

(官派佣人)

70人;二月至九月,每月发炭木100秤,十月至正月,每月发炭200秤;俸盐每年7担;月给纸、马匹饲料等。

仅从月俸一项来看,仁宗朝的宰相一年就能领取360万钱,是范仲淹的12倍,相当于万亩良田一年的产出。


《清平乐》中枢密使夏竦,便被塑造成一个贪财忘义之人

宋神宗即位后,在

启用王安石进行熙宁变法

(又称王安石变法)的同时也对宋朝官职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宋朝的官职及其复杂,大体可分为

“官”、“职”、“差遣”

三大类:“官”为官员的官阶,是判断官员品级、俸禄的标准,也称为“本官”或“寄禄官”,例如仆射、尚书、侍郎等;“职”,一般指昭文馆、集贤院等馆阁的官职,多为高级文官的虚衔,如大学士、学士等;“差遣”,是官员的实际职务,就有真正的实权,如权知开封府,参知政事等。

例如《清平乐》中的欧阳修,在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时,出任

右正言、知制诰

,“右正言”为中书省下的官职,是确定品阶的“官”,“知制诰”是实际职务,负责起草诏书。嘉祐三年,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兼

龙图阁学士

、权知开封府,这里的龙图阁学士,便是彰显官员身份的“职”。


欧阳修

正是因为宋朝特殊的官职,一方面导致宋朝的官员体系异常臃肿,另一方面也使得不同的官员之间职能重合,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形成冗官问题。宋神宗为裁撤冗官,厘清各职机构职能,主持了针对官制的

元丰改制

,颁布《寄禄格》,使官员的“官”和“差遣”相契合,称为

职事官

元丰改制后,官员的俸禄也有了变化。官职合并后,

官员不仅可以领取寄禄官的本俸,还可以领取职事官的职钱

,干一份工作领双份的工资也只有“待士大夫甚厚”的宋朝做的出来。在此之后,宋朝官员的俸禄虽有调整,但都保持着极高的水平,即便是北宋灭亡南宋建立,在经过早期的财政困难后,南宋便迅速恢复了北宋时期的俸禄制度,官员的收入只多不少。

俸禄之外的“灰色”收入

宋朝官员除了领取定额的俸禄外,还有各种各样称为

“添给”

的额外收入,例如:

添支钱、职田、公使钱、驿券、元随傔人衣粮、傔人餐钱、茶酒厨料、茶汤钱、食料钱、折食钱、厨食钱、薪炭盐纸钱

等等,涵盖了官员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门类齐全,钱款颇丰,成为宋朝官员本俸之外有一笔巨大收入。各类添给的具体数额一般根据官员本官品阶和地方州府的人口多寡来确定,尤以添支钱、公使钱、职田最为优厚。

添支钱

添支钱可以看做是京官赴地方就职的津贴。以各府、州、军、监长官为例,如果是三师三公知府州,每月添支钱为60贯,米10担,面10担,羊10头,傔人30人,马7匹;如果是尚书左右丞知府州,每月添支钱为30贯,米7担,面10担,羊10头,傔人3人,马2匹。例如晏殊在庆历四年被贬颍州时,其官职为工部尚书知颍州,每月可以按尚书之品阶,领取相应的添支钱,颍州又是一个富裕的州府,所以在剧中,晏殊称仁宗对他很是照顾。

晏殊

公使钱

公使钱是朝廷赐予地方长官用于接待犒赏来往官员酒食的费用,可以理解为招待费。如“文武常参官内职知州府者,岁给五千至百千凡十三等,皆长吏与通判署籍联署以给用”,即从每年5贯到100贯,分为十三个等级,而没有公使钱的州县,逢年过节也会发放10贯到50贯不等的茶宴钱,用来“公款招待”。


官员“下班”后再酒肆聚餐

公使钱虽然是公用的,

但挪用“公使钱”以谋私在宋朝确实极为普遍的事情

。例如通过互相宴请将本州与邻州的公使钱互相赠送,从而中饱私囊。宋人郑兴商说道:“近时,所有邻道,互送礼,名曰传馈。计其所得,

动辄万缗

(1缗等于1000钱)......有一身而适兼数职者,则并受数人之馈,献酬之际,

一日而得两千余缗

。此风在在有之,而东南为尤甚,

杨州一郡,每岁馈遗,见于册籍者,至二十万缗。


滕宗谅因挪用公使钱被贬

除了互相馈赠之外,地方长官还可以利用公使钱为本钱进行各种“投资”从而赚取“遗利”,所得之利大大超过公使钱本身。例如《清平乐》中的滕宗谅,就因为挪用16万贯公使钱而被贬,可通过范仲淹的辩论可知,而泾州每年的公使钱只有3千,16万贯当为历年结余和用公使钱为本钱经营所得的盈利。

职田

职田是朝廷为补贴地方官员而划定的官田,职田所出的田租赋税皆为地方官员所有。以宋真宗咸平年间为例,“两京大藩府40顷(1顷等于100亩),次藩镇三十五顷,防御团练州三十顷,中、上刺史州二十顷,下州及军、监十五顷,边远小州、上县十顷,中县八顷,下县七顷。”

宋神宗后,不再划分职田,统一换算成稻麦进行补贴,知府每年1000担,转运使每年600担,钤辖每年500担,往下100到500担不等。若将知府每年1000担稻谷,转化为现钱,每月也有35贯之多。

赏赐

除了添支钱、公使钱、职田这类添给外,朝廷对官员的例行赏赐也是重要的收入。由于宋朝优待士大夫的传统,皇帝赏赐其臣子不仅次数频繁,每次赏赐的数额也十分巨大,例如三年一次的郊祀,宰相等高级官员一次就可以获得白银3000两、绢3000匹,还有银鞍勒马、裘衣金带等贵重赏赐,折合现钱有8000多贯之多,都快赶上三年的俸禄了。


《清平乐》中公主出生,仁宗赏赐大臣

除了郊祀这种例行赏赐,对于有功劳的官员,皇帝也不吝啬于赏赐。例如太宗朝的戴兴,因平贼有功,升任定国军节度使,

赐银万两,每年俸禄加一千万钱

,升职加薪倒也能理解,可同朝的王汉忠因违诏无功被贬襄州,太宗同样给王汉忠每年加俸两百万钱。又如真宗朝的王旦、冯拯、王钦若等死后,真宗赐银五千两,慰藉家属;

平蜀有功的雷有终,在生前借用蜀地公款数百万钱,死后更是留下了千万钱的负债,宋真宗却为雷有终偿还了债务。

再举一个包拯的例子,算算他在就任开封府尹时的具体收入。包拯在宋仁宗嘉祐元年就任开封府尹,其官职为龙图阁直学士、尚书省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事。按仁宗朝《嘉佑禄令》规定,龙图阁直学士每年的俸禄是:

铜钱1656贯

,绫10匹,绢34匹,罗2匹,棉100匹;开封府尹每年的

公使钱为18000贯

添支钱为1200贯

,粮360石,柴禾240捆,干草480捆;开封府的职田为20顷,按照范仲淹一亩地产一斛粟卖300钱的说法,

开封府尹职田一年所得600贯

(60万钱)。


除去绫罗布匹、傔人、茶食、薪炭盐纸等不计,单算钱粮,包拯一年的现金收入就有3456贯(直学士本俸+添支钱+职田),再加上18000贯自由支配的公使钱。假设包拯公正无私不贪墨公使钱,换算成人民币,他一年也有

216万元的收入

宋朝如此优待官员,既是秉持

“与士大夫治天下”

的传统,也是重文抑武,防止地方割据的具体表现,而所谓的“高薪养廉”或许确有其效,但如此高薪却也为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北宋初年,国库一年只有两千万的钱粮收入却能结余大半,而到了仁宗朝,国库一年收入一亿三千万之巨却入不敷出,而为了弥补国库亏空,只能加重平民的税赋,加剧宋朝的积贫积弱,

所谓高薪养廉,无非是肥了官员,瘦了百姓,“廉”字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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