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她身之慾》到《慾望與尊嚴》——婚外親密關係的社會學解讀

【導讀】還記得2016年丁瑜那本《她身之慾》嗎？以其極高的關注度和巨大的影響力成爲當年社會學領域中現象級著作，先後獲得“社科文獻2016年十大好書”“中國社會學會年度好書推薦”等讚譽，帶我們瞭解了一個不一樣的“她者”世界。今天我們推薦的這本肖索未博士新作《慾望與尊嚴》，探究社會學研究視野裏的婚外包養，打破了包養關係“錢色交易”的解釋套路。本文是該書的附錄部分，作者生動描繪了自己作爲一個社會學者，因學術倫理、社會經驗、人際政治等而面臨的研究困境，也回顧了自己在田野中受到的道德衝擊，這在某些時候甚至讓她對自己的學術倫理提出根本性質疑。從一個“混”在二奶中的田野經驗出發，本文也爲我們理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自主性”問題，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案例。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文丨肖索未圖丨凌晨

田野有驚慌

瞭解我做婚外包養的研究後，很多人會問我，你怎麼找研究對象呢？這無疑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在調研之前，我看過深度調查記者塗俏寫的《苦婚》，是她在深圳“二奶村”臥底三個月寫就的紀實文學。受此啓發，我於2004年8月進入深圳皇崗口岸附近的城中村進行預調研，那裏住着很多香港貨車司機或工薪階層的二奶。

我在“二奶村”悠來晃去了一週，陷入絕望。學術倫理要求我不能完全隱藏自己的身份，不能像塗俏那樣進行臥底調查，社會經驗的不足也讓我很難“破冰”。我只能改變策略，通過人際網絡散佈我在做二奶調查的消息，請親朋好友幫我牽線搭橋。

此時，一個表妹挺身而出。她在廣州上的大學，認識了各色人等，其中就有各種婚外戀、包養關係以及熟悉情況的朋友們。2005年8月底，她陪我去了廣州，帶着我去結交各種朋友，打開圈子。我跟着她到各種飯局敬酒套近乎，去夜場裏擲骰子喝芝華士蹦迪調情，去小姐妹的聚會聊LV、雅詩蘭黛和男人。幾乎每天都是半夜12點以後回家，有時甚至是飯局—夜場—消夜連軸轉，鬧個通宵。

儘管多數時候格格不入，全靠表妹替我擋酒、接茬。但看在表妹的面子上，大家都客氣待我，容我坐在一旁，甚至幫我介紹研究對象。只是在很多人看來，這有什麼好調查的，不是太正常了嘛。

在廣州的第一個月，我完全是一副不知所措的窘樣。記得一次酒桌上有男人說能用筷子喝湯，表妹和他打賭，男人壞笑着說要是你輸了就要陪我睡，我在一旁使勁踢她讓她別再逞強繼續。夜場裏一身酒氣的老闆突然摟住我的腰說，其實我也蠻喜歡你的，我拿錢給你做做臉吧。凌晨5點喫完消夜，坐在一羣醉酒的人中開車狂飆，還不能繫上安全帶。

我開始焦慮，擔心自己根本不能完成博士學位論文的調研。我缺乏在這個圈子裏的身體知識和社交技能，語言上的隔閡也被進一步放大了——我只能聽懂簡單的粵語白話，他們吹水聊天我常呆若木雞，爲了讓我明白，一些人只能操起蹩腳的普通話，壞了氣氛。

人雖見了不少，但需要推進研究，我必須主動聯繫那些在飯局夜場認識的陌生人。聯繫前我都異常緊張，生怕讓人反感斷了後路，尤其是潛在的受訪者。比如Lucy是我最早認識的受訪者，她是表妹閨蜜的閨蜜，初次見面我們就加了QQ，但是之後幾天我約她總沒有回覆，害我緊張地把聊天記錄複製給表妹，問她我是不是說錯了什麼。

最驚恐的一次是在黃埔。我和表妹跟着認識不久的阿蒙去給她的姐妹過生日。她從小玩到大的好姐妹中，有四個離了婚，帶着孩子，跟着已婚男人。大家在夜總會喝酒狂歡嗨到半夜，轉戰去喫夜宵，在門口碰上阿菲的前夫，當地的“地大”（地頭），糾纏起來。表妹試圖拉走阿菲，被打了耳光推倒在地，我一着急一衝動，大喊：“你幹嗎？”話音未落，腰上捱了一腳，眼睛捱了一拳。我趕緊拉着表妹離開現場，開車上了大路。

兩個喝大了的女人——表妹哭着嚷嚷自己從沒被打過，阿蒙情緒激動地停車打電話叫哥們來打架要爲我們討回公道。拉不動表妹，勸阻不了阿蒙，情急之下我下車打110，因爲不清楚具體地址報警無效。阿蒙發現我報警，很生氣，猛地關上車門開走了。

凌晨，陌生的街頭，腦海裏還不時閃過揮舞着拳頭的黑衣男人們，我害怕，更擔心在阿蒙車裏的表妹。只能硬着頭皮給她在廣州的朋友打電話求助。最後有驚無險，表妹的朋友先後“解救”了我倆，但好好教育了我們一通：當地人打架有分寸，都是親戚朋友的，不會真下狠手，打的都是外地人。你們這麼瞎搞，說不定怎麼死的都不知道。好一陣後怕。

後來，我慢慢意識到，在這次調研之前，我一直努力掌控着自己的生活——對自己負責、管理好自己的生活是現代社會理性個體的基本要求，但現在我進入了一個完全“失控”的世界。一方面，作爲“局外人”，我欠缺這個世界的“文化資本”而舉步維艱；而另一方面，“失控”——失去對自己的掌控——也是我的受訪者生活的世界的一個特點。

我只能試着慢慢放掉我的“理性”，去感受這個世界。在研究初期，我常帶着“慣性思維”，去“盤問”我的受訪者，比如問他們“以後怎麼打算的？”“以後怎麼辦？”——這些也是後來我講這個研究時經常被問到的問題。他們給我的回答常是一句“今天不知明天事”。

一開始我以爲他們不願告訴我真實的想法，隨口敷衍。到後來，當我陷入他們的生活之中，才理解這些回答的意涵。對未來的計劃需要有對現實的掌控，而在“今天不知明天事”的世界裏，“計劃”往往是無效的。這並不意味着人們對自己的生活處於無助無力的狀態，只是生活的走向充滿了變數和不確定性，他們期望的未來並不在真正的選項內。因此，長線規劃往往是徒勞無益的投資，他們更需要的是一種“事到臨頭”的應對能力。

誰是“二奶”？

什麼是“二奶”，什麼算婚外包養關係，界定並不容易。在媒體上，“二奶”、“小三”、“情人”等詞幾乎混用，但是在現實中，人們往往有着精細區分。一次和開車行的朋友閒聊，他說自己就不願意包二奶，有個女朋友倒是可以，大家想玩的時候一起玩玩，想在一起的時候在一起，但是各回各家；會送禮物或者經濟上的幫助，但是沒有什麼定期的家用。“一個老婆管着就已經夠煩的了，還要個二奶！”他抱怨道。

我對“二奶”的界定採取了“社會生成”的方式，讓中間人給我介紹他們認爲的二奶或包養關係中的人物，讓這樣的一種社會認知滲透到研究中來。他們介紹的對象在一些方面具有相似性：一般由男方提供固定居所、提供家用或負責女方的基本支出，關係相對穩定。而這些也區別於其他例如情人、一夜情之類的婚外關係。

一個冬日午後，我坐了將近兩個小時的公交車，來到廣州市區地圖外的一個城中村和阿潤聊天。38歲的阿潤來自廣西的小縣城，一身綠色的呢子外套穿了十來年，和男友——來自浙江的汽車配件銷售員住在一個月租350元的一居室裏，19寸的彩色電視機是家裏唯一的電器。男友每個月在廣州待兩週，負責這期間所有的開銷，不在的時候給阿潤800～1000元的家用，阿潤還要存下一半寄給在老家唸書的兒子。阿潤叨唸着男友的好，說周圍的人都說他們是兩公婆。聊完我請她一起喫五塊錢一盒的盒飯，她嫌貴又不好喫，說下次去她家她做給我喫。

幾個小時後，我在廣州上下九的仙蹤林跟Lucy喝奶茶喫甜品。26歲的Lucy是廣州本地人，打着綠色眼影畫着紅脣，給我看新買的Gucci手機鏈，聊起前幾天在朋友的派對上認識的男生，送了她一盒SK-II的化妝品。Lucy現在跟的是一個香港的設計師，一個月來廣州過兩個週末。Lucy抱怨男友對她越來越差，要不是因爲答應生日的時候送她LV包包，她纔不忍他呢！

就這樣，我穿梭於廣州的“摺疊空間”，從唏噓感嘆到習以爲常。受到各種侷限，我的研究不能涵蓋所有二奶的情況，比如我沒有打入官員或大富商的圈子，也疏漏了女大學生羣體。在我訪談過的二奶裏，主要有四類：像阿潤這樣生活在城中村的外地打工妹，像Lucy這樣的廣州本地美女，還有曾經在夜場工作的姑娘們，以及在廣州郊區離了婚帶着孩子的婦女。她們都沒上過大學，跟着中小商人或工薪階層的男人，但彼此間已是天差地別。有時我跟廣州的朋友聊起生活在城中村的二奶的情況，比如家裏沒有空調，冬天給男人洗衣服長了凍瘡，他們瞪大了眼睛說：“這也能叫二奶？！”

人們對二奶充滿了想象，而這些想象常常帶着年齡、階層、性別、情感的單一預設。這樣的大衆想象也影響着我的受訪者，她們常說：我跟人家不一樣。比如，“我們是有感情的”；比如，“我認定了就認定了”；比如，“我這個男人沒什麼錢的”；再比如，“我從來不跟他主動要錢”。將自己描述爲例外，是她們“去污名化”的努力，在我看來，也是她們拒絕將自己的情感和生命歸於那些單一平面的形象。

在我的研究裏，我也將她們視爲“例外”，收集她們生活的點點滴滴和她們眼中“與衆不同”的片段，將她們“恢復”成一個個複雜立體的人。我很快放棄了原先設定的半結構式訪談爲主的研究方案——半結構式訪談帶着太多我的預設，我問的她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而她們真正關心的我又問不到。我開始花大量時間和她們“混”在一起，一起去做頭髮、美容、逛街、喝茶、打麻將、泡吧，像女朋友一樣閒聊八卦。

田野調查激活了我的調研，但我也不得不在研究深度和廣度之間做出取捨。我本打算後半年去深圳調查香港貨車司機和工薪階層的二奶，但很快放棄了這個計劃，留在廣州進行跟蹤調查；原先計劃的訪談30～50個包養案例也完成不了，只能依賴現有的圈子帶我到能去的地方。

我慢慢意識到二奶之間的差異之大，遠大於她們與自己生活世界裏的其他女性之間的差別，儘管後者並不是“二奶”。Lucy的女朋友們一樣熱衷時尚和名牌，打量男人的眼光首先落在他的車和手錶上；黃埔的阿雪和妹妹一樣愛打麻將、愛抽菸泡吧，不過妹妹命好嫁了一個有錢人；在城中村的檔口，一個孕婦麻將打了一半，同居的男人過來找她要錢，兩人爭吵推搡起來，男人掏走了她兜裏僅剩的十塊錢去隔壁打牌，留她在身後破口大罵，牌友問她怎麼還給這樣的男人生孩子，她冷笑道：“你給我錢我就去打掉啊！”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阿潤經常掛在嘴邊的“今天不知明天事”。

共情的邊界

質性研究講求對研究對象予以“共情的理解”，田野調查要獲得“內部人”的視角，這也是我努力達到的目標。經過頭兩個月的艱難而緩慢的摸索，大半年“混”下來，我陸陸續續正式訪談了16位二奶，傾聽她們的生命故事，和其中幾位還有了更深的交情。

在酒吧喝大了直接睡在阿菲家，第二天起來蓬頭垢面地取笑昨晚彼此的失態；和阿潤一起躺在她起了球的被窩裏，聽她聊起託付給老家好友的兒子，快上中學了越來越叛逆，聲淚俱下；Lucy和男友吵架沒錢時，也會找我借個幾百一千塊；在寧波認識的李雅，春節的時候給我打電話說跟老公吵架，離家出走了，問我怎麼辦。

相比於二奶們，我接觸男性研究對象時遇到了更多困難。他們不太願意接受訪談，即便接受了，他們的表達也很乾澀。一來很多男人不習慣聊自己的感情體驗，二來也跟微妙的人際政治有關。調研時，我26歲，跟他們的二奶差不多大，卻要“盤問”他們的婚外關係，這讓彼此都有點不適。因爲難以打入以男性爲主的工作和社交場合，“混”的策略在他們身上也很難奏效。我只能倚賴在夜場中對他們的觀察和見縫插針的閒談，以及來自他們的二奶的描述。正因如此，我對這個羣體最缺乏“共情的理解”，這是我研究的一個不足，也恰恰折射出質性研究中經常講到的知識的產生與研究者和研究對象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

我每天去不同的地方訪談、觀察、“混着”，回來寫田野筆記，整理錄音，日復一日。我有時設想如果我是她們，我會怎麼辦，似乎並沒有太多好的選擇和辦法。日子久了也覺得身陷泥沼，常有煩悶之感。

那時我每週六去爬白雲山，有五六個固定的“旅友”，平時我和他們的生活沒有太多交集，因爬山而聚在一起。一邊爬山一邊閒聊，聽公司總經理老張聊聊國家大事、內部消息，跟中醫大夫阿宏討教下養生祕訣，再和女編輯白玉和單親媽媽小藝聊聊各種八卦。知道我在調研二奶，他們也會跟我講他們聽說的二奶故事，談談他們的觀點，幫我出主意如何和人套近乎。於我，週六、白雲山、這一羣人，構成了我在廣州努力體驗的“另類”生活之外的“正常”的生活空間，讓我得以喘息，返回那個更熟悉和自在的自己。

一日爬山又聊起我的課題，我說有興趣跟夜總會媽咪和小姐聊聊，但苦於沒有渠道認識。老張說他認識夜總會的經理，可以給我引薦。一週後，他安排了個飯局，還叫上白玉和小藝作陪。在飯桌上，小藝聊起了她曾給朋友介紹援交的往事。夜總會經理聽着起了興趣，拿出名片，問小藝是否還有人介紹。小藝說：“有啊。”接着笑言朋友說她很合適當媽咪。經理更起勁兒了，建議小藝去他們那裏試試。小藝說可以到老家最好的夜總會去招小姐，這樣有經驗，不用教。老張也插話說：“我也去，我去把關。”大家相談甚歡。一會兒，經理有事要先走，臨行前特意囑咐小藝：“你考慮考慮啊，來我們這裏來試試，都是爲了賺錢。”

我起先以爲小藝和老張是逢場作戲，“話趕話”熱着場子，就像我也積極表態要跟着去看招小姐。沒料到，他倆越說越投入，開始深入討論招募小姐的細節，甚至談到了分工和利益分成。大概是看出了我的異樣，幾日後，老張打電話給我，說小藝也很不容易，要養兒子，但沒什麼技能和專長，工作不穩定賺不到錢，這個做好了說不定可以解決她下半輩子的經濟問題。他也是想幫她一把。

最終，因爲合夥人們在細節上的分歧，小藝的媽咪事業無疾而終，但這件事對我的震動甚於任何一個二奶故事。我意識到儘管我無比努力地像個“內部人”一樣去感受，把訪談對象當作我的朋友，但這只是我的工作，是職業化的呈現自我，在他們的“另類”生活中穿梭；而週六的爬山小組則屬於我的“正常”生活，他們是我主動選擇的朋友，維繫着我的自我歸屬。而如今，工作與生活，“另類”和“正常”之間的邊界被打破了。

我慢慢認識到，第一，所謂的“正常”和“另類”的邊界不過是我人爲設置的屏障，隨時可能流走或變得模糊，我的“正常”世界隨時有可能變得“另類”，或者說，我的世界隨時可被“侵入”；第二，我的研究始終建立在我對研究對象的“自我”懸置和“道德”疏離之上，也就是我以一個在道德行爲上“正常人”的角度去琢磨他們，所謂的“共情”始終帶着倫理的隔膜。

第一點對我的個人道德造成了衝擊，第二點則對我的研究倫理提出了根本性的質疑。然而，意識到並接納第一點，很大程度上有助於我緩解研究倫理上的危機。或許“完全的共情”只是個虛像，但這敦促我對自己與研究對象之間的關係採取了更爲自省的態度。

我開始認真思考另外一些之前隱隱有感的問題。比如，我對外地女性的同情勝於對廣州本地女性，這不僅是因爲“同在異鄉爲異客”，更是受到我個人的價值判斷的影響。儘管我試圖擺脫預設，但心中始終存在一些或明或暗的線，將人分隔在我願意投注不同情感的格子裏。

那些迫於生計、缺乏機會、在流動中流離失所、在階層和城鄉結構中缺乏向上流動機會的女性成爲“二奶”是情有可原的，而爲了消費、維繫某種生活方式而被人包養是令人鄙夷的；有感情的婚外情叫人唏噓，親密關係的工具化使用則令人不屑。這些背後其實是一系列價值判斷的混合——主流性道德、對浪漫愛情的迷思、“左派”社會學浸染下形成的“弱者”立場，以及對消費主義的批判。

當我一點點突破這些價值預設，更深入理解他們生活的世界，我漸漸發現，他們的機會和選擇並不是絕對的，結構性的位置固然重要，但對個體的意涵並不是給定的，而是嵌入於他們複雜的生活世界。理解他們與他們的生活世界的關係纔是解釋特定選擇的關鍵所在。

（聲明：本文摘自《慾望與尊嚴：轉型期中國的階層、性別與親密關係》一書，作者肖索未，如需轉載請與我們溝通）

推薦閱讀

慾望與尊嚴

肖索未著

2018年10月出版

定價：69.00元

本書以婚外包養關係爲棱鏡，考察市場轉型期中國社會的親密關係及其背後的情感邏輯與倫理實踐。基於爲期一年的田野調查和深度訪談，作者細緻描繪與分析了包養關係對於商人階層和工薪階層男性的不同意涵，以及本地女性和外來打工妹在這些關係裏的不同軌跡和經歷。通過一個個耐人尋味的個人故事的講述，本書將私人生活的選擇和體驗嵌入階層變遷、城鄉流動、消費文化和性別關係等社會文化背景中，探討親密關係如何成爲人們實踐“慾望”和獲得“尊嚴”的重要方式。

作者介紹

肖索未，北京師範大學中國社會管理研究院/社會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北京大學中文系學士，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學碩士、博士。主要研究領域包括性別、婚姻與家庭、親密關係、人口流動，研究課題涉及當代中國的婚外包養關係、兒童撫育中的城鄉、階級與代際合作，目前研究主要關注僱傭照料與家政服務。研究成果發表於Men and Masculinities, Vaccine, 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社會學研究》、《婦女研究論叢》、《開放時代》、《社會學評論》

圖書目錄

導論

第一章階層化男性氣質的親密建構

第二章時尚的重要性：都市女性的“尊嚴經濟”

第三章 “一半被錢感動，一半被人感動”：親密關係與向上流動

第四章 “今天不知明天事”：打工妹的情感困境

第五章什麼樣的男人值得愛？

第六章當孩子呱呱墜地：生育與關係的長久化

第七章在慾望與責任之間：男人自白

結論

附錄“混”在親密與道德的邊緣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