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鑿於北魏晚期的麥積山142窟，其窟內正壁上方近左右壁拐角處分別懸塑一身動物頭像。對於這一動物頭像的釋讀到底是牛頭山瑞像和象頭山瑞像，是象頭瑞像和鹿頭瑞像，還是待考的佛傳故事？學者各執一詞。本文筆者經過認真觀察分析，並結合相關佛教經典文獻，認爲這並非原來所認定的瑞像，而是一組依據《大智度論》、《五分律》等南北朝時佛典而塑的反映和表現教團世界長幼尊卑、恭敬供養次序的本生故事圖像。並進一步從麥積山142窟的規模形制、圖像內容、造像技法等綜合分析，表明開窟者應是當時秦州世家大族，且具有較高佛學義理修養。

佛教自東漢初年傳入中國以來，以弘揚釋迦牟尼生前事蹟爲核心的佛傳、本生、因緣等圖像成爲佛教故事中最重要的表現題材。從克孜爾到敦煌，從河西走廊到中原腹地，從石窟寺壁畫到單體造像碑，幾乎無處不在。但就其載體形式而言。除壁畫和浮雕外，採用泥塑形式來表現這類故事的案例，在整個中古時期佛教遺存中目前僅見於以泥塑著稱的天水麥積山石窟。

麥積山第142窟   正壁立面

一、麥積山第142窟正壁牛頭與象頭形象辨識

麥積山第142窟   正壁右上角

麥積山第142窟   正壁左上角

麥積山142窟開鑿於北魏晚期，在窟內正壁上方近左右壁拐角處分別懸塑一身動物頭像，在以往研究成果中，或被釋讀爲牛頭山瑞像和象頭山瑞像，或被釋讀爲象頭瑞像和鹿頭瑞像，或被釋讀爲待考的佛傳故事等。筆者經過認真觀察分析，並結合相關佛教經典文獻，認爲這是一幅表現白象、彌猴、鵽鳥自分長幼故事的戒度類本生圖像。

首先，窟內正壁左上角懸塑的是猴頭，而非牛頭或鹿頭。仔細觀察可以發現，該動物俯首姿，頭戴冠，嘴角內斂，下頜尖削圓潤。面部呈倒三角形，弧形眉，圓睛外突，雙目下視。眼眶兩側各塑一圓形小耳。兩腮削瘦，鼻樑高直。系典型的獼猴形象，其額頭及腮、下頜部位有明顯的細密陰刻線，應該是表現猴毛。值得注意的是，猴頭部上方並列塑兩根“丫”形裝飾，應是頭冠組成部分之一。非常容易被認作是動物頭上的雙角，這可能是被誤認爲鹿頭或牛頭的重要原因。實際上，這對“丫”形物和傳統意義上的鹿角或牛角反差很大，具有鮮明裝飾意味。獼猴右耳外側有一束向上伸展的忍冬紋飾，其上塑一大鳥，正面造型，俯首弓首伸頸下視，緊收雙翅，兩爪緊扣，立於花瓣上，形態生動，頭部細節已模糊不清。而正壁右上角懸塑泥質動物爲象頭則毫無爭議。其兩耳猶如蒲扇，分垂於兩側。雙眼外突，形如棗核，呈倒八字形。象鼻斜下伸展，末端鼻孔上揚，鼻子左下方可辨塑一根象牙。象首一冠飾，大部殘毀，可辨原有圭狀或蓮瓣狀飾物，象耳右側向上伸展出一束忍冬紋，末端已毀。

其次，這組動物並非佛教瑞像。衆所周知，瑞像是佛像的一種，它最主要特徵就是具有靈異或靈瑞色彩，能夠按照自身意志行事，穿越時空，感應福禍，預知未來，守護住地，多以放光、騰空或飛來等形式來顯示自己的靈異。在蕭梁·慧皎《高僧傳》和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5引宋雲《出使西域記》中均有關於瑞像事蹟記述。前者如慧達（劉薩訶）前往丹陽、會稽、吳郡覓阿育王像塔的事蹟，謂其在京師長幹寺發掘阿育王舍利塔，並見到阿育王第四女所造金像。又遊至吳郡，禮拜通玄寺兩身石像，據稱石像系西晉建興元年（313）在吳淞江口滬瀆浮江而來；後者載新疆于闐捍摩城南大寺有金像，總是面向東方，而不朝西看，父老傳說此像本從南方騰空而來。在敦煌莫高窟吐蕃至歸義軍統治時期，出現了大量以涼州瑞像爲代表的佛教感通畫題材內容，既有壁畫，也有絹畫，內容十分豐富。但總的看來，與一般意義上的佛像相比，瑞像數量還是十分有限。據統計目前僅存有92尊。從種類看，一般可分爲諸佛瑞像（如釋迦牟尼、過去七佛、阿彌陀、彌勒等）、菩薩瑞像（如觀音、文殊、普賢等）、天王瑞像（如毗沙門天王）、羅漢瑞像等，但鮮有稱佛教中某種動物爲瑞像，國內外尚未發現類似例證。

第三，被誤認爲牛頭山瑞像的原因。麥積山第142窟這組瑞像定名中，由於左側懸塑動物被誤認爲是牛首，加之於闐牛頭山聖蹟及瑞像故事較爲流行，如《大唐西域記》卷12《瞿薩旦那國》載：“王城西南二十餘里，有瞿室餕伽山（唐言牛角）。山峯兩起，巖隒四絕，於崖俗間建一伽藍。其中佛像時燭光明。昔如來曾到此外，爲諸天人略說法要，懸記此地當建國土，敬崇道法，遵習大乘。牛角山岩有大石室，中有阿羅漢，入滅心定，待慈氏佛，數百年間，供養無替。近者崖崩，掩塞門徑。國王興兵欲除崩石，即黑蜂羣飛，毒螫人衆，以故至今石門不開。”可知，于闐王城西南的這座山因形似牛角而得名，更因相傳昔日佛陀在此爲諸天人說法，宣揚大乘佛法而成爲一處聖蹟。而玄奘到于闐時，已有數百年前阿羅漢在牛角山石室中滅定以待彌勒降生的傳說。北魏宋雲西行求法路過此地時，亦有金像從南方騰空而來的傳說。可見北朝至隋唐時期，于闐境內是十分盛行瑞像及相關佛陀聖蹟故事的。麥積山這組圖像最初定名中，顯然是將牛頭山聖蹟和佛陀瑞像兩者合一而成，其對稱的右側圖像也就想當然定名爲象頭山瑞像。

藍田水陸庵泥塑佛故事（局部）

這種解讀方式顯然有誤。從時間上看，用《大唐西域記》所載聖蹟和瑞像故事來釋讀北魏晚期佛教圖像本身就存在一定誤差的可能性，儘管這些聖蹟或瑞像故事可能在唐以前就存在，但在沒有相關同時期文獻或實物材料支持的情況下，用後世佛教典籍記載來解釋前代佛教圖像的方法不可取。另外，《大唐西域記》中是有許多關於印度、西域境內佛陀本生、聖蹟、弘法，以及佛傳、瑞像等故事，其中不乏在唐以前佛教典籍中有明確記載者。但于闐牛頭山聖蹟和瑞像並不在其中，極有可能是後來于闐本地佛教信徒編撰出來的神話傳說，這一傳統在唐宋之際對毗鄰的敦煌及河西走廊一帶的佛教弘法過程中影響似乎更大一些，而對深受長安等中原佛教文化影響的麥積山石窟而言，其影響力則小得多。

二、象、獼猴、鵽鳥自分長幼故事的經典依據

麥積山142窟   正壁懸塑的迦頻闍羅鳥

麥積山第142窟這組圖像雖然殘損較多，但主體內容清晰完整，除裝飾莊重的猴頭和象頭外，值得注意還有猴首冠飾左側忍冬瓣上站立的大鳥，以前解釋中多將認爲是靈鷲山上的靈鷲。實際上，它表現的是釋迦爲菩薩時化身而成的迦頻闍羅鳥。

對此，後秦·鳩摩羅什著《大智度論》卷十二中有明確記述：“有時閻浮提人，不知禮敬。耆舊有德，以言化之，未可得度。是時，菩薩自變其身，作迦頻闍羅鳥。是鳥有二親友：一者、大象，二者、獼猴，共在必鉢羅樹下住。自相問言：‘我等不知誰應爲長？’象言：‘我昔見此樹在我腹下，今大如是。以此推之，我應爲長！’獼猴言：‘我曾蹲地，手挽樹頭。以是推之，我應爲長！’鳥言：‘我於必鉢羅林中，食此樹果，子隨糞出，此樹得生。以是推之，我應最長！’鳥復說言：‘先生宿舊，禮應供養！’實時大象揹負獼猴，鳥在猴上，周遊而行。一切禽獸見而問之：‘何以如此？’答曰：‘以此恭敬供養長老！’禽獸受化，皆行禮敬，不侵民田，不害物命。衆人疑怪，一切禽獸不復爲害。獵者入林，見象負獼猴，獼猴戴鳥，行敬化物，物皆修善。傳告國人，人各慶曰：‘時將太平，鳥獸而仁！’人亦效之，皆行禮敬。自古及今，化流萬世。當知是爲法身菩薩。”

象、猴、鳥自分長幼本生故事（克孜爾第80窟）

通過這段記述可知，共同生活在必鉢羅樹下的大象、獼猴和迦頻闍羅鳥通過闡述各自與這棵樹之間的年齡先後關係，最終確立了迦頻闍羅鳥最長、獼猴次之、大象最小的順序，爲教化萬物及世人，他們出行時特地以象負獼猴、獼猴戴鳥的方式出現，不僅在禽獸世界，而且通過獵人的傳播，在閻浮提國確立了佛陀提倡的禮敬供養長者制度，使之世代流傳。故第142窟正壁左側獼猴上方懸塑的大鳥當爲菩薩化身而來的迦頻闍羅鳥，系表示獼猴戴鳥場景。以此推之，正壁右側象首上邊原應懸塑有獼猴，以表示象負獼猴場景，惜已無存。這種禮敬供養長老的思想不僅在世俗社會被廣泛弘揚，在僧團階層內部也是重要戒律之一。如南北朝時，竺道生參譯的佛教戒律《五分律》卷十七就有明確記述：

爾時諸比丘無上下坐，不相恭敬，諸居士見，譏訶言：“此輩沙門不知上中下坐，無有長幼。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聞，種種訶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問諸比丘：“誰應受第一座、第一施、第一恭敬禮拜？”諸比丘或言：“剎利、婆羅門、長者、居士、出家者應受。”或言：“誦毘尼、法師、阿練若、行十二頭陀，乃至得阿羅漢者，應受。”佛言：“不應爾！”諸比丘白佛：“若不爾，誰應受？”佛言：過去世時，海邊有尼拘律樹，覆五百乘車。時有三獸住彼樹下：一者雉、二者獼猴、三者象。雖爲親友，而不相推敬，後作是議：“我等既爲親友，如何不相推敬？應計年長者爲尊，少者爲卑。”議已，問象：“汝憶何久遠事？”象言：“我憶此樹至我腹時。”復問獼猴，獼猴言：“憶我平立，齧此樹頭時。”復問雉，雉言：“我憶昔於某處食此樹子，來此吐核，遂生此樹。”於是推雉爲上，獼猴處中，象爲下焉。若欲行時，獼猴負雉，象負獼猴。雉教二獸行十善業，皆共受行。世人聞之，皆受其化，遂名行善爲雉梵行。行其法者，命終生天。“諸比丘！畜生猶尚知有尊卑，況我正法而不相敬。汝等從今先受具足戒者，應受第一坐、第一施、第一恭敬禮拜，如是奉行。”

四獸自分長幼本生故事（庫木吐喇第63窟）

可知在回答確立僧團階層受供養禮敬的次序問題上，佛陀還是以鵽鳥、獼猴、象與尼拘律樹的長幼關係爲例加以說明，足見這一故事在佛典類似例證中的重要性。相同題材的本生故事在新疆克孜爾第58、80、99、114、224窟頂部壁畫中均有發現，其表現方式均爲繪製於菱格之內，鳥立於猴頭之上，猴蹲於象背之上，象垂鼻邁步而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第58窟中這一圖像略有不同，彌猴腋下還挾一白兔。根據學者研究，這種動物四友形象並不見於漢傳佛典，屬於藏傳佛典中常見的戒律本生故事，在藏區寺廟壁畫、唐卡中較爲常見，類似圖像也見於庫木吐喇石窟第63窟和新疆巴州和靜縣巴侖臺喇嘛廟大殿壁畫中，表明龜茲石窟與藏傳佛教之間存在着某種聯繫。克孜爾上述幾個窟龕均分佈於谷東區小峽谷及周邊一帶，其開鑿時間據學者們研究， 約在公元六世紀中葉至七世紀上半時，庫木吐喇第63窟也大致開鑿於這一時期，在開鑿時間上均與麥積山第142窟大致相當。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克孜爾所在的龜茲地區盛行小乘佛教，在“唯禮釋迦”思想影響下，各個時期窟龕內均大量出現有數量和內容衆多的因緣、本生故事，並對敦煌莫高窟北魏窟龕壁畫題材產生了一定影響。但這類在新疆、敦煌一帶盛行的本生和因緣故事，絕大部分並不見於隴右、關中，以及中原內地，只有睒子本生、薩埵那捨身飼虎、須大拏本生等幾種題材較爲流行。故麥積山北魏晚期出現的象、獼猴、鵽鳥自分長幼本生故事更具有代表意義，表明這一時期關中、隴右與西域之間可能存在着相關佛教思想的交流與傳播。實際上，一直到唐代，在印度北部到西域一帶，這個本生故事仍廣爲流傳。其影響之大，可見一斑。

綜上所述，麥積山北魏第142窟正壁懸塑猴頭和象頭形象並非原來所認定的瑞像，而是一組依據《大智度論》、《五分律》等南北朝時佛典而塑的反映和表現教團世界長幼尊卑、恭敬供養次序的本生故事圖像。由於該窟正壁近頂部分殘毀無存，整體原貌已無從可知，筆者推測正壁右上角象首上方可能原塑有一獼猴及相關佛教人物形象，從而以對稱方式來表現這一本生故事主題思想。

三、相關內容問題討論

1.窟內圖像所蘊含的佛教思想

麥積山142窟   正壁影塑佛、菩薩與弟子像

142窟正壁左側猴首旁壇臺貼一組並列跪拜姿影塑弟子，右側象鼻下方貼一組有組合關係的影塑佛、菩薩和弟子像。這兩組造像中人物身份和白象、獼猴、鵽鳥自分長幼故事存在着對應關係。明·弘贊《四分律名義標釋》稱迦頻闍羅鳥系如來昔日修菩薩行時，因“愍世無禮”而示爲鳥身，該鳥“一名冠雉，形大如鴿，似雌雉，鼠腳，無後指，岐尾。”亦名“鵽鳥”。佛弟子舍利弗示爲獼猴身，另一弟子目犍連示爲象身，以此相問，定其長幼。因此，第142窟泥塑動物分別代表示菩薩身的釋迦牟尼和他的弟子舍利弗、目犍連。而猴首和象首旁邊和下方的影塑佛、菩薩和弟子則通過禮敬、說法等肢體語言來表達這則戒律故事的中心思想。

此外，類似表現禮敬尊卑內容的影塑造像也見於左、右壁各層壇臺之上，其間穿插粘貼多身體態豐滿，頭戴籠冠，褒衣博帶裝束的影塑女供養人。這種窟內主尊造像四周滿壁影塑或彩繪佛、菩薩、弟子、供養人的做法普遍見於麥積山北魏晚期窟龕中，是當時法華三世十方諸佛造像思想的圖像表現。而本窟這些圖像組合更具有明確經典依據，《大智度論》卷十二《釋初品中檀波羅蜜法施之餘》載：“複次，法身菩薩，一時之頃，化作無央數身，供養十方諸佛；…複次，檀有三種：一者物施，二者供養恭敬施，三者法施。…複次，三事因緣生檀：一者信心清淨，二者財物，三者福田。心有三種：若憐愍，若恭敬，若憐愍恭敬。施貧窮下賤及諸畜生，是爲憐愍施；施佛及諸法身菩薩等，是爲恭敬施；若施諸老病貧乏阿羅漢、辟支佛，是爲恭敬憐愍施。…或時從心大得福德，或從福田大得功德，或從妙物大得功德。…福田有二種：一者憐愍福田，二者恭敬福田。憐愍福田，能生憐愍心；恭敬福田，能生恭敬心。”

通過經文可知，壁面影塑造像系表現法身菩薩幻化而成的無數菩薩供養十方諸佛、弟子禮拜佛陀、佛說法、母子供養人持物供佛等內容，以及由此而表達的如何通過物施、恭敬施、法施達到檀波羅密滿的過程。

2.圖像蘊含的佛教戒律與儒家禮制之間的關係

麥積山142窟   影塑母子供養人

麥積山142窟   影塑女供養人

從麥積山142窟的規模形制、圖像內容、造像技法等綜合分析，表明開窟者應是當時秦州世家大族，且具有較高佛學義理修養。正壁右下方壇臺上影塑母子供養人位置十分醒目，極有可能是該窟功德主。母子形象和裝束方面也透出很多信息：母親身穿褒衣博帶式漢裝，手中所持之物類似倒置的細頸瓶，尚待於進一步考證。而小孩形象爲中分式束髮髻，上穿圓領窄袖袍服，外罩袖裲襠衫，下着褲褶，系典型胡服。這表明其身份的複雜性，一種可能性是當時秦州地區漢化程度很高的胡族佛教信徒。另一種可能性是受胡化風氣影響較深的漢族佛教信徒。從麥積山北魏晚期至西魏階段窟龕供養人調查成果以及這一時期秦州地區民族構成情況等綜合分析，前一種可能性要大一些。

白象、彌猴、鵽鳥自分長幼本生故事雖然表述的是佛教戒律思想，但在麥積山第142窟出現，似乎還有更深含義。隨着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全力推行漢化政策，佛教也深受重視，僧團戒律和以儒家爲代表的中國傳統封建禮制之間也有了更多切合點。佛教戒律與封建禮制均體現出個人在羣體中受到的約束，且長期存在於中國社會之中，兩者之間既同中存異，又異中有同。儒家禮制核心“三綱五常，禮之大體。”在兩千年的發展和強化過程中，禮制具有了自我約束和外在約束的雙重性特徵。而佛教戒律則是一種基於宗教基礎上的高度自我約束，主要靠自我意志的堅定來實現，尚屬於道德範疇之內。兩者之間在淨化或教化社會之目的和功能方面具有共性，儒家做爲一種政治哲學，其治國之道着重於教化，其目的就是要移風易俗，將民間風俗納入儒家的倫理道德規範之中。而佛教在中國化過程當中，世俗功利性也越來越強，與儒家的聯繫和複合也日益緊密，在“三教合一”的歷史進程中，也慢慢地將其道德標準與儒家看齊，如開始接受並提倡儒家的忠孝觀念。做爲漢化秦州世家大族開鑿的第142窟，在窟內顯赫位置安排了這一當時並不常見的本生故事題材，其意義不僅僅在於強調佛教戒律的重要性，而是更多地迎合了儒家禮制思想，用以宣揚世俗社會的等級觀念，正如《大周故兗州都督彭城劉府君墓誌銘並序》所言“以孔教而飾事，用佛理而持心，折衷人倫之間，冥通寂滅之際。”從而使兩者有機結合起來，具有了更強烈的教化功能和意義。

四、結語

麥積山142窟   影塑佛說法像

戒律是歷史上僧團強化內部管理和個人修行的經典依據，也是佛教發展壯大和弘揚佛法的重要保證。表現戒度思想的本生故事圖像多見於西域，中原內地發現的實證十分罕見，但這不代表它在中國內地傳播的真實情況。麥積山第142窟這幅採用泥塑藝術技法創作的作品，不僅是我們瞭解古代絲綢之路上外來佛教文化傳播的例證，更是以儒、釋思想爲代表的中西方文明交匯、融合、創新的具本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