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七下西洋是人類歷史上的壯舉更是偉大的海洋探險，但是這一壯舉並沒能使明清成爲一個海洋貿易大國。當然，這種說法也不準確，因爲此時明朝和清朝都作爲世界貿易體系當中不可或缺的國家，也同樣都是海洋貿易大國。只是明清時期的海洋貿易更多的是一種被動的而不是積極主動地向外尋求擴張所以導致了一種錯覺。我們先說鄭和七下西洋的目的是什麼？

它的政治意義其實遠大於經濟意義。

因爲鄭和七下西洋主要是爲了宣揚明朝的國威和天朝上國的霸主地位。鄭和下西洋也並非單純地將明朝政府的財物賞賜給那些藩屬國。在當時這些小國並不知道明朝的存在，只是一大批人乘着自己從未看過的大船來到這裏與他們交換貨物，說了一堆自己也聽不懂的話，說只要自己點頭就可以獲得大批貨物，由此誰不同意呢？但是他們誰又知道鄭和宣讀的這些東西就是明朝皇帝的聖諭。只要他們同意了，就作爲明朝的藩屬國納貢。

但是這對當地的小國而言並不重要。一直堅持厚往薄來的外交體系，周邊小國喜聞樂見。但是這對明朝政府而言，確屬實是一個沉重的財政負擔。由於遠航的政治意義遠遠大於經濟意義，使得鄭和七下西洋以後明朝官方政府對於南洋心有餘而力不足，更有大批官員反對如此空耗國家資財。

但其實明朝是可以將經濟放在前位的。因爲明朝時期民間海外貿易繁榮，而民間海外貿易更多的是經濟利潤所驅動的，在鄭和七下西洋的大約同一時期，達伽馬繞過好望角到達了印度，並開闢了印度洋的新航線，而另一個哥倫布橫渡大西洋發現瞭如今的美洲，雙方雖然是殖民者，但確實打通了這個世界新舊大陸之間的最初聯繫。不論是農產品還是初級工業品原料都源源不斷的輸入到了自己的國家，鉅額的利潤使的民間和政府大力支持海外貿易探險。

而明朝並非如此。在宣揚國威以後由於周圍海域並不平靜，開始實施封鎖政策，而民間自宋朝，甚至是唐朝，歷經元朝以來的發達的大規模民間海外貿易被遏制住。很多沿海居民反對這一政策，但是卻又無視海外貿易的利潤確實豐厚，所以便有私自出海貿易的現象。而日本浪人在明朝海禁政策以後曾有一段時間無法劫掠鉅額的財富，當這兩種人走到一起以後爲了利潤永固兩者實現了合作，明朝中期以後的倭患由此出現。

直到戚繼光等人肅清沿海纔再次開放海禁，而此時明朝在世界貿易，尤其是海洋地位依然舉足輕重。沒有比西方相差太多，但是到了清朝明清鼎革之際以及以後清朝統治者爲了鞏固自己的權利，反對那些反清復明的人在沿海做亂，再一次厲行海禁。在世界貿易體系當中清政府才逐漸落後，而且除了這些政治和經濟上的原因之外，其實我們的觀念似乎也不足以保證我們成爲當時的海洋貿易強國。

我國一直以來都是以農業經濟爲主體的自然經濟結構，雖然我國的海外貿易發展也很早，但是一直沒能成爲國家的支柱經濟去發展，更不可能作爲國家的戰略去發展，歸根結底我們依然重視土地和稅收。但是西方國家並非如此，他們通過海外貿易獲取了大額利潤，即便海外貿易的新航線還沒有發現以前，西方國家對海洋的探險也有着悠久的歷史，更何況有很多諸如馬可波羅的人在西方宣揚神祕而富有國度。這一點燃了西方各國民衆對於東方財富的熱情和慾望。

但是一個大封建統治帝國都以穩定政權爲主，所有的官員和投資者都希望將民衆束縛在土地上，很多朝代都在進行抑商的政策制定。商業確實能夠帶來財富但是經商的人卻往往成爲帝國官僚的斂財工具。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都是依附於政府的。這個政府卻不是中央，商業貿易不僅沒能給中央政府帶來鉅額利潤，底層民衆還出現脫離土地的現象，國家的貿易和稅收體系又沒有進行適當的轉換。

這就造成了國家要想發展必須抑制商業而不可能像西方一樣，國家要想發展必須重視商業，重視海外貿易。兩種國家發展體系最終在數百年後高下立判。所以即便有鄭和下西洋的壯舉，也很難在傳統社會治理之下走向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