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据《戡乱战史》(以国民党角度记录的解放战争)中记载道:“当民国37年春,我吉林第60军,以残缺之师,转进至长春之日,亦正××第三次展开四平街攻防战之时东北剿总幕僚,曾向卫总司令建议:四平目前兵力不足,绝难支持×长期围攻。众所周知,在辽沈战役期间,大的战斗都是围绕沈阳、长春、锦州这三座城市展开的,而当时的东北军政长官为卫立煌,其坐镇沈阳,长春则由其心腹郑洞国驻守,当然,当时郑对于守卫长春是有一些不愿意的,在卫立煌命令下达以后,其想法也十分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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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辽沈战役期间,大的战斗都是围绕沈阳、长春、锦州这三座城市展开的,而当时的东北军政长官为卫立煌,其坐镇沈阳,长春则由其心腹郑洞国驻守,当然,当时郑对于守卫长春是有一些不愿意的,在卫立煌命令下达以后,其想法也十分复杂。不过最后据郑洞国回忆:我既然跟国民党干了几十年,唯有尽自己力量挣扎到它垮台为止,这样才能问心无愧。抱着这样的想法,郑洞国找到卫立煌表示愿意去长春。
那么,国军在长春安排了多少大军?其中最为精锐的就是王牌新7军,除此之外还有曾经的滇军60军,加起来约共6万人,加上当时的一些保安旅等部队,一共约有10万人,当时的郑洞国认为:王牌新7军将领,如李鸿、史说、邓士富、龙国钧等都是他在驻印军时的部属,私交甚好,60军也与他素无矛盾,指挥比较便利,这些部队加上地方部队和坚固的工事是可以守一个时期的。
在孤城长春被解放军围困后,又为何非要“死守”不可。其实对于困守的守军去向问题,当时东北“剿总”曾提出过一个方案,试图摆脱这种不利的态势。据《戡乱战史》(以国民党角度记录的解放战争)中记载道:“当民国37年春,我吉林第60军,以残缺之师,转进至长春之日,亦正××第三次展开四平街攻防战之时东北剿总幕僚,曾向卫总司令建议:四平目前兵力不足,绝难支持×长期围攻;同时沈阳亦无力出援解围。不如趁×对长春国军尚未完成其围攻部署前,将长春之新7军及第60军,以南下解(四平)围姿态,转移至四平;以铁岭国军,亦相机向北攻击,接应长春南下国军,并解四平之围。
倘此计划成功,不仅可使长春国军不致长期孤悬在外,四平得以确保,且使沈阳地区防务,亦更臻稳固。’但卫总司令认为吉林国军得能全师撤至长春,未蹈华北战区石家庄国军北撤保定、招致全军覆没之命运(笔者注:即指石家庄守军第3军北援徐水,在定县清风店地区被我华北野战部队全歼的清风店战役),已属邀天之幸;倘若继续南撤有所闪失,不仅影响东北全局,甚且影响全般戡乱军事,故未予以采纳。
实际上,卫立煌到东北来最担心的是当了陈诚丢失东北的“替罪羊”,上任不久就把长春放弃,这种责任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担得起来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卫不可能同意这一处置。加上卫的总体思想是在东北维持现状,以待整个战略形势的变化,这种方案也就不可能获得通过。蒋介石更不愿意早早就放弃长春,一旦放弃长春将使其在美国人眼中本来就被质疑的能力更显低下,争取美援就成了“单相思”。
如此一来,长春守军也就只能继续在这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地方、死守下去了。国军方面对此总结说,“就在东北剿总对长春国军之去留迟疑彷徨之际,四平旋被攻占。自此,长春国军南下突围的可能性,即完全丧失”。虽说其中将责任全部推到了卫立煌的身上,但对长春守军态势的描写还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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