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争国本

国本通俗来讲就是国家的根本,封建王朝的国本既不是皇帝也不是国民,而是立太子!争国本一词来源于明朝明神宗,也就是万历皇帝册立太子一事。万历皇帝可谓是子嗣绵延,可是万历的皇后肚子偏偏不争气,所以嫡子肯定是没有了!后宫佳丽三千,皇帝终究是皇帝,一个不小心临幸了一个宫女的事儿还是时有发生的,皇长子朱常洛就此降生了。


后来万历宠爱的郑贵妃产子,朱常洵又顺利降生了。按照古代嫡长子继承制的传统,嫡长子没有,肯定就是先出生的朱常洛了。但是一个宫女生的孩子,怎么能比上自己心爱的郑贵妃的孩子呢?万历帝想违背“立嗣立长”的祖训,册立朱常洵为太子。结果就引发了“国本之争”,遭到朝中大臣的反对,不得已只好册立朱常洛为太子。

《明史·神宗本纪》:“未几,郑贵妃生子常洵,有宠。储位久不定,廷臣交章固请……乃立为皇太子。”

二、廷击案

“梃击案”是晚明三大迷案之一,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即公元1615年),有关于刺杀太子朱常洛的一件事儿!有了上文的介绍我们知道,万历被迫立了朱常洛,但是对郑贵妃的宠爱依旧不减,枕头风一吹,大臣们一闹真是闹得乌烟瘴气。

后来有个叫张差的人,手持木棒闯入太子的居所——慈庆宫,并打伤了守门太监。张差被审时,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引进的。这着实是踩了郑贵妃一脚,但万历皇帝不愿深究,在万历皇帝以及“苦主”朱常洛的共同作用下,将张差定义为疯人,只将张差、庞保、刘成处死,制止了事态扩大的形势。


《明史·郑贵妃传》:“其后‘梃击’事起,主事王之寀疏言张差狱情,词连贵妃宫内侍庞保、刘成等……令太子降谕禁株连,于是张差狱乃定。”

《明季北略·卷一·附前梃击青宫一案》:“寻诛张差于市,毙庞、刘于内庭,事遂寝。”

“梃击案”在现在人看来,实在是有些荒唐。就像今天大家想进入紫禁城,也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可以进的,也不是说想几点进就几点进的,何况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那种等级制度森严、把守严重的紫禁城。品级不够的官员一辈子可能都没机会见到皇上,何况一个普通人,他是如何进入紫禁城中枢的呢?又是如何在从未进过紫禁城的情况下,清楚的找到太子的寝宫呢?如果是个疯人,又为什么偏偏选择对太子进行行刺呢?


也有人议论是苦命太子朱常洛的苦肉计。可是这事的真实原因只能留在历史的烟云中。

三、“争国本”和“梃击案”对明朝的影响

大家对“家天下”一词一定不陌生,古代的中国社会的的确确是“家天下”,一家之兴亡主导国家的兴亡,绵延的子嗣也代表国祚绵延。所以国家的继承人不仅对于这个家很重要,对于这个国家更为重要。争国本以及其后续的梃击案对这个国家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皇帝与大臣的对立

首先万历皇帝想违背祖训废长立幼这件事,看似是对郑贵妃和朱常洵的宠爱,实则是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政治走向。后续引发的是皇权与臣权的对立,大臣秉持着对规矩的坚守,与万历皇帝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对战,皇权既无法彻底压制臣权,臣权也无法彻底压制皇权。导致万历皇帝怠政,地方缺官严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官员为揣测圣意左右摇摆,明廷内党派之争愈演愈烈。

这里最难做的还是内阁的成员,作为群臣之首,他们需要代群臣上述意见;作为皇帝的亲信,他们又亲不过内臣。所以既不能在国家大义上违背了群臣的意见,又不能忤逆了皇上的想法。实在是不好当这个官。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案例来看一看。当时的首辅申时行,代表内阁集体意见,请求万历立朱常洛为太子。万立也很清楚政府机构要运转,离不开这些老顽固,所以自然是不能与以申时行为代表的群臣撕破脸。万历也是一再推脱,提出只要群臣不再说“争国本”的事,自己就会考虑尽早册立太子。

《明史·申时行传》:“帝犹豫久之,下诏曰:‘……若明岁廷臣不复渎扰,当以后年册立。’”

很显然万历也知道,明代的言官厉害是出了名的,这帮老顽固不可能不提,只要提了自己就有借口继续拖下去了。不出所料,又有官员参与“争国本”,万历皇帝也借故继续拖延。首辅申时行也是上无法面对明神宗,下无颜再见群臣,群臣也对申时行进行攻击,申时行就辞职了。申时行只是在“国本之争”当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除此之外,还有一很多阁臣、官员牵入到“国本之争”中,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被攻击、被处罚。

《明史·申时行传》:“明年八月,工部主事张有德请具册立仪注。帝怒,命展期一年。”

万历时期的隐患

由于明朝的政治决策制度是内阁及内臣批红,所以明神宗不理朝政的时候,内臣的批红权利无疑就得到了提升,内阁的权势就有所下降,因为内臣是皇权的代表,这也为后来阉党做大留下了隐患。


后宫干政、宦官干政、党争不断、内有起义、外有入侵。太子悬而未决、朝廷赋税沉重、官场腐败缺官。上述任何一条的严重都足可以断送整个王朝,然而在万历年间,这些事或是一一上演、或是愈发严重、亦或是正在进行。

可以说万历是一个很适合做皇帝的人,因为他足够聪明足够智慧,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很不适合做皇帝的。万历在国家大义上显得很儿女长情。

万历皇帝早期出现过明君的表现,但是后来并没有保持下去,而是消极怠政。在万历执政期间,又发生迟迟不立太子,皇帝和大臣长期对立的局面。君臣关系恶化,万历更加不理朝政,由于太子无法及时确立,一些阁臣被攻击,在群臣之间又发生矛盾。可以说万历时期的政治格局一片混乱。《明史》中评价万历:“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是存在一定道理的。

参考文献:《明史》、《明季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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