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古”氣息濃厚的華夏傳統氛圍中，以夏、商、週三朝爲代表的“三代之治”，向來被作爲後世政治家施政的典範而廣爲傳頌，它所象徵的絕不僅僅是某種簡單的治世模版，而是一種理想主義的實體化指標和意識形態上的綱領。可以說在古典中國的文化語境中，當對一位統治者做出了“治追三代”的評價之時，這位統治者就擁有了其社會評價的最高殊榮，實現了人生價值的最大體現。

然而，由此所帶來的便是在夏、商、周時代的許多政治人物，在後世的記載中變得扭曲，不是聖人就是小人。尤其是在儒學成爲古典中國文化的核心支配思想後，這種人物形象的扁平化開始愈加嚴重，許多本來應當辯證的看待，一分爲二分析的角色，在儒家道德觀中變成了十惡不赦的罪人，遺臭萬年，被永遠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爲後人所唾罵。這其中既有我們非常熟悉的商紂王，也有我們雖然或多或少有所耳聞，卻仍顯陌生的周厲王姬胡。

“外不強，中卻幹”的爛攤子：衰落的西周王權政治

對“周厲王”這個名字有所耳聞的普通人，其90%以上可能都來源於中學歷史課本所介紹的歷史事件“共和行政”，這個事件歷史課本說的也非常簡單，大致是周厲王上臺後倒行逆施，掠奪平民百姓的生產資料，加大剝削的力度，最終導致民衆不堪重負羣起反叛，把厲王從王位上趕下來，不得已手下的大臣召公、定公代替厲王治理國家，在厲王死後才把權力交給了兒子宣王。

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史記·卷四·周本紀第四》

國入圍王宮，執召穆公之子殺之。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竹書紀年》

只看這段事件的記載，非常容易讓人對周厲王有個垃圾的第一印象，畢竟“於民爭利”這頂帽子，在傳統文化語境中只要被扣在統治者的頭上，就很難跟昏君、暴君這樣的詞彙脫離關係。然而歷史從來就不是這麼簡單的二元論，如果我們去看看周厲王之前的西周歷史，也許會發現點別的東西。

支撐起西周統治的根本爲宗法制度，而宗法制度的核心是“嫡長子繼承”，即所謂的“嫡庶有別，親疏有分”。作爲天下共主的周天子，以嫡長子的身份代代傳承，而他的兄弟們，次子或庶子則被分封到或遠或近的各個地區建立國家成爲諸侯，幫助天子拱衛天下。這便是“封建”一詞的真正含義，即“封土建國”，而周王室的姬姓親族和幫助周朝開國的功臣所建立的諸侯國被稱爲“親藩”，其他血統疏遠甚至於蠻荒地區的部落首領，在支持周王室的情況下也被冊封爲諸侯，這就是“疏藩”。在這種政治結構所設計的統治框架內，周天子擁有最強的實力，而親藩因爲血統或者身份的束縛，需要緊密的團結在周天子周圍，幫助周天子壓制住疏藩的擴張，保證周王朝的統治能夠代代傳承和延續下去。

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

大邦維屏，大宗維翰。——《詩經·大雅·板篇》

西周的宗法制度相比較夏、商兩代近乎原始的奴隸制國家政治體系的確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也在相當程度上維持了西周前期的穩定發展。然而宗法制度如果想要順利的延續，有一個非常關鍵的要點，那就是王室的力量要始終大於任何一個諸侯的力量，換言之也就是王權不能夠旁落，否則就會出現諸侯或者貴族的勢力膨脹壓倒王權的局面，打破宗法制度中平衡的政治態勢。不幸的是周厲王的祖父，第七代周天子周懿王本身不是一個具有政治才能的領導者，他統治期間邊境的戎人力量不斷發展壯大，屢次侵襲周王室的領土，周懿王對此沒有行之有效的策略，只是通過遷都的方式短暫避開戎人進攻。在這種情況下，周天子的威信和權利受到嚴重的打擊。

懿王七年西戎侵鎬，十三年翟人侵岐，十五年，王自宗周遷於槐裏。——《竹書紀年》

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史記·卷四·周本紀第四》

懿王之世，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共其職，諸侯於是攜德。——《古本竹書紀年·周紀·懿王》

更爲致命的是，在周懿王過世後，本應由懿王之子姬燮集成的王位被懿王的叔叔姬闢方所奪取，史稱周孝王。這在整個西周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特例，原有的嫡長子繼承製在孝王身上被打破，雖然周孝王以自己的政治才能對戎人進行了打擊遏制，短暫的復興了周王室的權威，但是他畢竟破壞了遊戲規則，讓神聖不可侵犯的王權出現了裂痕，爲後來西周王室的重新衰落，敲響了第一聲喪鐘。

懿王崩，共王弟闢方立，是爲孝王。——《史記·卷四·周本紀第四》

在孝王病死後，王位重新回到了姬燮身上，是爲周夷王。周夷王跟他的父親一樣，並不是一位有能力的統治者，也同樣跟父親一樣犯了一個影響深遠的錯誤：聽信讒言烹殺齊國國君齊哀公。齊國作爲周王室頭號功臣姜子牙的封國，他的後世子孫本應該是周王室最堅實的助力，周夷王的行爲無異於是公開跟親藩撕破臉，讓親藩對周王室的好感和支持進一步冷淡下來。就在這三代周天子共同“努力”下，周厲王接手的，其實是個“外不強，中卻幹”的爛攤子。

危機重重中的奮鬥：厲王變法的努力

周厲王統治了37年，比他的父親和他的祖父時間都長，對於衰落的王室來說，有這樣一位年富力強的統治者來說，毫無疑問是個好事，但對於已經習慣了王權衰落，並從中獲得利益的貴族文人以及諸侯來說，這並不是值得高興的事情。因此在後世的記載中，掌握了話語權的文人們從厲王的出生開始黑起，說厲王一出生就碰上了大冰雹，把牛馬打死了一大批，可以說是天生的昏君：

周孝王七年，厲王生，冬大雹，牛馬死，江漢俱動。——《太平御覽》

事實也正如貴族們預想的一般，厲王確實不甘於王室衰落的現狀，開始了積極的變法改革運動，首先第一條就是動了貴族們的蛋糕：官員任用權。前文中我們提到過，周王室採取宗法制度治國，“尊卑有序”，也就是說天子以下的諸侯，諸侯以下的士大夫，各級官員都按照血統高低進行任用，在這種情況下的各級官員，其處理政務的能力是非常值得懷疑的。厲王要改革，自然要選拔那些忠於自己又具備辦事能力的親信，於是兩個人就進入了厲王的視野中：經濟人才榮夷公和軍事人才虢公長父。這兩個人的共同特點就是雖然同樣身爲姬姓諸侯，但是已經跟王室關係疏遠，且國小民弱，沒有強大的後盾支持，任用這樣兩個人，厲王自然沒有任何後顧之憂。然而這卻讓“世爲卿士”的近支王族感到如芒在背，他們強烈反對那些地位低下，出身疏遠的小貴族分享自己的權利，“以庶代嫡”，於是以召公爲首的元老們便開始對厲王進行勸諫和抗議：

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詩經·大雅·蕩》

雖然又是直接批評，又是舉商朝的例子，但是召公的勸說顯然沒有什麼本質的作用。厲王依然堅持自己的觀點，任用了兩人。而起到的效果也是明顯的：首先是榮夷公，榮夷公的主要作用是幫助厲王加強王室的稅收制度，即所謂的“專利”，這從另一位大臣芮良夫對厲王的勸諫中或可窺見一二：

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史記·卷四·周本紀第四》

這段話看上去大義凜然，指責厲王侵佔原本屬於平民百姓的耕地爲自己謀取利益，實則推敲起來便有問題。西周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本就歸屬周王所有，何談侵佔呢？那麼這個“好專利”值得就不可能是土地，那麼再結合後面的“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便可以判斷出這個“專利”指的應該是除了耕地以外的其他土地，即山川湖澤之類的自然資源。關於這些資源，因爲周王室的法令沒有明確的歸屬，可以說早已經被世卿貴族們瓜分殆盡，絕非平民百姓所擁有的財富，厲王重用榮夷公，無非是想要把這些資源主導權收回到自己的手中，以稅收來補貼周王室的財政缺陷。

“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惟寶，代食維好”——《詩·大雅·桑柔》

同時，厲王也敏銳的意識到農業生產對於國家發展的重要性，狠抓農業問題，從上面的話可以看出，厲王把農業建設看成是國家經濟基礎的根本，在周王朝內部進行了鼓勵農業，提升生產力的改革，而這個也讓平時養尊處優的世卿貴族有了天然的反感：憑什麼你要跟平民百姓搞好關係，連成一線？是想籠絡人心對我們採取行動嗎？

在另一方面，軍事上，厲王也力圖改良周王室所存在的問題，對能夠威脅到周王室生存戎人以及諸侯國進行打擊，其中最顯著的成果是對楚國的作戰。位於南方的楚國曆來對周王室懷有深刻的疑懼，即使在表面上臣服，背地裏也不乏多次的反動，周王朝的第四代王昭王就是在征討楚國的戰役中不幸溺死。而到了周厲王時代，虢公長父對楚國的作戰明顯取得了很顯赫的戰果：

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史記·楚世家》

儘管依然用了“暴虐”來形容厲王，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暴虐”之下，隱藏的是周王室軍事實力的上升。能夠讓楚國這種江淮大國“畏”，並且去除掉僭越的王號，絕非僅僅靠殘忍能夠實現的，必然是指揮有力，軍容強盛才能夠做到。此外厲王還發動了攻噩之戰和淮夷之戰，同樣取得了輝煌的戰果。

然而，就在這種周王室權力和實力全面復興的情況下，厲王的危機也隨之而來。

曇花一現的改革：特務政治與人生悲劇

作爲中國改革史上的第一人，厲王顯然沒有經驗，甚至連摸着石頭過河的便利都不存在，他沒有任何可以借鑑的對象，只能完全依賴自己的政治預感行事，面對貴族們持續不斷地反抗和對立，他採取了一個本能的反應：

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史記·卷四·周本紀第四》

設立間諜機構來進行特務政治，對於不服從自己的人以強硬手段對待，不得不說厲王是個“社會人”，處理問題的方式簡單粗暴。然而老臣召公早就看出了問題所在：

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史記·卷四·周本紀第四》

利用權力壓制反對的聲音，能夠出現的就只有更加強烈的反抗，更何況厲王的對手不是一個人或者幾個人，而是整個世卿貴族集團。厲王加強王權的努力走的太快太遠，而一連串的勝利也讓厲王失去了冷靜的頭腦和判斷力，他認爲自己的努力目標就在眼前，世卿貴族沒有還手的能力，也沒有還手的機會，成功幾乎是唾手可得的。

然而此時世卿貴族對厲王的容忍也已經到了極限，面對共同的敵人，他們選擇奮力一擊，之後的結局就是我們文章開始所說的，周厲王三十七年（公元前843年），世卿貴族們聯合中小貴族襲擊厲王。這些中小貴族便是在史書記載中所稱的“國人”，他們在厲王的改革中本應獲得上升通道和實際上的財富利益，然而厲王改革步子太快，沒有及時對原本支持他的這些中小貴族進行團結籠絡，反而世卿貴族們高舉“厲王改革”的大旗把許多財稅政策施加在他們身上。這些人因此對厲王懷恨，成爲了反抗改革的生力軍，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諷刺。

厲王不得已逃到了彘地，在共和行政的第十四年，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尾聲：“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乎？

《詩經·大雅·文王》有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意思是周雖然是老牌諸侯國，然而它的使命在於革新。言猶在耳，第一個爲革新付出代價的卻是直系子孫周厲王，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諷刺。那麼問題到底出在哪裏？

不可否認，與自己的父親和祖父相比，厲王是一個有雄心，有抱負，也有手段的人，他的改革措施沒有一條不是切中周王室所面臨的弊病：收財權於王室、削貴族於職官、擊戎狄於外疆、行稼穡于田土，從經濟，政治，軍事，農業多方面入手，對周王室進行外科手術般的精確對策，如果能夠貫徹落實，周王室的命運會得到根本性的變化，歷史將會改寫。

然而他的對手，過於強大，是整個統治階級，個人可以背叛階級，然而階級絕不可能背叛自己。西周的統治基礎宗法制度發展到厲王時代，已經成爲了一個怪胎，完善和制訂它的周公等先賢絕想不到有一天這個本來爲了維護住周王室統治的而創造出的法寶竟然成爲了王權旁落的罪魁禍首。依賴宗法制度上位的貴族們結成了統一戰線，共同打擊和削弱王室權威，最終讓西周走向崩潰，厲王的改革，說是迴光返照也好，螳臂當車也罷，不過是一個逝去時代的映照而已。

然而，這卻不是最悲哀的，真正令人感到無奈的是，作爲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位改革者，在後世，厲王的形象成爲了一個真正的小丑。後世無數的文人出於自己的目的，對這個改革者進行全面的抨擊和抹黑，尤其是儒家真正掌控了後世王朝的意識形態之後，厲王的形象再無挽回之日。昏庸、暴虐、愚蠢、貪婪……諸如此類的字眼被加諸在厲王的身上，甚至他還不如紂王，至少曾有過子貢，朱熹這種大儒爲紂王辯護過，而厲王則長久的成爲了標籤化的反面人物，儘管他的所謂“惡政”幾乎沒有證據證明曾施加在平民身上，大部分不過是對貴族的打擊而已。

這樣的厲王，也正是後世中國無數改革者的縮影，他們有的成功，有的失敗，但共同點是結局大多悲慘：五馬分屍的商鞅、亂箭穿身的吳起、鬱鬱而終的王安石、死後戮屍的張居正……這些人或是身敗，或是名裂，或是身敗兼名裂，總之比厲王的結局有過之而無不及。

改革的本質是做大蛋糕，而不是重新分蛋糕，做大蛋糕的目的，是讓更多的人喫到而不是餓着。真正的改革者，只會秉承着這個信念一往無前，或許他們也問過自己，這麼做是否值得，但更大的可能是，他們只會去做正確的事情，而不是有好處的事情。魯迅先生曾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爲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他們正是上面所說的這些人，我們統一稱之爲“士”。

大概也可以稱之爲“國士”，也就是一個國家的脊樑。

也就是有這些人在，“其命維新乎？”纔可能變成“其命維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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