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楊文佳

2020年4月28日，李伯謙（右二）、王巍（右三）到河南鞏義河洛古國雙槐樹遺址對大型夯土建築基址性質進行論證。（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供圖）

這是河南鞏義河洛古國雙槐樹遺址出土的“家蠶牙雕”，它的發現證實了我國早在距今5300年前後就已從事養蠶活動。新華社發

位於黃河與洛河交匯流域的河洛地區，古有“居天下之中”的說法，向來被視爲中華文明的腹心地帶。經過連續多年考古發掘，5月7日，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佈了位於河南省鞏義市河洛鎮的雙槐樹古國時代都邑遺址階段性重大考古成果，確認其是距今5300年前後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遺址，專家建議命名爲“河洛古國”。

雙槐樹遺址的發現，填補了中華文明起源關鍵時期、關鍵地區的關鍵材料

雙槐樹遺址位於黃河南岸以南2公里、伊洛河以東4公里，處於河洛文化中心區，遺址面積達117萬平方米，發現有仰韶文化中晚階段三重大型環壕、封閉式排狀佈局的大型中心居址、三處經過嚴格規劃的大型公共墓地、三處夯土祭祀臺遺蹟等，並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時期豐富的文化遺物。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歷時15年，在遼河流域、長江中下游等地都發現了距今5000年左右的高等級都邑遺址，顯示出文明化進程加速的傾向，但中原地區卻沒發現，是一個很大的遺憾。”作爲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主持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坦言，大家都知道中原是中華文明的中心，但究竟是什麼時候形成的中心，一直欠缺過硬的考古資料。“令人欣慰的是，雙槐樹遺址的發現，填補了中華文明起源關鍵時期、關鍵地區的關鍵材料。”

“河洛古國的地理位置和所處時代太重要了，伊洛匯流後在這裏匯入黃河，遺址呈現出的景象與內涵，契合了《易經》‘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的記載。”北京大學教授、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伯謙認爲，不排除雙槐樹遺址是黃帝時代的都邑所在，至少是早期中國的醞釀階段。

“這是一處經過精心選址和科學規劃的都邑性聚落遺址，周邊的青臺、汪溝和洛陽的蘇羊、土門等多個遺址，特別是西山、點軍臺、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組成的城址羣對雙槐樹都邑形成拱衛之勢。”王巍介紹道。

以往國內大部分學者雖然肯定中原地區在中華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但認爲中原的中心地位是從夏代纔開始的，並不贊同更早的時候也具有中心地位，河洛古國的發現可能將改變這一認知。

“雙槐樹遺址發掘的意義在於，實證了在距今5300年前後這一中華文明起源的黃金階段，河洛地區是當時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文明中心。”王巍表示，在這一階段，文化上的中國已經形成雛形，以雙槐樹遺址爲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是黃河文化之根，堪稱“早期中華文明的胚胎”。

“北斗九星”遺蹟等表明，當時人們的禮儀化思維和“天地之中”的宇宙觀已經形成

精神文明的考古一度長期被忽視，但其恰恰能體現中華文明的特質。曾三次擔任雙槐樹遺址發掘領隊的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顧萬發，一直注重對天文、祭祀、宗教、禮制等“形而上”遺蹟現象的研究。

在雙槐樹遺址的中心居址區內，有一處用九個陶罐擺放成北斗星形狀的天文遺蹟。陶罐埋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考古人員逐一貼上了數字標號。

“北斗九星遺蹟有政治禮儀功能，主人藉此神化自己，表達自己是呼應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也表明當時人們已經具有相對成熟的‘天象授時觀’，用以觀察節氣、指導農業。”顧萬發概括道。

遺址的中心居址區可以理解爲貴族居住的區域，在居址區的南部，兩道370多米長的圍牆與北部內壕合圍形成了一個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結構，尤其是圍牆東端的造型，被專家視爲中國最早甕城的雛形。

甕城是古代城市的主要防禦設施之一，通常是在城門外或內側修建的半圓形或方形的護門小城。河洛古國的中心居址區已有典型的甕城建築結構，可見居住者非同一般。這裏發現有4排大型房址，房址之間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一個房子面積達220平方米，擺成北斗星形狀的九個陶罐就是在這所房子前面的門廊發現的。

在北斗九星遺蹟上端的北極附近（古人認爲北極是天的中心），還有一頭首向南並朝着門道的完整麋鹿骨架，而麋鹿脫角在古代被統治者視爲吉祥的象徵。專家推測，這應該是一位有地位並且諳習巫術和天文的古國首領。北斗九星天文遺蹟的發現，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當時仰韶先民的信仰。

顧萬發及其團隊能順利確認北斗九星遺蹟，離不開他主持發掘的另一處遺址——青臺遺址，這裏也發現由陶罐擺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圖案。青臺遺址位於河南滎陽，與河洛古國屬於時代近似的文化遺存，發現的“北斗九星”標誌物大小與天體實際亮度相呼應，用現代天文學軟件演示，位置也非常精確。

專家認爲，雙槐樹遺址連同青臺的北斗九星遺蹟等人文與天文遺蹟融合的現象表明，當時人們的禮儀化思維和“天地之中”的宇宙觀已經形成，可以認爲是中國古代文明高度重視承天之命特徵的早期代表。

以雙槐樹爲首的黃河流域中心聚落羣，是中國農桑文明發展史上時代最早的代表

在河洛古國遺址，考古人員還發現了中國最早的骨質蠶雕藝術品。這件藝術品長6.4釐米，寬不足1釐米，厚0.1釐米，用野豬獠牙雕刻而成，是一條正在吐絲的家蠶形象。它與青臺遺址等周邊同時期遺址出土的絲綢實物一起，證實了5300年前後黃河中游地區的先民們已經養蠶繅絲。

“絲綢和玉都是中華文明的高端代表，關於玉的研究和發現很多，絲綢卻較少有人關注。”顧萬發說，絲綢這種高科技產物的產生，一定有相應的社會理念和人力物力財力做支撐，背後肯定有更高端的文明存在，如果找到了，所謂“中原文明窪地”的問題就解決了。

正是在這種理念驅使下，自2013年起，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中國絲綢博物館開展了“尋找中國絲綢之源——鄭州地區仰韶時代中晚期考古學文化面貌與文明起源問題研究”考古發掘項目，對鄭州周邊相關遺址進行全面的調查勘探與考古發掘工作。

隨着河南滎陽的汪溝遺址、青臺遺址，鄭州西南郊區的黃崗寺遺址，鞏義雙槐樹遺址等一系列仰韶文化城址被發現，一個具有早期城市羣性質的大型聚落集團面貌逐漸清晰，形成了黃帝時期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核心地區。

不久前，研究人員在汪溝遺址出土甕棺裏的頭蓋骨附着物和甕底土樣中，檢測到距今5000多年前的用來包裹亡童下葬的桑蠶絲殘留物，這是目前世界範圍內發現的時代最早的絲織品。當時的人們希望死後像蠶破繭飛天一樣復活，孩童的甕棺也多爲小口尖底瓶，形似蠶蛹，體現了先民對蠶神的崇拜。

“中華文明古老樸素的修行思想在這個時候已相對成熟，先民有了重生的精神追求，並且想辦法去實現。”顧萬發推測，也許正是因爲原始崇拜，先民纔會去馴化野蠶，使用蠶絲。

在汪溝遺址的出土殘片中，有一塊羅織物，且經過染色處理。爲防止掉色，先民對這塊染色羅進行脫膠，生絲脫膠後稱熟絲，這塊羅也是世界範圍內發現的時代最早的熟絲絲綢織品，說明當時的絲綢技術已趨於成熟。

“中華文明的一個典型特徵即是農桑文明、絲帛文明。中國新石器時代各地代表性文化的農業都較爲發達，但在距今5300年前後，除了以雙槐樹爲首的聚落，全國其他地方卻沒有與桑蠶紡織有關的確切發現。”李伯謙認爲，從這一角度講，以雙槐樹爲首的黃河流域中心聚落羣，是目前發現的中國農桑文明發展史上時代最早的代表。

其社會發展模式和承載的思想觀念，爲探討華夏文明起源提供了新思路

在雙槐樹遺址的3處墓葬區，共有1700多座仰韶文化時期的墓葬，均呈排狀分佈。墓葬爲東西向，墓主人仰身直肢，頭向西。其中一個墓葬區早期主體被遺址外壕和中壕及一條圍溝圍成一個獨立的區域，可能是中國古代早期兆域的雛形。

“雙槐樹遺址的墓葬裏隨葬品很少，即使墓葬規模很大、等級很高，裏面也沒多少東西，在全國範圍內都屬於特例。”顧萬發說，這可能跟中原地區的喪葬思想有關，首領掌握軍事權和祭祀權，但宗教色彩不濃郁，不主張把生前的東西帶到死後世界，這也是其延續社會發展的需要。

李伯謙認爲，河洛古國重視傳宗接代和社會長治久安，不過分地把創造的社會財富貢獻給神靈，而是投入社會再生產。這一模式在後世被繼承和發揚，成爲中華文明歷史進程中最具代表性和引領性的主流發展模式和思想，也是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重要原因。

此外，遺址的出土器物包含許多外來文化因子，如折腹鼎、背壺具備大汶口文化特徵；陶器組合中出現的大量雙腹器，如雙腹盆、雙腹豆、雙腹碗，以及薄胎斜腹彩陶杯，屬於屈家嶺文化因素；還有雙墩文化靴形器、薛家崗文化折腹杯、松澤文化折肩折腹壺等文化元素。這些器物證明，河洛地區在距今5000年前後就是聯通四方的交通孔道。

王巍認爲，中原地區具有居中的地理優勢，有利於文化匯聚和輻射，當時的中原先民對外來文化採取主動吸收而非排斥的態度，這是中華文明的底色，也是文明得以延續的重要因素。

“天地之中”的宇宙觀、合天命而治的禮儀性思維，具有引領性的文明發展模式，規模宏大的高等級建築，嚴謹有序的聚落佈局……河洛古國雙槐樹遺址的考古發現，尤其是其社會發展模式和承載的思想觀念，呈現出古國時代的王都氣象，5000多年的中華文明主根脈有望追溯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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