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被安葬在多倫多的這個公墓中

有關張國燾“密電”的歷史傳聞在黨內軍內社會上都曾有廣泛影響，盛傳張國燾在長征途中發“密電”給陳昌浩要求其“武力迫害黨中央”。由於中央有關文獻嚴格保密，關於這個問題的文本材料十分罕見。1980年4月，中央黨校的于吉楠同志編寫出版《張國燾其人》，把瀋陽空軍呂黎平同志在1979年5月1日《解放軍報》刊發的有關張國燾密電的一篇回憶文章——《嚴峻的時刻》，把其中的相關內容作爲一個文獻依據大量加以引用。即，張國燾在長征途中給右路軍的政委陳昌浩發了密電，密電的內容主要是：“x日電悉。餘經長期考慮，目前北進時機不成熟，在川康邊境建立根據地最爲適宜，俟革命來潮時再向東北方向發展，望勸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放棄毛兒蓋方案，同右路軍回頭南下。如他們不聽勸告，應立即監視其行動，若執迷不悟，堅持北進，則以武力解決之。執行情況，望及時電告。”張國燾1938年4月私逃叛黨投靠國民黨特務集團，早已成爲黨的可恥叛徒，有歷史定論。“武力解決”黨中央的文本材料的出現無疑更成了張國燾罪上加罪的重磅炸彈，於是在社會上更加轟動一時，沸沸揚揚，成爲人們津津樂道的談資。

1980年春，中央黨史研究室剛剛成立，人手不夠便向國家教委借調條件合適的同志，東北師範大學的鄭德榮同志被教育部推薦給了中央黨史研究室，擔任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編寫組主持工作的副組長。第一項工作就是參加編寫《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第一版），爲編寫《中國共產黨歷史》做前期準備工作。中央領導特別重視這項工作，中央黨史研究室曾傳達陳雲同志的指示：黨史工作者對黨的歷史事實要一錘子一錘子敲定，你們要負責任，不得有含糊，理論觀點問題中央要把關。黨史工作不但要對黨和人民負責，更要對歷史負責。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存在一系列複雜問題，特別是涉及到張國燾“密電”的問題。這個問題傳聞很多，人們習以爲常，但黨史工作必須實事求是地調查覈實，不能人云亦云。在此期間，時任全國總工會副書記的宋侃夫同志（原統管紅軍電臺的三局局長）爲張國燾“密電”問題直接找到中央黨史研究室主要負責人廖蓋隆同志。中央黨史研究室特別重視，爲此專門召開座談會。會上，宋侃夫同志說（大意）：你們是黨史工作者，寫黨的歷史，我們是歷史的見證人，是親身經歷者，你們對張國燾這件事要搞調查研究，搞清楚。據我的回憶，沒有“武力迫害黨中央”的密電。我當時也兼任軍事機要譯電員，在我的記憶中沒有經手發過這個密電。

宋侃夫同志嚴肅的意見給編寫組的工作更增加了複雜性和難度。於是由鄭德榮同志起草擬定了一個外調提綱，交給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辦公室，由辦公室派人到瀋陽去找呂黎平同志作進一步的調查覈實。可是，老同志還是肯定他的這個回憶，沒有否認，也沒有撤回。這個問題該怎麼突破，如何解決？這時鄭德榮同志想到只有去中央檔案館查原始文件。在當時，查閱檔案的條件限制極爲嚴格，首先得有中央的任務需要，還得有一定的職務和職稱。他剛好符合條件，於是即赴中央檔案館利用部查檔案，並和當時的負責人沈正樂同志（後任館長）說明這次查檔案的重要性。利用部的負責人明白來意後，積極配合工作，他經過再三的查找卻始終沒有找到這份電報。這麼重要的電報怎麼會沒有呢？是否說明這份電報就不存在呢？大家都考慮，這是機要電報，又歷經艱難困苦的長征，可能當年就銷燬了。沒有查到電報，該怎麼辦呢？於是又考慮到紅軍到達陝北後召開延安會議，主要內容之一就是揭批張國燾，這是一個直接的線索，可以查閱一下有關延安會議的記錄。又經查找，鄭德榮同志終於拿到了延安會議的原始記錄。深黃色的紙張，留存着莊嚴的革命歲月的痕跡，果然發現上面記錄有毛澤東關於“密電”的發言，按照規定是不允許個人抄錄帶出的，只能認真地看，記錄上寫着：在長征途中，葉劍英同志偷着給我看了電報，電報上寫道“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於是我下決心北上了……另外還看到紅四方面軍幹部周純全同志的發言，他說：有人說我說過“武力迫害黨中央”，我哪說過，那是李特說的。這一事件可以基本說明在當時的右路軍也就是紅四方面軍部分指戰員中可能存在這一說法或者說謠言，但是，這些並不是張國燾“密電”原文再現的真實內容。

通過查閱延安會議記錄和調查研究，鄭德榮同志認爲以延安會議記錄來論證張國燾“密電”問題是可靠的，理由主要有二：其一，延安會議的主題之一就是批判張國燾的錯誤，他的“密電”問題無疑是其錯誤中的重點和焦點；其二，延安會議的時間爲1937年3月23日至31日，電報的時間是在1935年9月毛澤東領導的中央紅軍連夜北上前夕。時間間隔僅約一年半左右，不算很長；況且延安會議的與會者都比較年輕，毛澤東當年才44歲，對一年半前這樣非常嚴肅的事情應該記憶得比較準確。此外，同時參會的張國燾在會議上並未當場提出任何反駁的意見和解釋的理由。所以，鄭德榮同志認爲用延安會議記錄來判斷“密電”的事是可行的，由此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一、“密電”確實有，張國燾確實給陳昌浩發過電報；二、“密電”的內容，並非是傳聞所說的“武力迫害黨中央”，而是“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開展黨內鬥爭畢竟和武力迫害黨中央在性質上和程度上是不一樣的，當然二者都是嚴重錯誤。

鄭德榮同志回到中央黨史研究室，根據記憶儘量詳細地把情況如實彙報給中央黨史研究室的領導廖蓋隆同志、繆楚黃同志等。很快，經中央黨史研究室領導集體研究認爲：以延安會議記錄作爲澄清張國燾“密電”問題的文獻依據比較可靠。根據這個意見，在編寫《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中沒有采納“武力迫害黨中央”的誤傳表述，而是根據延安會議記錄的基調闡述的，寫成“九月，張國燾拒絕執行中央北上方針，並要挾右路軍和黨中央南下，甚至企圖危害黨中央”。後來，起草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第一次草稿中對張國燾密電問題的表述也是按照延安會議的基調來敘述的，此稿經黨史研究室修訂後在1991年出版。

今天看來，以延安會議記錄作爲文獻依據，尤其是以“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作爲張國燾“密電”的結論式論斷，是客觀準確的。澄清密電歷史真相的出版物最早見於經國家教委認定的高等院校試用教材《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上冊（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三版176頁）。此後，一些權威的書籍對此也有澄清，有的專家學者也寫出很有價值的學術文章，也是這個結論。但傳播面畢竟有限，事隔這麼久，關於張國燾“武力迫害黨中央”的“密電”的誤傳在社會上並沒有完全澄清，一些青年學者也都不太清楚“密電”的歷史真相，很多人也都不知道張國燾“密電”的揭曉過程。希望本文可以澄清人們對這個問題認識上的誤解，但願對人們瞭解歷史真相有所補益。

——摘自《文史天地》?2018年第九期

作者：黃偉

編輯：蔣楚婷

責任編輯：張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