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全球抗疫期間，英國廣播公司播出了紀錄片《杜甫:最偉大的中國詩人》，並迅速火遍網絡。從國家的盛世到戰亂，從家庭的顯赫到衰微，杜甫似乎一生都處在顛沛流離之中，但這些都沒有成爲他創作上的障礙，併爲後人留下了無數讚不絕口的詩句。今天帶給大家一篇關於杜甫的文章，請大家閱讀。

杜甫和我們的時代

馮至

杜甫的死年距離我們現在已經有一一七五年。在這長久的時間內，中國經過許多變化，我們眼前的世界自然不是杜甫所看過的世界了，但是杜甫這個名字對於我們卻一天比一天更爲親切起來。尤其是近幾年，雜誌上常常見到關於杜甫的文章，書局裏有關於杜甫的書籍出版，學術界也常有關於杜甫的講演，使人感到，撥開那些詩話與筆記之類在他周圍散佈的雲霧，而露出他的本來面貌與真精神的時日好像快要到了。

一個過去的詩人在百年後，甚至千年後，又重新被人認識，又能發生作用，在文學史上是數見不鮮的事，人們把這現象稱作“某某的再生”。所謂再生，按照情形的不同，有的由於“同”，有的由於“異”；前者是一個時代的精神在過去某某詩人的身上發現相同點，起了共鳴，後者是一個時代正缺乏某某詩人的精神，需要他來補充。以近三十年而論，在民國十年左右，青年人的情感經過“五四”運動得到解放，但是無論在政治上或社會上以及兩性的關係上都不易尋得出路，於是陷入感傷的或彷徨的狀態，所以後主詞，《漱玉詞》，甚至《飲水詞》和《兩當軒集》都成爲當時一般青年心愛的讀物。這是由於"同"。至於同時興起的對於屈原的不斷的研究與推崇，可以說是由於“異”，因爲《楚辭》裏那樣豐富的想象，強力的表現，濃摯的深情，正是當時所缺乏的。再以介紹西洋文學而論，在爲自由而戰鬥的高潮中，誰不會神往於拜倫的英姿呢，等到情感氾濫得不可收拾時，歌德也有人感到需要了。——這“同”與“異”的兩個因素，我們不願意估計它們價值的高下，但如果我們給它們下一個比喻，那應由於“同”者，有若尋友，由於“異”者，有若求師。尋到了朋友，可以哀樂共享；可是得到了良師，就不是那樣簡單了，自己還要經過長期的努力，纔能有所獲得。

現在我們虛心和杜甫接近，因爲無論由於同，或是由於異，我們兩方面都需要他。在“同”的方面，我們早已片斷地認識杜甫了；當國內頻年苦於軍閥的內戰，非戰思想最普遍時，《兵車行》一類的詩成爲學校中流行的讀物；在社會主義思想介紹到中國的初期，“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名句則一再被人引用，引用者甚至有的不知道這兩句詩的出處。可是抗戰以來，無人不直接或間接地嚐到日本侵略者給中國人帶來的痛苦，這時再打開杜詩來讀，因爲親身的體驗，自然更能深一層地認識。杜詩裏的字字都是真實：寫徵役之苦，“三吏”、“三別”是最被人稱道的；寫賦斂之繁，《枯棕》、《客從南溟來》諸詩最爲沉痛；“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是流亡者的心境；“安得廣廈千萬間，……”誰讀到這裏不感到杜甫的博大呢；由於貧富過分的懸殊而產生的不平在“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這兩句裏寫得多麼有力；“喪亂死多門”，是一個缺乏組織力的民族在戰時所遭逢的必然的命運。這還不夠，命運還使杜甫有一次陷入賊中，因此而產生了《悲陳陶》、《悲青坂》、《春望》諸詩，這正是淪陷區里人民的血淚，同時他又替我們想象出，一旦勝利了，那些被敵人摧殘過的人民必定快樂得“家家賣釵釧，只待獻香醪”。

我們讀這些名詩與名句，覺得杜甫不只是唐代人民的喉舌，並且好像也是我們現代人民的喉舌。同時我們卻也驚心地看到，中國的文化在這一千多年內實在陷入一種停滯的狀態，這中間儘管有過兩宋的理學、清初的漢學、晚明的所謂性靈文學，而這些與一般的人民是不相干的，一遇變亂，人民所蒙受的痛苦與杜甫的時代並沒有多少不同。由於這些“同”，我們需要杜甫，有如需要一個朋友替我們陳述痛苦一般。但是如果我們不止於此，再往下想一想，爲什麼與杜甫同時而又與杜甫同享盛名的李白與王維就不能這樣替我們說話，他們不是同樣經過天寶之亂嗎?這樣一問，杜甫就不只限於是我們的朋友了，他對於我們已經取得了師的地位。在這一點上，也許我們更需要他。

杜甫在秦州，囊空如洗，只"留得一錢看"時，寫過這樣兩句：“世人共鹵莽，吾道屬艱難。”誠然，在當時，無知惡少都可以“談笑覓封侯”，“鄉里狐白裘”更不是難事，杜甫舍此不求，而自趨於"艱難"，這是他認定的道路。另一方面，他“非無江海志，蕭灑送日月”，他在他的詩裏也屢屢提到“龐德公”，對於隱逸生活不但稱讚，有時還羨慕，但是他不能這樣生活。他四十四歲時“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到五十五歲經過十多年流離的痛苦，仍然是“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他之所以這樣，正因爲“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這是他的性格。他堅持他的性格，堅持他的道路，在他深深地意識到“吾道競何之”，“處處是窮途”時，則寧願自甘賤役，寧願把自己看成零，看成無，——但是從這個零、這個無裏邊在二十年的時間內創造出驚人的偉大。這樣的生活態度，在中國的詩人中是少有的，怕只有屈原能與之相比。這裏邊沒有超然，沒有灑脫，只有執著：執著於自然，執著於人生。

中國的自然詩很多，但是有誰寫過像杜甫從秦州經同谷到成都一路上那樣的紀行詩，使人“始知五嶽外，別有他山尊”的呢？這是一段艱險的路程，這些詩不僅是用眼看出來的，也不是用心神會出來的，而是用他飢餓的身軀一步一步走出來的。在中國詩人中更有誰把一個時代整個的圖像融匯在像杜甫在天寶之亂前後與夔州以後所寫的那樣的長篇鉅製裏的呢?只有做人執著，做詩也執著——“語不驚人死不休”——的人才會有如此驚人的成績。杜甫不但毫無躲避地承受這些“艱難”，他還專心一意地尋找“艱難”。“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掣鯨魚於碧海，是艱難的工作，他卻執著地要這樣做。因此動物界裏的馬與鷹，自然界裏的大江與落日，在他的詩裏都得到適當的地位；人間的悲壯感與崇高感在他的詩裏也得到充實的表現。另一方面，他並不缺乏翡翠蘭苕的優美感，他寫過“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他寫過“鵝兒黃似酒，對酒愛鵝兒”，但這只是他暫時的休息，正如他走入某寺院，遊某山莊，精神上感到一時的舒快一般，走出來他面前仍然是艱難的現實。這類的詩，以他在長安任左拾遺與初至成都時寫得最多，——就是這一部分詩也足足抵得住一個整個的王維!

杜甫由於這種執著的精神才能那樣有力地寫出他所經歷過的山川，那樣廣泛地描繪出他時代的圖像，使我們讀了他的詩，覺得他比他同時代的任何一個詩人都親切。我們所處的時代也許比杜甫的時代更艱難，對待艱難，敷衍矇混固然沒有用，超然與灑脫也是一樣沒有用，只有執著的精神才能克服它。這種精神，正是我們目前迫切需要的。

馮至，原名馮承植，直隸涿州人，現代詩人、學者，被魯迅稱爲“中國最優秀的抒情詩人”。曾執教於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北京大學。代表作《昨日之歌》《北遊及其他》《杜甫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