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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露元年（前53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北匈奴郅支单于一前一后，各自派了个儿子到长安做人质，向汉王朝表示臣服。这是西域都护府设立后的又一件大事。

三十多年来，汉王朝的国力在“昭宣之治”中逐渐恢复，天下太平，欣欣向荣。庞大的帝国迎来了空前的强盛期。三十八岁的汉宣帝面对这来之不易的盛世颇感欣慰。同时，他又对帝国的未来感到莫大的隐忧。因为太子刘奭的表现太让他失望了。

刘奭就是日后的汉元帝。史载他性情仁厚，又比较柔弱，爱好儒学，不招汉宣帝喜欢。汉宣帝最喜欢的是张婕妤生的儿子淮阳王刘钦，曾想改立他做储君，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刘奭是汉宣帝和糟糠之妻许平君的儿子，虽然许平君早就去世了，汉宣帝仍然不忍心“背叛”她。

汉宣帝在民间长大，非常聪明，对大臣比较苛责，严密纠察他们的言行。这固然是一种加强皇帝权威的方式，可是刑法过于严厉。比如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和名臣盖宽饶，都因为出言讥刺朝廷而被处死。

回到甘露元年，太子刘奭已经二十出头了。某日，他对汉宣帝说：“陛下的刑法太严峻了，不如多用儒生。”汉宣帝当场驳斥了他，事后对身边人叹息着说，“将来祸乱汉家天下的，必然是太子！”

事实证明，汉宣帝不幸言中了，西汉王朝就是在汉元帝刘奭的手中走向衰亡的。

十年之后，已经是汉元帝在位的第五个年头。朝廷颁布了一道诏令，每年从全国挑选一批质朴、敦厚、逊让、有行的人，授予官职。“有行”是指孝行、义行之类为人称道的行为。这个政令也叫“开设四科”。

然而，这项看似正确的举措却是导致西汉衰亡的一大主因。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从两个方面试分析。

一、开设四科的初衷存在问题

总体来说，从汉高祖刘邦到汉宣帝，西汉的前六位皇帝都不错，所以才开创了西汉的强盛。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很多擅长经学的儒者都跻身高位，同时，朝廷也很重视比较严密的法家治国之术。

为了打压豪强势力和目无王法的皇亲国戚，西汉的酷吏很早就出现了。从汉文帝年间的郅都到汉武帝时期的张汤、宁成、王温舒等人，酷吏一代比一代更狠，良莠不齐。其中以张汤为代表的酷吏只针对豪强而不凌虐百姓，是对汉帝国是有大功的。

此外，从汉高祖到武帝时期都有一些耿直的大臣，劝谏皇帝言辞犀利。比如汲黯，经常把汉武帝噎得翻白眼。尽管皇帝对他们不耐烦，但这些“骨鲠之臣”的声望大都很高，和酷吏起到的作用差不多，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官场的腐化。

汉宣帝继位后，同样励精图治。由于他经历过草根阶层的生活，对官吏要求很严。汉宣帝最器重的三个大臣之一萧望之是个大儒，但他检举别人的过失可以说吹毛求疵，和法家的方式没什么区别。这也是汉宣帝重用萧望之的一个原因。

前文说过，汉宣帝小题大做，处死了盖官饶这样的好官，很不可取。然而，就治国理政而言，严厉肯定比散漫要好。汉元帝当初建议把刑法放宽松，全面任用儒生治国，实际上危害极大。

这种提议表明，汉元帝的理想是仿效先古，以教化治国。汉宣帝立刻意识到，太子接班以后，汉王朝就会出大问题。

汉宣帝当时驳斥太子的话很有道理，大致是这么说的：汉朝早有制度，治理国家一向是霸道和王道并用。时代不同了，怎么能像周朝那样只用教化的方式。况且儒生大都顽固迂腐，更有不少沽名钓誉之徒，怎么能把国家交给他们？

但汉元帝登基后，终于还是出台了“四科取士”的政策。而四科的内容似乎暴露了汉元帝和一些身居高位者的意图，那就是，朝廷正式开始压制那些耿直敢言的官员。因为四科规定，只要质朴、敦厚、逊让、有行的人。一个“逊让”就划定了界限，意味着只有“听话”的人才有机会做高官。

二、辅政大臣的谢幕和四科造成的结果

汉宣帝临终前任命的三个托孤大臣里，除了外戚史高担任大司马、车骑将军，另外两人都比较耿直。前将军、光禄勋萧望之尽管喜欢标新立异以及揪别人小辫子，总的来说是个好官。光禄大夫周堪的人品更好，“性公方，自见孤立，遂直道而不曲。”

汉宣帝任用萧、周二人的用意很深，他们不但可以稳定政局，更能够制衡外戚的权力。在此之前，除了汉初的吕氏，外戚一直被压制着。

可是汉元帝无法忍受身边有耿直的大臣。在四科政令发布之前，萧望之就在政敌和外戚势力的围攻下自杀了。周堪后来也告老还乡。汉元帝对萧望之的死颇感后悔，因为他偏袒外戚势力。可这也给四科出台扫平了道路。

萧望之和周堪谢幕之后，外戚的势力无人制约，在汉元帝年间就开启了外戚专权的时代。而四科政令选上来的人，除了一些“冒牌货”，其余的大都是唯唯诺诺、缺少骨气的官员，只懂得阿谀奉承上级，投机钻营。

于是，西汉百余年开创的大好局面，迅速走向衰落。

参考文献：《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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