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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與元稹,是因爲一場考試認識的。

那一年,白居易29歲就考中進士,自稱“十七人中最少年”,同年登第的人中就他最年輕。彼時,元稹23歲,在八年前就考中了明經,也算年少有爲。在唐代,僅僅考中明經或進士不能授官,還要通過吏部銓試才能正式入仕,就跟現在公務員考試一樣,面試才決定成敗。

元、白二人都在長安孜孜不倦地備考,於貞元十八年(802年)同時取得官職,被正式授爲祕書省校書郎,終於不用再忍受“京漂”生活。

元、白志同道合,是生活中的摯友,更是文學和政治的知己。

此後,他們一同吟詠風雅、走馬行獵,醉飲於長安酒肆,三十年間唱和不斷,在宦海浮沉中相互扶持,一同抨擊權貴豪強,一同發起新樂府運動,開啓了一段千古傳誦的友誼。

元、白親密無間,用元稹的話說,是“堅同金石,愛等弟兄”。

白居易的母親去世時,元稹儘管財力不寬裕,卻慷慨地寄錢接濟,幫窮困潦倒的白居易辦喪事,前後金額超過20萬錢。白居易感激不盡,寫詩曰:“三寄衣食資,數盈二十萬。豈是貪衣食,感君心繾綣。念我口中食,分君身上暖。”

元和十年春,他們同在長安,和其他朋友結伴遊玩,一路上走了二十里,兩人連連吟誦,一直沒停過,其他幾個人都插不上嘴。

長慶三年,兩人都被貶在外,在杭州久別重逢,於是並牀三日,暢談平生。之後,他們分隔兩地,經常將寫給對方的詩作藏於竹筒中寄出,稱之爲“詩簡”。

他們都有坎坷的童年,更加懂得對方年少時的艱辛,也切身體會過民間疾苦。

元稹年幼喪父,其母鄭氏年輕守寡,挑起了家庭的重擔。元稹還要時常忍受兩個異母兄長的歧視,甚至被迫搬出了位於靖安坊的老宅。由於家貧請不起老師授業,元稹的母親親自手執詩書,誨而不倦。鄭氏去世後,白居易受元稹所託爲她寫了一篇墓誌銘,並沒有盲目吹噓老夫人的“優美感”,而是像對待自己的母親一樣,用真實感人的文字講述她辛苦持家的往事,從中也可見元、白的兄弟情誼。

元稹15歲就考中明經,不僅因爲有才氣,也是因年少處境困窘激發了他的上進心。少年的他身懷抱負,在詩中寫道“憶年十五學構廈,有意蓋覆天下窮”。

白居易出生於一個家道中落的官僚家庭,少年時輾轉各地四處謀生,在兵荒馬亂中艱難成長。他在考中進士前,曾在詩中如此描述自己的生活:

時難年荒世業空,弟兄羈旅各西東。

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

弔影分爲千里雁,辭根散作九秋蓬。

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

白居易的才華也非天賜,而是多年勤奮苦讀的成果。他在給元稹的信中說過,自己爲了考中進士,白天練寫賦,晚上學書法,讀書讀到口舌生瘡,寫字寫到手臂和胳膊肘上都生了老繭,身體未老先衰,發白齒落。

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順宗聽從王伾、王叔文等士大夫的建議,推行“永貞革新”,意欲打擊藩鎮和宦官勢力,這一改革僅僅持續了三個多月就以失敗告終。以二王、劉禹錫、柳宗元等爲代表的永貞黨人被貶出朝,唐順宗也被迫禪位於兒子唐憲宗。

作爲剛剛踏入仕途的晚輩,元、白都堅定地支持永貞革新,同情敢於以身犯險的二王八司馬,併爲之鳴不平。元稹還把此前直詞落第之人的策文抄寫後放在身邊,日夜翻讀。白居易打趣說,微之(元稹字),你篋中有不祥之物。這些人都是因爲得罪權貴而被迫遠離朝政,元、白卻深深佩服他們。

元、白在應制舉前,曾退居華陽觀中,“閉戶累月,揣摩當代之事”,合作撰寫了75篇策論,編爲《策林》。這些文章表明瞭元、白仁政愛民的政治思想,都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放在今天成爲10萬+爆文也不無可能。

兩個年輕人直筆書寫天下不平之事,痛斥宦官專權、藩鎮割據,提出懲治貪腐,求賢選能,體恤百姓,其政治主張上至整頓朝綱,下至輕徭薄賦。

在永貞革新的餘波中,對現實的批判成爲元、白早期政治生涯的共同底色,也影響了他們的詩歌創作,於是有了著名的新樂府運動。新樂府運動主張以詩“補察時政”、“泄導人情”,元、白是這場詩歌革新運動當之無愧的領袖。

白居易(妖貓傳劇照)

清人趙翼評價說:“中唐詩以韓、孟、元、白爲最……元、白尚坦,務言人所共欲言。”

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

自考中制舉任盩庢(今陝西周至縣)縣尉起,到在京擔任諫官的十餘年間,白居易就寫了一百多首諷喻詩,幾乎每一首都語言犀利,鋒芒畢露。

35歲時,白居易第一次出任地方官,在盩庢縣親眼看到農民冒着五月的酷暑辛苦勞作,卻仍要忍飢挨餓,寫下《觀刈麥》一詩:“……復有貧婦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遺穗,左臂懸敝筐。聽其相顧言,聞者爲悲傷。家田輸稅盡,拾此充飢腸。”

回京後,白居易官拜左拾遺。這一職務負責“言國家遺事,拾而論之”,也就是平時朝廷有什麼弊政,白居易就要直言上書。這個喫力不討好的諫官之職,着實適合白居易。在京期間,白居易一直悲憫地審視着那個時代,他深愛着大唐的人民,揭示了民間疾苦的方方面面,訴說了當時百姓內心的悲憤。

白居易說,他執筆寫作,是“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也”。

《杜陵叟》一詩中,那位家住在長安郊外的老農,年復一年地耕作薄田,那年收成不好,官吏們卻還橫徵暴斂,逼着他交納租稅。農民沒辦法,只好抵押自家的桑樹,出賣自家的土地,來換取些許錢財來交租。此中滋味,真是“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

《賣炭翁》一詩中,宦官掌控的“宮市”更是明目張膽地搶劫。幾個宦官將那位燒炭老翁的一車千斤重的木炭公然拉走,還裝模作樣地表示一下,“半匹紅綃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直”。那位可憐的賣炭翁,“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如今又該怎樣度過寒冬呢?

十餘年間,白居易幾乎把滿朝的權貴都得罪了一遍。後來他寫信告訴元稹,他辛辣的諷刺讓權貴們恨得咬牙切齒:“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樂遊原》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權要者切齒矣。”

白居易(妖貓傳劇照)

元稹不落下風,在京爲官時也寫了不少現實主義的詩篇,着筆民生,如《田家詞》、《織婦詞》、《西涼伎》等。元、白相互影響,詩歌創作風格不盡相同。陳寅恪先生認爲,“白以簡單曉暢爲尚。若微之詩,一題數意,端緒繁雜”。但在與權貴的鬥爭中,元稹卻比好友白居易更加簡單粗暴。

元和四年(809年),元稹任監察御史,奉命出使劍南東川,平反了一些冤假錯案,甚至將矛頭指向了當時的劍南節度使嚴礪。嚴礪一家人當年護駕有功,深受皇帝信任。但嚴礪在任時,爲人貪殘,士民不堪其苦,他以平叛爲由,徵收塗山甫等八十八家資產、奴婢爲己用,又借朝廷之名,向農民多徵收兩、三年的課租。很多被害者控告無路,只好流亡他鄉。

元稹到劍南後,親身訪問受壓迫的百姓,爲他們伸冤。這些被嚴礪欺壓多年的受害者一時間紛紛向元稹訴苦,“蠻民詀諵訴,齧指明痛癏。憐蠻不解語,爲發昏帥奸”。

之後,元稹上書彈劾當地官員擅自搜刮百姓莊宅、奴婢和錢糧,要求他們將抄沒的歸還本主,被賣掉的亦贖回歸還,加徵的錢、米、草等嚴令禁止,並榜示鄉里,讓百姓知曉。

當時藩鎮已經尾大不掉,朝廷只能短暫地緩和矛盾,於是下詔,除了已於當年去世的嚴礪不再追究,其屬下一幫官吏各罰兩個月俸祿。元稹的大膽舉措讓白居易爲之讚歎:“其心如肺石,動必達窮民,東川八十家,冤憤一言伸。”

有道是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元、白對宦官、藩鎮深惡痛絕,整天怒懟,而這些權貴、豪強也對他倆心生忌憚,早想找機會整他們。第二年,元稹途徑華陰縣(今陝西華陰市)的敷水驛回京,就被宦官打了一頓。

敷水驛只有一個正廳,元稹先到,就在廳內歇息。正好仇士良、劉世元爲首的一夥宦官也來到驛站,他們見元稹沒有讓出正廳,也沒有出來迎候他們,登時大怒,一夥人將元稹趕出來。元稹雙拳難敵四手,要打也打不過,穿起襪子就跑。宦官不依不饒,拿出馬鞭直接朝元稹的臉上狠狠抽打。這就是“敷水驛事件”。

當時宦官氣焰囂張,最後,唐憲宗也將元稹貶到江陵。

白居易得知此事,趕緊上疏勸諫,爲好兄弟求情,說元稹爲監察御史時,所彈劾的都是天下藩鎮,這些人皆怨恨元稹,將他貶到地方,不是羊入虎口嗎?唐憲宗哪裏聽得進去,白居易你就別廢話了。

白居易(妖貓傳劇照)

元稹被貶那天,白居易在長安街中相送,兩人在馬上道別,這是他們第一次離別,也是理想道路上的一大挫敗。自江陵之貶始,此後十餘年幾乎都過着困頓的貶謫生活。他認爲,自己此次出京是負氣而行,說:“我雖失鄉去,我無失鄉情。慘舒在方寸,寵辱將何驚。”(《思歸樂》)

相似的命運幾年後降臨在白居易身上。

元和十年(815年),宰相武元衡在長安城中遇刺身亡,刺客逃之夭夭。武元衡爲相時,正加緊部署討伐叛逆藩鎮,其被刺原因不言而喻。堂堂大唐宰相當街被刺,讓白居易怒不可遏,他一展諫官本色,事發不久後就上書議論捕殺刺客一事。

這下,平時對白居易不滿的宦官和權臣們總算逮着機會了,他們趁機抓住白居易不久前守孝期滿,剛回朝中的情況,不僅指責他越職言事,還誣陷他有不孝之罪,聲稱白母是因看花墜井而死,白居易卻還寫《賞花》和《新井》兩首詩,實在有傷名教。在封建禮教的思想禁錮下,不孝是大罪。更別說白居易還是東宮屬官,有教導太子的責任,這下就成大罪人了。

白居易不孝的罪名本就是冤枉,而他的對手們早已準備了一套組合拳。最後朝廷一拍板,把白居易貶爲江州司馬。

很多學者說,江州之貶,是白居易人生的分水嶺,將他的政治生涯分割成了兩半。從此以後,那個仗義執言的鬥士逐漸遠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開始追求佛老之學,遠離官場險惡之人。《琵琶行》中那位孤獨寂寞的琵琶女,或許就是白居易本人的化身,一個被侮辱、被損害的悲劇形象。

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溼。

明 仇英 潯陽琵琶 局部

圖源:菊齋高清書畫庫

白居易被貶江州時,元稹正在通州爲官,不久前生了一場重病,到了要預備後事的地步,把遺囑都寫好了。聽到好友被貶,病榻上的元稹憤懣難平,寫下了這首讓人讀之心酸的《聞樂天授江州司馬》:

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

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窗。

這一對好友幾經周折,直到元和十四年(819年)才因官職調動而在夷陵(今湖北宜昌)不期而遇,當時他們已五年不見。元、白二人喜出望外,元稹本來乘船順流而下,特意返程與白居易登陸一遊,賦詩唱和,三天後才依依不捨地分別。

那一段時間,元稹的心情很down,感慨“前途何在轉茫茫,漸老那能不自傷”(《酬樂天嘆損傷見寄》)。他就像很多人到中年仍一事無成的失意者,不知自己前路在何方。白居易卻勸元稹要佛系一點,該來的總會來,“高天默默物茫茫,各有來由致損傷”(《寄微之》)。

這一唱一和,彷彿正是元、白此後人生的真實寫照。

元、白二人後半生的轉變,或許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說,白樂天之精神,一言以蔽之曰“知足”;元稹卻是“達則濟億兆,窮亦濟毫釐”。

而唐穆宗即位後,元稹的機會也終於來了。

這個機會來得並不光彩,元稹再度入朝爲官,得到唐穆宗重用,首先是因爲宦官崔譚峻的幫助,剛好穆宗喜歡元稹的詩,是他的小粉絲,宰相段文昌等也因其諫諍直行之名而進行舉薦。結交宦官最爲士大夫所不齒,認爲有損氣節。

長慶二年(822年)二月,元稹拜相。史書載,“詔下之日,朝野無不輕笑之”。四個月後,元稹就因捲入宦官與朝官的黨爭而被貶出朝,他提出的政策也全部付之東流。

此時的元稹,不但掌控不了自己的命運,甚至連自己的名聲也保不住了。

儘管他在地方政績頗佳,做了很多利國利民的好事,但當他七年後再度入朝,身居要職時,卻依然被認爲“素無檢操,人情不厭服”,一步踏錯,致使他第四次被貶,從此再也無法重返廟堂。

圖源:明 仇英 西廂記局部

大和三年(829年),元稹途經洛陽,見到了白居易。

臨別之時,白居易大醉一場,爲元稹寫詩:“灃頭峽口錢唐岸,三別都經二十年。且喜筋骸俱健在,勿嫌須鬢各皤然。”(《酬別微之》)白居易在詩中依舊鼓勵元稹要有所作爲,哪怕鬚髮皆白,還有筋骨健在。

誰也沒有意識到,這是他們最後一次見面。

元、白早已不再年輕,已不是三十年前在華陽觀中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有志青年,他們想改變中唐以來衰頹的社會、腐敗的朝政,卻碰了一鼻子灰,換來無休止的貶謫和打壓。

此時,白居易已經遠離中樞,在洛陽擔任閒職,終日以詩、酒、山水自娛。

當屢遭貶謫,他妥協了,一頭扎進了閒適的半退休生活。在洛陽,白居易自嘲爲“中隱”,寫詩曰:

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

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

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閒。

不勞心與力,又免飢與寒。

終歲無公事,隨月有俸錢……

白居易變了,一個人拋棄自己的青春時,連聲招呼都不打。

傳 明 仇英 遊船圖局部

圖源:菊齋高清書畫庫

大和五年(831年),元稹病逝於貶所。噩耗傳到洛陽時,白居易悲不自勝,哀痛許久後,撰寫多篇詩文哀悼摯友。元稹臨終前囑託白居易爲他撰寫墓誌銘,其家人還準備了70萬作爲答謝,但白居易推辭不受,後來請求把這筆錢用於修繕香山寺。

在《祭微之文》中,白居易回憶與元稹“金石膠漆,未足爲喻”的三十年情誼,甚至說元稹已逝,自己也不願久居人世:

多生以來,幾離幾合,既有今別,寧無後期?公雖不歸,我應繼往,安有形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

這,可謂生死之交。

元稹去世多年後,白居易仍然不斷寫詩追思摯友,對他的感情至死不渝。69歲時,白居易夢到與元稹同遊,醒來後寫下了《夢微之》,其中寫道:

君埋泉下泥銷骨,我寄人間雪滿頭。

或許,年近古稀的白居易,懷念的不僅是元稹,還有他們曾經開創一代詩風的新樂府運動,以及那段胸懷理想不墜青雲志氣的少年歲月。

多年後,那樂天知命的悠閒身影已在滾滾歷史中隨之消散,但那年長安執筆立命的白衣少年們,依然從未離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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