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北京中文系教授錢理羣

理想大學的理念從何而來？我認爲，它從先進的教育思想來，從外國的經驗來，從中國的傳統經驗來。我個人更重視中國20世紀教育經驗的總結。20世紀中國教育有很多經驗和教訓，從中可以總結出我們的理想教育。

20世紀中國教育最成功的大學有兩個標本：一個是蔡元培時期的北京大學，一個是西南聯大。從這兩所大學經驗裏，可以提升出兩個理念，即大學的理念和大學的基本功能。

大學的功能有兩個，一個是革命性功能，一個是保守性功能。

爲民族、國家、人類社會和人自身發展的變革，爲思想文化和學術的變革提供精神資源，提供新思維，新的想象力和創造力。這是大學的革命性功能。

北京大學曾是這方面的典範，“五四”時期，它明確提出了“重新估定價值”這樣一個指導思想。對中國的傳統文化進行深刻的反省、質疑和批判，同時又用新的眼光，激發出前所未有的思想學術想象力，創造出全新的世界觀、新思維、新倫理、新方法和新學術，爲整個社會提供了新的文化理想和新的價值體系，深刻影響了中國以後的發展。這樣的創造性批判性的功能，我認爲在當下是特別重要的。

當下中國社會面臨着三個問題：第一，經過100年努力，中國已經完成了歷史的三大任務：獨立、統一，基本解決溫飽問題，成爲經濟快速發展的國家。這樣的國家今後將往何處去？

第二，當下中國面臨着四大重建：制度重建、文化重建、價值重建和生活重建，這四大重建，都必須有新思想、新思維和新的想象力，這是大學應該提供的。

現在是一個全球性的危機和變革時代。金融危機爆發後，全世界每個國家都病了，所有的現行社會制度和現行社會發展模式都出現了危機，因此都在呼喚着經濟變革。過去的解決之道是學蘇聯模式或學美國模式，現在又有人提倡學習瑞典模式，但是這些模式本身都暴露出問題。這就需要新創造和新思維，超越現有模式。

第三，世界科技正在面臨着前所未有的新發展。我們甚至很難預計它將會怎麼發展，科技發展將會對整個社會提出新的質疑，這需要我們的理想大學回答。也就是說，當下無論是國內國外都需要新的批判力想象力來回答，這正是大學的革命性功能。

其次，大學還有保守性的功能。大學應該承擔民族文化和人類文明的積澱和傳承的任務。首先是將思想文化轉化爲知識，傳承下去。其次是精神的傳承，大學在民族、國家的體系中是一個整體文化的象徵，是一個堅守文化精神的堡壘。

這樣的精神堡壘在歷史發展的特定時期有特定作用。一個是在民族危難時期，比如20世紀40年代的西南聯大，維繫了民族文化的血脈，保存了民族文化的創造力，因此成爲了抗戰時期堅守中華民族文化的堅實堡壘。

而今天，我們面臨着價值危機，在價值崩潰和混亂的時代，面對着滾滾而來的金錢至上、物質崇拜、物慾橫流的大環境，如何堅持獨立思想，堅持信念，堅持精神操守就具有特殊的緊迫性。在民族面臨嚴重精神危機的時候，以精神追求爲本職的大學應該肩負起民族精神中流砥柱的作用。

要發揮這樣的作用，大學一方面要和時尚、和世風流俗保持距離，大學要保守，不能那麼時髦摩登；另一方面，大學還應該和現狀保持距離，包括現實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學術的既成形態。

只有保持距離，才能保持批判。而要做到這兩個距離，大學就應該具備三種精神：沉靜、清潔、定力。

也就是說，當整個社會的風氣陷入喧鬧時，大學的老師和學生應該選擇沉靜；當整個社會的風氣陷入污染的時候，大學的老師和學生應該選擇清潔；當整個社會的風氣陷入浮躁的時候，大學老師和學生應該有定力。應該潔身自守，保持基本的規範，學術的規範。

要守住大學精神，不受任何外界誘惑，決不放棄、決不讓步、決不妥協。

當前大學面臨的兩大惡果：一是知識的實用化，一切與實用無關的知識都被大學所拒之門外；一是精神無操守，拒絕一切精神的追求和堅守，導致了大學的精神貧困。

現在中國已經出現了一些很有行動力和創造力的理想主義者。他們不直接對現有的教育體制進行挑戰，不寄希望於一勞永逸的解決教育所有問題的根本的變革，而寧願採取現實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態度，以建設自己作爲建設社會的開端，從改變自己的存在開始進行有意義的教育改革實踐。

這些“低調的理性的理想主義者”們正努力地改變着教育的存在，正在進行一場靜悄悄的教育變革。而這樣一批教師在現行體制下確實是受到排斥的。我們要做的就是去發現他們、理解他們和支持他們，通過自下而上的變革來一步步地改變中國的教育現狀。

錢理羣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