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是(公元217年2月17日),王粲在曹操南征孫權返回鄴城途中染病身亡,享年41歲。建安十八年,曹操成爲魏王,王粲被任命爲侍中。

建安七子的詩歌創作實績主要表現在:

一,題材擴大。他們的詩歌題材遠比漢代詩歌題材寬廣,而多爲六朝丈人詩歌開先。

二,文筆個性化、丈人化。他們幾乎不寫樂府詩,詩歌以表現個人情懷爲主,文筆細膩傳神。

三,五言騰踊。

五言詩已佔他們詩歌創作的絕大多數,尤其是他們入許或歸曹之後的創作幾乎全是五言。

建安七子之首王粲

在“建安七子”中,王粲雖沒有孔融的學問大,但論文采,他卻是“七子”中最好的一個,就是與“七步能詩”、“才高八斗”的曹植比,也不遑多讓。《文心雕龍·才略》嘗稱“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後世之人,更曾把他與曹植並稱,日“曹王”。

王粲(公元177~217年),山陽高平(今屬山東金鄉與微山縣一帶)人。東漢末建安時期著名文人,三國曹魏名臣。因文采出衆,與孔融、陳琳、徐幹、阮璃、應瑒、劉楨等並稱“七子”。其尤以詩、賦見長,被著名文論家劉勰譽爲“七子之冠冕”。

王粲自幼天資聰穎,性喜讀書,且有過目不忘之能,據說他在塾中,每作文,都是一揮而就,從不修改,以至於老師、同學經常會以爲他是預先寫好的。而別人經過認真構思,反覆修改出來的文章,還是不如他的文章做得好。他十來歲時,就已廣有文名了。那是—個很看中出身的時代,我在上一篇介紹“建安七子”中的陳琳的文章裏曾經提到過,大將軍何進原來就是一個屠戶,是靠着他妹妹進入掖庭,得到漢靈帝的寵幸,後來又被立爲了皇后,才當上這個大將軍的。何進在當上大將軍後,就想把自己的兩個女兒嫁給王謙的兩個兒子。可是身爲“三公之後”的王謙態度卻很明確:我雖然在你手下做官,但我兒子卻不能娶你的女兒。但如此一來,也就得罪了何進,只好稱疾辭官,回到故里,不久,竟真染病身亡了。

初平二年(公元191年),漢獻帝在董卓的脅迫下,西遷長安。王粲也跟着去了長安。左中郎將蔡邕(也就是蔡文姬她爸)一見到王粲,就覺得他是—個奇才。蔡邕是當時滿朝官員都很敬重的大文學家、書法家,蔡府每天人來人往,門前的道路都經常會被來見他的人乘坐的車馬所堵塞。—天,蔡邕正和客人們聊天,忽有門人來報,說王粲來了。蔡邕一聽,急忙起身迎了出去,匆忙中連鞋子都穿倒了。當衆賓客看到王粲,發現他不過是個身量不高,看上去也就十四五歲的小孩兒,都不由得瞪大了眼睛。蔡邕則拉着他的手,給大家介紹說:“這位是王司空的孫子王粲,他是個奇才,我自愧不如。我家裏收藏的書籍,應該全部都送給他。”後來,蔡邕慄然把家裏的書全都送給了王粲。想來,如果不是得到了蔡邕的藏書,王粲也成不了三國時期的—大藏書家。

初平四年,17歲的王粲被召爲黃門侍郎。但其時漢室早已名存實亡,長安局勢非常混亂,王粲覺得這裏不易久居,就沒有去上任。而是跑到荊州,投奔了自己的老鄉、荊州牧劉表。劉表雖收留了他,但見他身材矮小、其貌不揚,說話、做事,又不拘小節,所以也不太把他當回事。建安三年(公元198年),長沙太守張羨舉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之兵,背叛了劉表,劉表欲發兵討伐。王粲就寫了一篇《三輔論》,說劉表此次用兵,乃是爲了“去暴舉順”。由於這篇文章不僅寫得頗具文采,更把話說到了劉表的心坎上,劉表這纔對他重視起來。

建安七年,也就是官渡之戰後兩年,袁紹病死,他的兩個兒子袁譚和袁尚兄弟鬩牆。劉表爲了勸和,又讓王粲分別給這兩兄弟寫了封信—《爲劉荊州諫袁譚書》和《爲劉荊州與袁尚書》。勸解袁氏兄弟毋作鬩牆之鬥,而當聯合禦侮,既曉之以理,又動之以情,令人擊節歎賞。

建安十三年,劉表卒。王粲曾力勸劉表的兒子劉琮歸附曹操。不久,曹操攻佔荊州。王粲也就歸附了曹操,並被任命爲了丞相掾。一次,曹操在漢水之濱,設宴招待百宮,王粲在給曹操敬酒說:“當今天下,袁紹在河北,依仗自己兵多將廣,欲奪取天下,但他雖然愛惜人才,卻不會重用人才,因此原來投到他門下的那些人才,最終都離他而去了。從前劉表盤踞荊楚,從容不迫,坐觀時變,自以爲可效仿周文王。也有很多人才來投靠他,但他同樣不善於用人,結果當危難來臨之際,就無人能輔佐他了。只有明公您,知人善任,能讓北方賢人望風歸附,這是隻有夏、商、週三代的開國之君,才能做到的啊!”這馬屁拍的真叫一絕。曹操一高興,就把他留在了身邊聽用。

建安十八年,曹操成爲魏王,王粲被任命爲侍中。據《典略》,王粲才高,擅應機辯論。時,鍾繇、王朗等魏卿相,亦一時之辯才,但他們只要—遇到王粲,就都說不出話來了。當時,舊典章已廢弛殆盡,需要重新制定新的典章,王粲與衛覬等人便承擔起了制定新典章的任務,並很快就大功告成了。王粲不僅受到了曹操的賞識和重用,還和曹丕、曹植的關係非常好。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是(公元217年2月17日),王粲在曹操南征孫權返回鄴城途中染病身亡,享年41歲。關於王粲早亡,還有這樣一個傳說:話說王粲20歲時,曾遇“醫聖”張仲景,張對他說:“你已經患病了,應該及早治療。如若不然,到了40歲,眉毛就會脫落。眉毛脫落後半年,就會死的。但如果你現在就開始服用‘五石湯’,到時候,就不會死了。”可是王粲卻很不以爲然。過了幾天,張仲景又看到了王粲,就問他:“你喫藥沒有?”王粲便騙他說:“已經喫了。”張又認真地觀察一下他的氣色,說:“你在騙我,你根本就沒有喫藥。爲什麼你要如此地諱疾忌醫呢?”王粲還是不信他的話。果然20年後,王粲的眉毛就全脫落了,眉毛脫落昏半年,他就一命嗚呼了。

據說在王粲下葬的時候,曹丕(當時還是世子)也來送葬了,他對在場的王粲生前的好友們說:“仲宣平日最愛聽驢叫,不如現在我們就—起學一次驢叫,來爲他送行吧!”於是,大家便在他的帶領下,學起了驢叫。這就是歷史有名的“驢鳴送葬。”葬禮之後,曹植又寫一篇《王仲宣誄》,稱他“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強記洽聞,幽贊微言。文若春華,思若湧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由此可見,曹氏兄弟與王粲的交情是有多麼的好。王粲現存詩文50餘篇,以賦的成就最高,賦中又尤以他在荊州時寫的《登樓賦》最爲有名: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皋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邱。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闃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怛而惻。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王粲《登樓賦》抒寫了自己“心悽愴以感發兮……氣交憤於胸臆”的鬱結,卻不料引發了千百年來讀書人懷才不遇的共鳴。在後來的詩詞戲曲中“王粲登樓”成爲一個典型意象,用以比喻士人不得志的苦悶。唐代李商隱26歲落榜後寫了《安定城樓》一詩,其中便有“迢遞高城百尺樓,綠楊枝外盡汀洲。賈生年少虛垂涕,王粲春來更遠遊”的句子。到了元代,著名作家鄭光祖有《醉思鄉王粲登樓》雜劇,表面寫王粲的性格悲劇,實質卻是借這故事抒發讀書人窮困抑塞的感慨,爲普天下遭遇不幸的知識分子唱出一曲悲憤之歌。王粲其人也由此被當成了一種失意人生的象徵、一種含義深厚的文化符號進入人們的文化傳統,並逐步強化而久富盛名。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魏國始建宗廟,王粲與和洽、杜襲等人同拜侍中,進入核心權力機構。當時日製禮儀廢缺,朝廷使王粲主持草創禮儀制度的工作,地位類似於漢高祖劉邦手下的叔孫通。其影響之大,舉一件小事即能說明,中國自古有佩玉的風氣,但因東漢末年長期戰亂,這一習俗喪失殆盡。人們後來所熟知的古人服飾中的佩玉樣式,據說都源於王粲之手訂。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王粲隨軍征戰途中遭遇流行瘟疫。這場大疫首先在軍中蔓延,終至一發不可收拾,其嚴重程度到了如此地步:建安七子中除孔融被殺,阮璃早卒外,所剩五人均同年而亡。王粲是正月病死的,享年4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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