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文思敏

編輯 | 陳   銳

介入“凍卵案”後，徐棗棗忙得不可開交，來自律師和媒體的電話忽然佔據了她的生活。

兩年前，凍卵被提上徐棗棗的人生議程。那年，她正好30歲，經歷了一次事業晉升，但還沒有成家的打算。出於想保存自己最好狀態的卵子的想法，徐棗棗來到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婦產醫院，提出凍卵需求，因未婚身份被拒絕。隨後，她以“侵害一般人格權”將醫院告上法庭，這是中國第一例與女性凍卵相關的訴訟。

徐棗棗發起了中國首例與女性凍卵權利相關的訴訟。

2019年年底，該案在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公開審理。旁聽了庭審的阿爛告訴《第一財經》雜誌，在庭審過程中，醫院方主要以中國手術技術不成熟以及現有的法條框架抗辯。阿爛是“多元家庭網絡”核心志願者之一，這是一個關注單身女性生育權的非營利性公益組織。

雙方爭議的核心在於原國家衛生部（2018年改組爲衛健委）在2003年修訂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範》，其中規定：“禁止給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和條例規定的夫婦和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也即是說，醫療主管部門不允許對未婚女性實施輔助生殖技術手術，而凍卵屬於輔助生殖技術的一種。

在徐棗棗看來，這樣的規定對女性不公。原因之一在於，男性可以合法凍精而女性卻不能合法凍卵。徐棗棗和相關支持者認爲，這是一種對精子和卵子的區別對待，涉及性別歧視。

根據同樣由原衛生部在2003年發佈的《人類精子庫基本標準和技術規範》，男性可以出於醫療需求以及用以將來生育而將精子保存在精子庫，也就是說男性可以出於“醫療目的”或者“生殖保險”目的選擇自精保存，女性卻無法基於這些需求實施凍卵，除非提供三證——結婚證、生育證、身份證。

更深一步的探討則是，該規範是否構成對女性生育權的侵犯？因爲《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明確規定了公民有生育的權利，然而否認單身女性生育權的規範又出自衛健委，後者是具體手術實施方——醫院——的主管部門。由於更具體的法律解釋的缺失，目前中國仍未有對生育權的普適定義，針對該規定的論爭最終指向的其實是更爲宏大的命題——中國的單身女性具備生育權嗎？

北京德和衡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丁瀟瀟告訴《第一財經》雜誌，現行《婚姻法》規定，非婚生子女與婚生子女具備同等權利，“對於非婚生子女，現行法律其實是不倡導的，但如果已經作爲一個生命體存在的話，法律也是不禁止的，而且權利是跟一般兒童一樣的。”丁瀟瀟說。

但回到女性層面，徐棗棗覺得自己被“歧視”了，她認爲總得有女性站出來。“我就是想去推動這個政策的改變，想嘗試一下能不能做到。”她對《第一財經》雜誌說。

跳出徐棗棗案，就全國範圍而言，針對單身女性的人工生殖輔助技術的相關法條其實並非沒有法律開口。

2002年，吉林省曾在《吉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中出臺過一條政策：“達到法定婚齡決定不再結婚且並無子女的婦女，可以採取合法的醫學輔助生育技術手段生育一個子女”。

這一法條在當時頗爲轟動。其推行者、時任吉林省計生委法規處處長姜國民曾在2002年的媒體採訪中談到，該法條出臺是由於他們在1994年接到過一個來自大學女教師的電話，詢問能否在不結婚的情況下，採取生殖輔助技術生育一個孩子。

把想法傳達給參與立法的人員和專家後，時任吉林省法制辦行政法規處處長張滿良第一個提議應將這種特殊的生育要求寫入條例中。經過多輪探討，該法條終於在當年9月塵埃落定。

由“多元家庭網絡”的前身小組發佈於2017年的《中國“單身”女性生育權現狀及法律政策調查報告（第二版）》調查顯示，吉林當地有單身女性通過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生育的案例存在，但是非常少，只有一例或兩例，且地方衛計委表示沒有案例資料可以提供。

“從2002年到現在，這個法條一直都有，但是實踐情況很糟糕”，參與了該調查的法律從業者展瀅瀅對《第一財經》雜誌表示。

在公衆層面，國內對凍卵這一話題近年來最廣泛的關注和討論可能是源於女星徐靜蕾。2015年，徐靜蕾接受媒體採訪，表示已在美國接受了凍卵手術，並稱其爲“世上唯一的後悔藥”。

自1960年代開始，科學家們便已嘗試對哺乳動物做凍卵實驗。直到1986年，新加坡婦產科醫生Christopher Chen第一次成功實施了人體凍卵，並在《柳葉刀》上發表名爲《人類卵母細胞冷凍保存後的妊娠》（Pregnancy after Human Oocyte Cryopreservation），凍卵隨後進入醫學視野。

在泰國一家名爲First Fertility的生殖輔助醫療機構擔任主治醫生的Patsama Vichinsartvichai向《第一財經》雜誌介紹，凍卵技術主要分爲兩種，一種便是1980年代Christopher Chen採用的慢速冷凍技術，指通過用冷凍控溫將卵細胞的溫度緩慢降低到某一臨界點，使其脫水，然後在卵細胞外層誘導出冰晶以防止其受到低溫的傷害。但因成功率不高，目前已被大多數機構放棄使用；另一種是採用現行標準的玻璃化冷凍技術，即使用高濃度的抗凍劑使細胞脫水，再放進-196°C的液氮中，讓降溫的速度快到冰晶來不及形成，幫助卵細胞維持在玻璃狀態而不結冰，從而保護卵細胞，這種方法將復甦率提高了30%，目前被大多數機構採用。

Vichinsartvichai同時表示，凍卵手術本質上是一項圍繞試管嬰兒手術的技術，技術成熟度已有10年，在泰國一直有，亦不存在合法性問題。Vichinsartvichai畢業於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擁有歐洲委員會婦產科認證執照。

北京安信優寶醫療科技有限公司的聯合創始人倁寧則認爲，如果簡單理解，可以將凍卵手術看作試管嬰兒手術的前半部分。試管嬰兒的其中一個步驟就是取卵子，但是不一定會冷凍卵子，也有可能選擇冷凍胚胎，具體要看受術者的情況。

凍卵和凍胚，是女性在實施生殖輔助技術時的兩種不同選擇。從成功率上來講，凍卵的受懷成功率低於凍胚，每個冷凍卵子的妊娠率在5%左右（記者按：南加州大學醫學院的數據爲4%至12%），而單個冷凍胚胎的成功率則在50%至60%之間。更低的成功率主要是由於從冷凍卵子到受懷會經歷更長的培養過程，且卵子是單細胞，更容易損耗。從儲存、成本和成功率來講，都是凍胚更具優勢。“女性顧客選擇時，主要會基於伴侶的可獲得性、成功率和成本的考量。”Vichinsartvichai說。

他所在的生殖服務中心每年大約會做30到40例凍卵手術，其中約20例來自於中國。正如徐棗棗案所展示的，由於國內爲單身女性提供凍卵服務並不合法，有該需求的女性只能通過中介前往美國、泰國、柬埔寨等凍卵合法的國家接受手術。

安信優寶提供的就是這樣的中介服務。倁寧對《第一財經》雜誌透露，除去機票、酒店等額外費用，光就治療費而言，在美國凍卵的費用約合10萬到12萬元，泰國的費用約合6萬到7萬元。除了治療費，還需向機構支付一定的卵子保管費，每年大約4000元左右。

“無論是在美國還是泰國，其實凍卵服務最貴的步驟是促排。”倁寧說道，“取卵的費用大概就1萬元，但是促排針一針就得數千元，而且每個人情況不同，要根據監測到的卵泡成長情況打針，長勢不好的受術者需要多打幾天針，基本可以在5到8天打完。”

目前，中介的服務模式主要爲接到需求後將客戶轉給當地的地接團隊，後者負責去醫院的翻譯和服務工作。至於市場需求量，安信優寶每年大概會接到60至70個案例，其中試管嬰兒服務佔據了多數——大約40至50例——其餘是單純的凍卵需求。

不論是徐靜蕾和很多女明星、名人選擇凍卵，還是徐棗棗的無權選擇凍卵，一種廣泛存在的關於女性凍卵原因的刻板印象是，女性主要因爲考慮職業發展而凍卵。

但一項2018年7月發表於《生殖生物學與內分泌》雜誌（Reproductive Biology and Endocrinology）的調查給出了不同的結果。在美國和以色列的150名受訪對象中，85%的受訪者是因爲缺乏伴侶而選擇凍卵服務，且全部受訪女性均爲受過良好教育的專業人士。

職場上，Facebook、蘋果都曾在2014年發表聲明稱支持女性員工凍卵，並提供1萬至2萬美元不等的醫療報銷福利，以及額外的數百美元的凍卵保管費。

此後，硅谷的其他公司，微軟、英特爾、Google、Uber和Netflix也加入了報銷凍卵費用的陣營。這些政策在被稱讚的同時也引發廣泛討論，有批評者認爲，這些政策向社會散發的訊息是工作比家庭重要。

英國人類受精和胚胎學管理局2017年至2018年的生育報告顯示，自2014年至2015年以來，凍卵和凍胚的服務案例分別增長了91%和157%。而根據美國輔助生殖技術協會（The Society for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的數據，2009年美國的凍卵女性人數爲475名，2015年則增長到6207名。

醫療社會學家Kylie Baldwin在《凍卵、生殖與生育選擇》（Egg Freezing， Fertility and Reproductive Choice）一書中寫到了對硅谷公司此項政策的擔憂。她認爲，這會引發“成爲母親”和職場無法兼容的局面。同時，在男性主導的硅谷技術公司裏，支持凍卵會讓適齡生育、不選擇凍卵的女性感到壓力——被認爲工作投入度與奉獻度不夠。

美國生殖服務機構Prelude Fertility創始人Susan Hertzberg曾在一次媒體採訪中提到她認爲最佳的解決辦法：對公司來說，同時提供靈活的工作時間安排選擇以及凍卵福利，這樣，女性從僱主得到的信息將是工作和家庭生活同等重要。

硅谷以外，中國也有公司宣佈將支持女性員工凍卵。2018年7月，攜程宣佈將爲公司女性中高級管理人員提供10萬元至200萬元輔助生育福利。政策推出3個月後，便有媒體報道首批享受攜程特殊生育福利的女性管理者已赴美凍卵。

不過，這一福利與攜程業務策略之間的關係很微妙。就在攜程宣佈該政策的前一年，2017年4月，攜程上線了“美國凍卵遊”旅遊產品，該服務由攜程與美國試管嬰兒服務商智特醫療（IVF USA）聯手推出，後者於2016年接受了攜程的投資。在2018年攜程推出公司內部的凍卵福利政策後，智特醫療創始人曾對媒體表示，當年“十一黃金週”，赴美凍卵遊的人數較往年增長近400%，其中包括享受公司福利的攜程女性管理者。《第一財經》雜誌嘗試聯繫攜程問詢相關事宜，攜程方面表示公司政策未有新的進展，以涉及受訪者隱私爲由拒絕採訪。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高齡職場女性是凍卵服務的主要受衆，凍胚和凍卵羣體也有其他的人羣畫像。倁寧向《第一財經》雜誌介紹，客戶主要分爲四個羣體，第一是不孕不育羣體，佔據了大部分；另一部分是想要二胎的人羣，這部分客戶因性別需求而選擇此類服務；第三部分是失獨羣體，第四部分是LGBT羣體。

國內緊縮的政策，其實更多擠壓的是大齡職場女性和LGBT羣體的生育空間。而且出國凍卵也並非壓力下的完美選擇，丁瀟瀟律師提醒，在境外做凍卵和試管嬰兒手術仍可能存在法律風險。儘管在當地手術具備合法性，但基於女性的中國公民身份，如何將通過凍卵和試管技術生產的嬰兒帶回國，並獲得與普通嬰兒同等的權利，也是不得不考慮的障礙。“這跟單身女性生育要面臨的問題是一樣的。”丁瀟瀟律師說。

到達最佳生育年限時，徐棗棗不是唯一感到焦慮的人。在現行法律框架和規定下，也不乏隨之暗生的灰色產業。而社會範圍內，其他的相關黑色產業還包括賣卵、捐卵等等，這也是徐棗棗想推動凍卵議題合規合法化的原因之一。

“取卵和凍卵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還是儲存過程。就相當於你把錢放在銀行裏，那肯定還是想找一個信譽比較好一點的、受到國家法律法規保護的，最好還是國營的，存續性能好一點。”徐棗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