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2月17 日，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開幕前一天， 我被邀作胡適之先生生日紀念講演，題是“書評經驗談”，地是美國文化研究所大講堂。原定吳大猷院長主持，因正有會議，改請總幹事韓忠謨先生主席。準時開講。

聽衆之中，師友不少，不及一一下臺致謝，只講後得與胡頌平先生寒暄數語，見頌平先生紅光滿面，爲之一慰。這次講演，因有數年不講課，不免生疏，只有綱要一頁，講時斟酌增減。又因對大講堂擴音設備不熟悉，未能善爲利用。可能座中有人聽不清楚，聯陞深爲抱歉。

今爲稍稍補救，試用綱目體，把要講的話，同補充未講的話，草爲一篇，呈請諸位指教。

主席，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今天是胡適之先生的陽曆生日，大家同來紀念，很有意義。

（胡先生不喜歡用誕辰，他以爲《詩經》“誕彌厥月”之誕，未必是誕生之義。自然，以誕爲生，已是約定俗成了。）

今年紀念胡先生，添了一種重要的資料，就是胡頌平先生以多年的精力完成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共十數冊。此書誠如余英時院士在序中所說，是中國年譜史上最偉大的一種工 程。能早日問世，要感謝聯經的王惕吾先生。（多謝賜贈 !）

（《年譜長編初稿》油印本，我曾得一部，是前院長王雪艇先生特許。這部已轉贈哈佛漢和圖書館。當時每收到若干冊，就盡力就所知補充資料，多蒙頌平先生採納。今本第五冊、第七冊較多。）

除了餘教授對頌平先生的崇高評價之外，我想加重的是：此書下筆極爲慎重而令讀者有親切之感，往往如見其人。頌平先生有些年的日記，可能很像適之先生的起居注。

英時教授的序，實在是一篇可貴的長文。題爲“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英時教授與適之先生雖相知而從未會面，卻以他在思想史上的素養，寫成洋洋大文。文思細密，文筆流暢，全文充實而有光輝，可爲模楷。適之先生天上有靈，也必然欣賞。

《書評經驗談》題目是仿嚴耕望院士的《治史經驗談》。他此書深受學林推重，真是現身說法，爲初學之津樑。論學力他比我堅實甚多。雜家遇專家，小巫見大巫，豈敢相比。只我是所謂華裔漢學家（指西洋式），混了幾十年，評論別人賣的中國膏藥，或有可供參考之處。

許多人認爲書評不重要。我則以爲一門學問之進展，常有賴於公平的評介。很盼望像西洋、日本，養成良好的風氣。

（只以史學言之，《美國曆史評論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比我們早一百幾十年。1979年見到《史學評論》第一期，是幾位少壯學人創辦的，內容美富，頗覺欣慰。希望大家繼續努力，造成風氣。）

今天要舉的我所作的西文書評之例，多出在陶希聖先生主持的食貨社爲我在去年印布的《漢學論評集》。內有五篇西文論文，四十多篇英文書評。

（陶希聖先生在清華大學開的中國社會史課，引導我入了中國社會經濟史的門。陶先生在給《論評集》賜序時也提到。他也是我終身銘感的恩師。1935年《食貨》有我一篇《從四民月令所見到的漢代家族的生產》，是我在陶先生班中的寫作。提到農民身份，妄用奴隸社會一詞。後來日本有人指摘。實則我在次年《清華學報》《東漢的豪族》已引“奴婢千羣，徒附萬計”，試證其時奴婢［不自由人］不如徒附［半自由人，包括客與略後之部曲］ 之多，可能相差十倍，已經不再用奴隸社會這一類的模糊概念。奴與客的比例要實事求是，不應用框框亂套。）

今天要講的第一篇是孫念禮譯註《漢書·食貨志》書後或讀記，英文叫review article，著者 Nancy Lee Swann（漢名孫念禮是胡先生起的，見於她介紹班昭《女誡》書的扉頁 ），Food and Money in Ancient China，1950 年出版，我的評介初見於《哈佛亞洲學報》（HJAS），後收入我的《中國製度史論集》（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1961）。孫念禮博士對《漢書·食貨志》，有多年的功力，有許多地方，頗能深入，值得參考。當時她在普林斯頓，任 Gest Library 主任。以胡適之先生的介紹，我曾爲孫念禮博士看過兩次她的譯稿，提出若干意見。她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例如關於官俸半錢半穀的解釋，她曾教訓過我說：“年輕人 ! 半不必是整整一半啊 !”這話確有道理，不過若分別米（已舂）與粟（未舂），爲三與五之比，有幾條計算，可以算成半錢半穀，日本友人宇都宮清吉博士曾有異議，後來也承認了。

孫念禮博士還固執一點，即是“賦”在《漢書·食貨志》不論何處，都指軍賦。我以爲要分別而論。她不肯接受，只好在讀記中發揮了。

這篇讀記，我自覺尚爲有用的，是關於井田的討論。當時彙集李劍農（論貢助徹）、郭沫若（特別是《詩經》“中田有廬”之廬應爲蘆，即蘆菔，高本漢即譯爲radishes）、徐中舒三家之說。徐說包括東方（齊）多用四進位，西方（周）多用十進位，東西對立。可以解釋《周禮》的田制（十進）與孟子所說的八家同井（二四爲八）。而且假定周征服了商之後，國（包括近郊）與野是征服者與被征服者所居之地，兩者稅役不同。征服者服兵役（國中什 一，使自賦，即軍賦），被征服者服力役納稅。春秋時初稅畝，用田賦，及作丘賦等，均可依此解釋。我至今以爲徐先生之 說是通論，國與野之別，從傅斯年先生強調《論語·先進篇》以來，學人已瞭然於野人（被征服的商人爲多）君子（國人）之別， 周禮田制，也有人細考，似不出徐說之系統。

當時胡先生看了我這一段，不以爲然，說是爭論井田，總是“後息者勝”。我們尊重胡先生提倡的科學精神，要“拿證據來”。今日有若干條甲骨文、金文可證，有奏簡可證。學人要自強不息 ! 井田的討論，還可以繼續。不過不可忽略前人的成果。

以下討論我評德效騫譯註《王莽傳》關於“新”之國號爲地名還是美號引起的爭論。德氏爲此給 HJAS 編輯部寫信，因爲我以爲肇命於新都，王莽曾封新都侯，地名之說雖有據，但不可堅持此說，而否定胡適之先生以新爲 New 之說。兩說似宜並存。德效騫的異議同我的答辯（“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不必是不故）都收入《漢學論評集》。

讀《年譜長編初稿》第七冊，有1956年5月16日適之先生給我的長信，由讖語“代漢者當塗高”（即魏）發揮先生之說“魏晉都不是簡單的地名，都是應讖的美號”。這個大有啓發性的爭論，我未能引入答辯，大約是當時我希望胡先生爲新是美號兼地名另撰一文之故。讖語大有宣傳意味，即拉斯威爾所謂符號之運用（Manipulation of Symbols）。

寫書評最重要的，是要先知道這一門學問的現狀、行情，這自然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我的主要功力，用在四十年代。當時漢學中心在西方仍在巴黎，沙畹、馬伯樂（先後任法蘭西學院中文教授，故去之後，講座由戴密微教授繼任。伯希和在同學院任中亞語文講座）、伯希和三大賢戰後只剩下伯希和一位，主編《通報》， 常寫書評，對被評者往往失於刻薄， 不留餘地，自稱漢學界之警犬。我有幸在哈佛聽過他演講（中亞基督教史一題），參加過賈德納先生請他的宴會。同席有胡適之先生，但伯希和並未表示多少敬意。胡先生大約因爲他知道多種語文，目錄學很可觀，中文頗好，人特別聰明，就讓他幾分。我是後學，難免有幾分不快。

（1957 年，我代表哈佛燕京學社來臺灣組織中國學會。當時“教 育部長”張其昀曉峯先生召開大會，贈我文化獎章，獎狀頌詞說有人以我的書評比伯希和，實是稱許過實，萬不敢當。我的書評很少火氣，作風與伯希和大不相同，在《漢學論評集》的自序已有申明，讀者可以共鑑。）

與伯希和有關的書評只有一兩篇，一是法文譯註米芾《畫史》，著者旺迪埃-尼古拉夫人，在印布前曾來哈佛，把譯稿給我看，說這是她老師伯希和審正過的。我說那也不一定沒有問題。當時草草閱過，指出幾條錯誤。她可能沒全記住，正式出版，還有十 幾處有問題，然則伯希和也不能保險。夫人這本書同她另一本講 米芾的書，都顯出功力，有參考價值。

另一件事是《魏書·釋老志·釋部》的英文譯註，原有魏楷 先生的譯註，是博士論文，受梅光迪先生同伯希和指導，很可觀。後來有郝立庵在日本參加冢本善隆對這部分的講讀會，因魏楷先 生未分析“常樂我淨”爲四事，就另起爐竈，用英文改譯。我的書評是與陳觀勝博士同寫的，我只指出中文解釋的問題，有多少處魏楷錯了，多少處郝立庵錯了，多少處兩位都錯了。最末我加重說明，如果一本書或一個文件，已有前人認真處理，縱然過了50年，後人再作譯註，必須參考前人之作。這條規矩，頗爲同行前輩所賞。

與陳觀勝教授合寫書評是一樂，因爲他的佛教史非常高明，又會梵文、巴利文、藏文， 當時是同僚，合作方便。另一位合作的是柯立夫教授。他會的文字很多，蒙文蒙古史在今日已是唯一的泰斗。他主持HJAS有年，那時我幾乎是書評編輯（review editor），有意無意地與《通報》爭先。書評確有人注意，例如德國漢學家福·赫伯特（Herbert France）所著《漢學》一書，就列舉我不少書評。

荷蘭萊頓的戴文達（Duyvendak）與法國的戴密微同是歐洲漢學領袖，年輩相當，又同編《通報》，當時並稱二戴，兩位都是古道熱腸。戴文達常被哥倫比亞大學邀請，我旁聽過他講梁武帝與佛教。有一次美國東方學會在紐約開會，戴文達講但丁《神曲》中之地獄與羅懋登《西洋記》之地獄，主張後者可能受了前者影響，說其中有似是外來的金錢與椰瓢（鬼所持者）。我不知《西洋記》中所提是黃邊錢，當時在講後說中國原有金銀錢之金錢，不足爲外來影響之證，椰瓢待考。後來在《醒世姻緣傳》查到老黃邊，是一種好銅錢，又查到關於椰瓢的文獻，不止一處，寄與戴文達。蒙他在《通報》刊爲通訊，我的《漢學論評集》也收入作爲紀念。我常說戴文達先生是君子，此等處最見他老人家的氣量，能容忍後輩。

（後來他還幫我寫《西伯利亞之漢鏡》一文，見《通報》與《漢學散策》。）

1951 年在萊頓重晤（魏楷譯“有朋自遠方來”之來爲 return，此處合用）戴文達教授，在漢學研究院講皮黃戲，學生旦淨老旦小生各種嗓音，念“漢學研究院”五個字，頗受歡迎。戴教授介紹說 ：“楊君弓上搭箭甚多，不止史學，語學論漢字分獨用（free） 合用（bound）爲前人所未發。”（實則 Bloomfield 已有相近之論。）另外快晤何四維（Hulseve）先生，他精於漢律，通各種語言，導我出遊竟日全說國語，命我隨時改正，實則無懈可擊。後來繼任院長，退休後住瑞士。

在英國倫敦見西門·華德（Walter Simon）、衛理（Waley），都是前輩。已退休的藝術史教授葉慈（Yetts）陪我到老人休養院 去看由劍橋退休的 Moule 教授。出乎意外，Moule 突然問我 ：“你想我們西洋人真能讀懂中文嗎？”我說 ：“焉有不能之理，只有深淺之別而已。”後來我寫衛理白居易傳評介，也挑了些錯誤（如“聖人”之用法），可能他還滿意。

在牛津做了德效騫的客（住宿舍 ）。吳世昌在大學做 reader（近於教授，講課，教授可講可不講，但要預備考題）。劍橋教授夏倫 Haloun（在柏林與陳寅恪爲友）甚忙，抽暇快晤。

（次年遊此，夏倫教授逝世，遺命請柯立夫繼任，柯不去，又正式請我，我也不願意去。白樂日來信 ：知君不欲以 Cambridge England易Cambridge Mass.。後來戴文達謝世，也有人問我是否願去萊頓，也謝了。）

在劍橋主要是做李約瑟的客（宿舍規矩不同，早餐時同桌有寒暄者，有隻自看報者）。看他所藏的書。談到赫連勃勃“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並築之”，他大有興趣，立刻檢出《晉書》原文，要我口譯，他在卡片上打字。其勤真不可及。那時的助手是王鈴，有時在鄭德坤博士家會晤，鄭講考古與藝術，是哈佛前輩。後來李約瑟等的大著第一冊（近於通史）出版，我在HJAS有長評，指出若干錯誤。再會面時就有些冷落了。

衛理告訴我，他評此冊說其中有許多錯誤（many mistakes），李約瑟告訴衛理：“你必須再舉二十多條錯處纔可以說許多錯誤。”衛理說：“我又寄給他十幾條，也就罷休了。”

由此可見，書評用數量詞，特別要慎重。如 a few 是三五個， several 就多些，可說五七個，some，a number of 若干（前者較少）都有分別。定冠詞 the 的使用，更是重要。西洋人自己有時也不敢定，有人說如果可冠可不冠之時以不用爲宜，亦是一法。

李約瑟、王鈴合著第一冊討論沈括，提到《忘懷錄》，有遊山水必備之器物的單子。有一處需要泥船（mud boats），我覺得奇怪，檢書原來是泥靴（mud boots），可能王鈴發音欠準確，李約瑟沒聽清，致誤。不過，若依常情推測，亦可能猜出此類錯誤，只是他們做的是開荒的工作，一年不知要看要譯多少書，豈能毫無失誤 ! 讀者要心存恕道。我對於李約瑟的鉅著還是十分敬佩的!

結末講一個我幾乎搞錯的關於序數的事。曾有一位印度學者，英譯龍樹的《大智度論》，要我對照漢文審閱（他的大名是Romanan，譯註早已出版）。我看到一句“如無名指，亦長亦短”，他把無名指譯爲第二指（second finger），我覺得奇怪。沒敢說他錯了，先問他無名指所在，他指對了。我說何以是第二指，他說：“我們是從小指起數的。”大家也許說是倒數，但正倒何以爲定？

又查字典此字可說ring finger，可是第四指，也可是第三指，那是不算大拇指，實在不簡單。

有人喜歡問你在某一門學者中，是第幾名。我想最方便的回答是第二名，可以正數，可以倒數。反正最好的第一名同最壞的最末都讓給別人，無咎無譽，也許是處世之道吧。

講完，主席宣佈可以討論，有兩位先後發言，雖有內容，略嫌冗長。一位是胡鍾吾先生，說井田之制，有關國防。另一位未得大名，主旨似說文學史乃至文藝也應有書評，我自然同意。他提到《胡笳十八拍》。我想他必然知道這與《悲憤詩》（五言及騷體）都傳爲蔡琰文姬之作，不過專家認爲尚有問題。大陸在 1959 年出了一冊《胡笳十八拍討論集》，收了三十多篇文章。郭沫若有六篇，贊成《胡笳十八拍》是蔡文姬所作。劉大傑、劉盼遂等都反對。雙方都舉了證據。我個人認爲中華書局此書，無妨影印，以免有人見了，改頭換面，取爲己有。

又，耶魯大學中文系教授傅漢思（Hans Frankel）對蔡琰《悲憤詩》有研究有譯註，曾來哈佛講讀，結束說，看來嫁與胡兒，未必非才女之福，聽衆爲之莞爾，傅夫人是書畫詞曲四者兼長鼎 鼎大名的才女張充和。漢思教授的幽默甚爲中肯。

附記，有人問 ：國外寫書評有無稿費？答 : 學報沒有，給抽印本的也不多，但如是有名的大報副刊，特別是文學副刊，酬報可能甚豐，但也看評者的地位。學報邀人寫書評，往往限字數，先得評者應允才寄書來。若是長篇評論，可以投稿，學報認爲可取才收入。書評之前可就內容加一題目，引起編者讀者注意，實已近似論文。著作目錄書評可以列入。

寫書評可以長學問，交朋友，今日雖無科舉，新進亦頗願有大力者推薦，爲己而亦爲人，何樂而不爲哉!

《大陸雜誌》第79卷第3期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