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卻將談笑洗蒼涼》 回到現場，踏勘光緒朝政事
摘要：姜鳴隻眼獨具，酷嗜斯人，於張佩綸研究浸淫日久，“晚清的政局和人物”初、續編都收錄有相關文章，近又整理《李鴻章張佩綸往來信札》，內容宏富，洋洋大觀，三編也有多篇文字圍繞張佩綸及其家族展開，對政治理念、人事際遇、人情世故一一剖析，在理解上顯出豐富的層次。全書收錄文章十三篇，內容皆關於晚清光緒一朝政事（馬嘉理事件、“清流”崛起和消亡、甲申易樞、中法馬江之戰、中日甲午戰爭、辛丑議和、綁架孫中山）、人物（李鴻章、張佩綸、慈禧太后、恭親王奕訢、醇親王奕譞、李鴻藻、翁同龢、孫毓汶、盛昱、盛宣懷、胡光墉、孫中山）。
作者：姜鳴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0年1月
作者：姜鳴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6年1月
作者：姜鳴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5年8月
作者：姜鳴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2年12月
疫中無聊，奉到姜鳴前輩新著《卻將談笑洗蒼涼》，大有談笑去拘忌、翻書得舊編之樂。這已是著者撰述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系列的第三編了。此前，我已讀過姜鳴的大部頭專業著作，如《中國近代海軍史事日誌》（1995）、《龍旗飄揚的艦隊》（2002），這些書體例謹嚴、考證精審，非常之“有用”。而初閱此新書，卻見識了“有趣”，領教到著者另一副筆墨。
姜鳴陸續發表的文字，我都是最熱心的讀者，但終究難以踐行其學術方法：“閱讀史料和現場踏訪相結合，先使自己建立起歷史的時空觀，並把這種感受，通過文字傳遞給讀者。”這在姜鳴是“習慣做法”，但在吾輩則只能“羨慕嫉妒而無恨”，借他人之眼，觀世界之大，也算聊勝於無吧。
像偵探一般踏勘歷史現場
“卻將談笑洗蒼涼”，語出陳寶琛詩作《滬上晤簣齋三宿留別》，1895年陳氏來滬，故舊重逢，與甲午後被逐南下的張佩綸有過一面之雅。此句雋永洗練，移作書題，延續了著者善擷古韻、爲我所用的創意，也寄託了對於“政治人物悲哀”的一種深刻同情。全書收錄文章十三篇，內容皆關於晚清光緒一朝政事（馬嘉理事件、“清流”崛起和消亡、甲申易樞、中法馬江之戰、中日甲午戰爭、辛丑議和、綁架孫中山）、人物（李鴻章、張佩綸、慈禧太后、恭親王奕訢、醇親王奕譞、李鴻藻、翁同龢、孫毓汶、盛昱、盛宣懷、胡光墉、孫中山）。從另一方面，或也可以反映著者近年來風塵僕僕、“邊走邊看”的行路歷程，他筆下的光緒朝，“會和別的作者的表述有別，卻是自己思索、考證的一個充滿細節、充滿張力、起伏跌宕的大時代”。
1875年發生的“馬嘉理事件”，引起中英交涉，簽訂《煙臺條約》，導致中外關係多方面的變化，其最著者即清政府向倫敦派出道歉使團，這也成爲中國駐外常設使館的濫觴。外交史家徐中約認爲，“馬嘉理事件給中國人上了一堂課，中國人從此明白建立公使常駐外國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國人自己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清政府爲進入“國際大家庭”而邁出了關鍵一步。（《中國進入國際大家庭：1858-1880年間的外交》）英國使館翻譯馬嘉理在雲南邊地的突然死亡，籠罩了太多迷霧，成爲近代史上重要卻被忽視的事件，“迄今對於其基本情況的描述都存在錯訛”。
本書起首一篇，便是姜鳴跋山涉水、撥雲見霧，對馬嘉理事件再考察的實錄，除重新檢討中外文獻外，他自2011年起三度前往雲南盈江縣中緬交界處，沿南崩河、芒允（舊稱蠻允）、盈江、騰衝一線，親蒞馬嘉理之死的案發地，也三次前往騰衝下綺羅村，訪問據說是殺害馬嘉理兇手的李珍國故家，便很能體現“萬里行路且成書”研究特色。文中大盈江峽谷、戶宋河、“蠻允街”石碑等實地照片傳達出現場消息，令人遐往。
2012年，姜鳴又去倫敦，踏勘1877年因馬嘉理事件致歉，郭嵩燾所率使團入駐的波特蘭大街45號，是爲中國近代第一個駐外使館。1879年，曾紀澤將其遷至49號新址，使館初建於1785年，屬於“亞當建築”，目前中國使館還在使用這一館舍，可謂歷史悠久。1896年，此處還發生過轟動倫敦的“綁架孫中山事件”（見《波特蘭大街45號還是49號？》、《綁架和營救孫中山》二文）。
著名的“歷史偵探”黃宇和先生曾用文獻批判+腳步丈量的實證方法，“發覆”百年前的孫中山綁架案，其考證過程引人入勝（《孫逸仙倫敦蒙難真相》）。這個略帶神祕的處所，對於大多數研究者和旅行者來說是使館禁區，難以訪問，而如有“上天入地”神通的姜鳴憑着“難得的際遇”，帶領讀者進入使館內部的“孫中山先生蒙難紀念室”參觀，得以一探究竟，雖然觀感“令人失望”，實際起到了去神祕化的反效果，——“現在的使館，裝飾完全沒有特色”，“感覺置身在北京的一座政府辦公樓中，無論傢俱，還是室內陳設，完全看不到丁點‘亞當建築’的優雅華麗”。
爲研究中法戰爭後張佩綸遣戍軍臺生涯，姜鳴兩度前往張家口市遊覽考察。“堡子裏”初建於明宣德年間，是張家口最早的城區，1885-1888年張佩綸曾在此居住。在姜鳴眼中，“堡子裏是個袖珍、精巧的老城，遺存了大量明清古建築羣落”。（《晚清張家口軍臺生活尋蹤》）堡子裏的衙署、會館、錢莊、關帝廟、文昌閣、戲臺、鐘鼓樓一應俱全。多數建築雖已成了居民雜院，但一律圈在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範圍內，尚未經過大規模改造開發，保留了近百年城市變遷的原味。清代張家口廳的上級治域宣化府，如今已降格爲張家口市的一個轄區，城區面貌變化非常大。
姜鳴2008年第一次去宣化，還找到了“宣化府署舊址”石碑，而2013年重訪時，該處已成居民小區，急劇發展的城市房地產抹去了昔日遺蹟，古城風味已蕩然無存。2022年北京和張家口將聯合舉辦冬奧會，這個城市的建設正在進入快車道，他卻在文中感嘆：“我想，這個世界上，大約只剩下我，還在憑弔北海軒的舊址，傻傻地尋覓張佩綸和前任知府章洪鈞友誼的遺存。”
擴張新材料和借用新工具
說起張佩綸，一般人想到的常是李鴻章女婿、張愛玲祖父，可堂堂“清流”的“青牛角”、清朝總理衙門大臣，按其事功文章，皆多可觀，而至今尚無一部詳傳，就連行世的《澗於集》，利用也遠談不上充分。
姜鳴隻眼獨具，酷嗜斯人，於張佩綸研究浸淫日久，“晚清的政局和人物”初、續編都收錄有相關文章，近又整理《李鴻章張佩綸往來信札》，內容宏富，洋洋大觀，三編也有多篇文字圍繞張佩綸及其家族展開，對政治理念、人事際遇、人情世故一一剖析，在理解上顯出豐富的層次。如涉及“馬江之戰”大功過的爭議，書中特別注意挖掘時人（多位高權重者）日記、書札的隱微信息，指出以往研究依賴公開的奏章文字，集矢於“愛國/賣國”、“主戰派/投降派”之爭，“卻很少關注過當事人和了解真相的上層官員究竟在說什麼，以及各類相關人物細微的心理活動”，進而提醒讀者“歷史的真相，原比這些政治標籤複雜得多”。依鄙見，目前學界如要寫一部張佩綸傳，那麼姜鳴或是最合適人選。
當然，姜鳴如爲張佩綸作傳，亦非出於私好，熱衷翻案，借用梁啓超的語言，“此種傳記，其對象雖止一人，而目的不在一人”。本書從張佩綸角度切入，通過“破譯”張佩綸與李鴻章密函的暗語系統，推進“甲申易樞”研究，便是一個明證。（《“甲申易樞”與政局大變動》）光緒十年（甲申，1884），慈禧太后一諭推翻以恭親王奕訢爲首的全班軍機大臣，轉用醇親王奕譞主政，此爲有清一代空前絕後之舉，關係國運匪淺。《澗於集》“書牘”收錄張佩綸在甲申前後寫給李鴻章的多通密函，中有“僧道相爭”、“僧禮佛甚勤”等隱語，這也成爲學界解讀宮廷變故的重要線索。
陳寅恪弟子石泉在回憶文章中便提到“陳師熟悉晚清掌故”，頗能參破當日官員私函的隱語機密，所述一例，便是張佩綸的一通密函——“‘僧’當指醇王，字樸庵；‘道’指恭王，號樂道堂主；‘佛’則指太后，當時宮中久已稱太后爲‘佛爺’。隱語解通後，甲申政局變動前恭、醇兩王之矛盾及太后與醇王之密謀，就又增一證據。”（《追憶先師寅恪先生》）
片言隻字之解，“使迷茫難解的材料頓時明朗，成爲關鍵性史料”，信札價值可見一斑。而後，樊百川、姜鳴、張曉川等幾代學者，前赴後繼，迎難而上，各個突破，在張函隱語釋讀上，取得相當多的成績（參詳《清季的洋務新政》、《張佩綸致李鴻章密札隱語箋釋》）。“僧”“道”“神”“佛”“庵主”“覃溪”“立本”“僧繇”“兩畫”“張仙”“閻羅”“十八參神”“五斗米教天師”，這些隱語意蘊豐富，一旦揭穿謎底，似平平無奇，但猜謎過程卻是對學者的語學素養、知識儲備及思維發散能力的大考驗。
就近代文獻中存留的函牘一類而言，量極龐大，且相當部分是手稿，其史料價值固不待言，但要充分利用，卻遠非易事。與一般的古籍線裝書相比，在函牘利用方面，至少存在真僞甄辨、書頁排序、字跡辨認、收信人/寫信人考證、隱語破解等數難，能一一處理、排難而進者，實非箇中高手不能爲。姜鳴在函牘整理、引據方面，有着豐富經驗，自能道其甘苦，對後來者無疑有其示範意義。
姜鳴對函牘文字的深度利用，頗顯傳統史家的“技藝”，然究其史料觀念，卻絕不保守，甚至比一般學者要走得更遠。本書《醇親王巡閱北洋海軍的歷史回顧》一篇，各類材料信手拈來，爲我所馭，使人眼界大開。據著者交代，他對1886年醇親王巡閱北洋海軍這個題目，“持續關注了二十年，慢慢積累起當年留下的大批照片、繪畫、詩歌、日記等史料”。他是道道地地的老照片發燒友，也有很多攝影界的朋友，對歷史照片的鑑別、使用，積累了不少心得。
從研究材料來講，姜鳴對日記、書信類文字特別偏愛，或因爲“日記與尺牘本是文學中特別有趣味的東西，因爲比別的文章更鮮明地表出作者的個性”（周作人《日記與尺牘》），故而有個性的著者也愈能體會別人的日記、尺牘之佳妙處，覺得“可喜亦可貴”了。從研究專題來講，全書筆觸廣博，“涉及鐵路、外交、天文、災荒、西醫傳播、傳染病流行、西式教育、建築，甚至還包括婚姻、生育、餐飲和滋補品，這些既宏大又細碎的景象交織在一起，從而再現了轉型年代中國社會的變遷”，真是心有餘閒，涉筆成趣了。
撰文/戴海斌（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