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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在家行三，与上面的大舅和二舅同父异母。大舅和二舅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成家，所以，我理所当然成为了贾家头一个隔辈人。我每次到姥姥家都有让人喘不过气的迎接，六个舅舅两个姨抢着过来抱我，常常弄到我急躁地挣扎着马上要下地去。

姥爷从炕脚头的红漆小柜子里找出他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给我。我总觉得姥爷脸上总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威严，于是，我乖乖地吃起来，听着他和我妈说话儿。

我们都没有赶上他的好时候，我出生时，他六十六岁，已经英雄迟暮。在我眼里，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头儿。常年穿一身藏蓝的衣服，戴一顶旧帽子，倒背着手走得很慢，话很少。可我妈说他前半辈子很了不起，他会武功、懂医、谙习水性、重情重义。曾用两个筐挑着我的大舅和二舅闯东北，泅激流、钻老林，颠沛流离。由于这一切我都是听来的，就像一部黑白电影被反复播放，许多重要情节一次次重叠，浓重得极不真实。

但他始终是家里的权威，除了我妈之外所有人都怕他。他说不让舅舅们逗我，舅舅们就都灰溜溜走开。他说这孩子积食了，他们便不问青红皂白，给我喂又苦又干的草药面。我在舅舅和姨们面前很逞强，在他面前就很收敛。我不由自主地怕他，但我知道他喜欢我。

姥姥家冬天的早饭一般都是玉米粥，由于天冷，粥稍稍放得久一点就长了粥皮，吃起来就糊在嘴里。我为躲避喝粥，总在大伙吃早饭的时候赖着不肯起。姥爷也不说什么，吃完饭就拿了匣子（半导体）上街，听着《岳飞传》在大队的墙根下和一帮老头晒太阳、聊天。回来，手上拎着一些我爱吃的吃食，要么是一沓豆片，要么是几根麻花。裹着一团冷气进门，脱了鞋上炕。不等他发话，我已经自己摸索着穿上棉衣。舅舅们都笑话我嘴馋，其实，我是怕他说我。我洗了脸坐在他边上小猫一样吃他带回来的吃食。这时候太阳也上来了，照在他脸上，他的慈爱泛着温暖的光辉，可我还是有些胆怯。吃饱立刻溜到五舅身边缠着他教我在玻璃的冰花上画汽车去了。姥姥哧溜哧溜地纳着没完没了的鞋底，姥爷就坐在炕头上把我吃剩下的渣渣捏到没牙的嘴里，也不嫌脏。吃完就摸出花镜翻看一本厚厚的药书，他的眼镜盒很破，外面包着的条绒布已经烂了，露出生了锈的铁皮。看着看着便开始坐着打盹。他一打盹，我就不敢再出声。

我那时候特别盼过年，年三十回家和爸妈团圆，年初二就迫不及待跑回来等着看会。

他们庄的花会有很多档头，比如耍龙、舞狮、高跷、秧歌，可我只追着看小车会。姥爷年年做会头，头上扎红巾，举着一杆红缨枪一样的东西威武地大喊一声：“起会！”锣鼓家伙和鞭炮便一起响起来，浩浩荡荡的花会队伍也喧闹起来。每家门口放一张桌子，上面摆上茶水、瓜子、糖块和点心，全部档头结束之后，会头还要高喊收了某某家几斤点心，并举起来给大家看。在他们村做这件事的往往是副会头了，因为姥爷已经装扮好，去扭小车会。

小车会情节简单，一个长得漂亮的小伙子扮成女人，将“车”套在身上，上半身露在外面，车前有一个小丑，负责拉纤，车后有一个人扮成老翁推车。这两个男人都极不老实，想方设法调戏“车”里的女人。这时候姥爷出场，扮成个老太太，手拿棒槌，想尽办法破坏他们的好事。

姥爷一出场周围就是一片叫好声，还有人高声喊着：“贾三爷出来了，贾三爷，快看！” 姥爷演得惟妙惟肖，穿着老太太的衣服，画成一张女人脸，挥舞起棒槌来肩膀一缩一缩的。脸上的表情也不似平时，夸张而滑稽，逗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一档会结束，姥爷凑到桌前喝水，和接会的东家抱拳，脸上滑稽的妆容和他郑重的神态自相矛盾，显得他很年轻，一点也不像70岁的老人。

我跟在人群里追着看他，跟了一条又一条街。耍狮子和耍龙的队伍掀起很大的烟尘，每个孩子都拼命往人堆里面钻，可我只追着看小车会。我成年以后，极不喜欢凑这种热闹。已弄不清小时候是真的喜欢看会，还是只为了多看看平时过于沉默的姥爷高兴的样子。只要看到他高兴，我就跟着高兴，又觉得他高兴不是因为我，心里一忽有点失落。

晚上回家照例有各色的点心吃，不光我，全家都有。而且我知道，最好的点心姥爷已经藏到小柜子里了，留着我以后慢慢吃。夜里他便一声不了一声地咳嗽，这是他年轻时候落下的小顽疾，姥姥抚着他的背，偶尔埋怨他两句，他也不回嘴。我起来尿尿，他比划着提醒我小心地上有痰，白炽灯照得他脸色蜡黄。我猫在被窝里，心随着他的咳嗽，一紧一松，直到东方发白才迷迷糊糊睡去。

他去世的时候，我不过才六周岁。可在回忆里，和他在一起的快乐那么漫长。

姥姥家后院有一棵大桑树，姥爷不许他们私自摘桑椹，一定要等我去了才大规模采摘。如果桑椹快熟了，我还没有去，姥爷就派舅舅和姨们来接我。我一去，姥爷就弄出很大的阵仗，把麦秋用来盖麦垛的大苫布铺在树下，命舅舅们去摇那棵桑树。又胖又肿的桑椹噼里哗啦落下来，闪着白亮的光。我像个贪嘴的狐狸坐在苫布上，一边捡一边往嘴里丢。偶尔有只野蚕落在我头上，我也顾不得害怕了，任那家伙在我头上安稳地趴着。姥爷只在边上看着，我讨好地把最甜的桑椹塞到他嘴里去，他便眯缝了眼睛笑，满脸褶子似乎都舒展了些。

春夏秋三季，姥姥基本都带着舅舅和姨们在地里做活。姥爷这个老闲人就带着我这个小闲人去田里闲逛。我蹲在河边捡鹅卵石，洗净了装在我的小篮子里。常常一边捡着一边抬眼看他采艾草、打艾绳，他打起艾绳非常娴熟，一双手敏捷地把艾草扭来扭去，就打出了规规矩矩的艾绳。

艾绳是对付蚊子最好的武器，到了夏天，在当街点着一根，空气里是好闻的艾草香。邻居贡献出他们的嘎子灯，姥爷就在人堆里讲故事。他讲曾经在深山老林里走，遇见了一只喝醉酒的狐狸，脑袋从树杈上垂下来，姥爷把它的头托起来放回树杈上，并轻轻跟狐狸说：“躺好了多舒服！”后来，那狐狸常来报恩，在他门口放只鸡。我躺在被太阳晒得热乎乎的石台上，勾勒着狐狸来报恩的仁义样子。以后，我每次开门都留心看看，总疑心那只本领高强的狐狸会寻到这里来。

也有的时候，他讲比这可怕的故事。比如讲村里有个庙常常闹鬼，又讲妖怪在一个山洞前点起一排灯火吸引迷路的人。姥爷讲得很生动，我常常听着听着就觉得脊背一阵发凉，身上的汗毛一根根竖起来。于是，我瞅准了时机，兔子一般窜到坐在对面石台上的姥姥怀里去了。逗得大家嘎嘎发笑，姥爷也笑。虽然害怕，可我还是爱听，入夜了还缠着姥爷再讲一个。姥爷就故意卖关子：“我还省着讲呢，讲到一百岁，省着你长大了不来看我。”又看我沮丧，忍不住说个谜语给我猜，我马上猜出一连串的答案，他也不说对还是不对，翻过身去睡了。我耳边一会儿是他的鼾声，一会儿是座钟打点的嗡嗡声，与谜语难分难解地一同睡去了。

秋天，全家都要去水田割稻子，大片大片金黄的稻地，到处都是弯着腰割稻子的人。就只有我和姥爷两个人优哉游哉地拎个瓶子，在舅舅们割过的稻茬子里捉蚂蚱，绿色的、土色的，一个个面目狰狞地被我丢进瓶子里。大太阳晒得脊背又热又紧，瓶子里的蚂蚱挤挤挨挨。

回到家姥爷还要筛选一番，留一些肥美的油炸后下酒，余下的喂给院里的鸡。姥姥不许他用做饭的锅炸蚂蚱，他就自己在后院支起一口小锅炸。炸好了把最肥美的夹给我，我很怕吃，又不好意思违了他的一片好意，一伸脖子把蚂蚱囫囵吞下去，像咽下去一大片止疼片。他眯着眼睛看我痛苦的小样子，自己吧嗒吧嗒地喝起酒来。

有的时候，我也和他闹别扭。都是一些小事，无非是我在喝水的时候故意把舀水的瓢咬掉了一块，要么就是我忍不住好奇把还没长大的葫芦给摘了下来，再不就是他坚持认为我生了积患，要沿用土法把我的手掌割开一个小口子。这时候，我就犯起倔来，先是期盼我妈来看我，顺便批姥爷一顿。我妈迟迟不来，我就坚持要回家。我依然不敢大哭大喊，只是噙着眼泪磨人。姥爷不许，我就不再说话，使劲抠他的烟笸箩，以示抗议。一次，我终于把他的烟笸箩打翻在了地上，姥爷把烟袋往炕沿上一磕，抬高了声音喊：“老六，送她回去。”

我立刻像领了特赦，伙着老舅跑出家门。我很怕姥爷要亲自送我回去，他喜欢吃饺子，每次去我家我妈都要包饺子、炒鸡蛋。我怕吃又不敢不吃，要多难受有多难受。

从姥姥家去我家有个大上坡，老舅骑车耍手艺，不小心把我的头摔了个口子。带我缝了针之后，把我送到家。我和老舅在我家吃了一顿好的，我妈就叫老舅再把我带回去。她知道，我要是不回去，等不了黑天，姥爷就得亲自来看，她不舍得她的老爹跑几里路来看我。

于是，我又和老舅回姥姥家去，头上顶着一块大补丁。姥爷看见了瞪大了眼睛，抄起棍子朝着老舅走去，老舅撒丫子跑了。气得姥爷在后面骂他，骂累了就带我去打破伤风针。

我们又悄无声息地和好了，一起分享小柜子里的吃食，一起去北河放鹅。我一个人过家家，把烈日暴晒过后龟裂的薄泥片片揭下来，当成饼干，举到他嘴边去。他就自己嗨嗨地笑起来，仿佛我手里举着的是难得的美味佳肴。他带我去采草药，我只管找一种叫老鸹瓢的植物，摘下它纺锤形的果实，一个一个掰开，把里面类似蒲公英种子的毛毛一通乱吹。他嘴里发出“咳咳”的责怪声，又舍不得真骂我。

我一直觉得他真的能活100岁，因为他还藏着那么多故事没有讲出来。

1986年的年初二，我妈怀着我弟弟，被计划生育小分队追逃。所以，只有我和我爸去姥姥家拜年。他在村口晒着太阳迎着我爸和我，匣子里播着《三国演义》，我一路走着一路猜测刘备究竟是不是好人，忘了问他“过年好”。

到家照例是舅舅和姨们对我一阵逗弄，姥爷一阵咳嗽，要躺下歇一会。过一会，又要一个枕头，等姥姥问他要不要喝水的时候，他没有回应。舅舅们赶紧去看，他已经昏迷。

全家立刻乱成一团，舅舅们分头去找大夫，我爸回家接我妈。

家里人越来越多，房子显得那么拥挤。村里的赤脚医生守在他身边，西屋已经做起了寿衣，我的一个远房老姨在他的寿鞋上画着荷花，院子里摆满了纸车、纸马。过年期间生意人都歇了，我妈急得团团转，发愁去哪里能买到九连环。那是由长女放在他手上，他带去开南天门的钥匙。

我觉得我成了一个多余的人。晚上我和我妈睡在四舅家炕上，我问我妈：“姥爷去哪？”我妈说：“西天。”“还回来吗？”“不了。”虽然我还小，可也知道西天绝不是什么好地方。我又着急又伤心，却不敢哭出来。

第二天，他已经睡在了门板上，几案上摆着长明灯和几碟点心。舅舅们跪在那里烧纸钱，门外，唢呐已经吹起。我不知道我该干点什么。

下午出殡，我被一个亲戚牵着，走到哪里都是哭喊一片。我胸口像压了块巨石，想哭哭不出来。小孩子不许去坟地，我就送他到他讲过闹鬼的庙那里，他还存着那么多故事要留到一百岁，可他再也不能讲给我听了。

他离世已经三十年，三十年间，我有很多次机会想起他。比如看见桑椹上市的时候，比如看见我姥姥用来存放鞋样子的厚药书的时候，比如过年村里办会的时候。这些时候，我就开始怀念他的大手摸在我脑门上的感觉，想起我不听话时他微微沉下的脸，想起他在小车会上神采飞扬，想起我来不及送他的眼镜盒形状的鹅卵石宝贝。

我和他的事情反复被我的舅舅和姨们讲述，他们都遗传了他讲故事的天赋。所以，有好些事情我已经无法分辨究竟是我真的记得，还是被他们一再告诉而有了印象。但我心里笃定的是他对我稍稍隔膜而厚实的爱。

三十年间，我曾经无数次梦想潜回旧日时光，欢笑着扑进他怀里，再对他说一声“过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