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唐太宗與大臣們推究夏桀、商紂、秦始皇、秦二世、北齊高緯、北周宇文贇等亡國之君由盛到衰的致命弱點和帝王短祚的根本原因，從而得出結論：帝王“恣情放逸，勞役無度，信任羣小，疏遠忠正，有一於此，豈不滅亡”！“末代亡國之主，爲惡多相類也。”

唐太宗與十八學士圖

《貞觀政要》一書輯錄了唐太宗李世民 （598—649在位）與其大臣 們，如魏徴（580—六四三）、房玄齡（579— 648）、杜如晦（585—630）等數十人的對答、議論和奏疏，以及治國安邦的理論觀點和政策舉措，是一部政論性歷史文獻，也是研究中國古代政治典範以及相關思想的重要典籍。全書共十卷，四十篇，二百四十七章。

編著者吳兢（670—749）是唐代以直筆修史著稱的史家。在吳兢看來，唐初太宗貞觀時期，法良政善，“良足可觀”；而玄宗開元、天寶年間的政治面貌，已大不如前。當時李唐王朝表面雖呈現興旺的景象，但危機已露端倪，熟悉歷史的吳兢已經感受到盛世背後埋藏了衰頹的危機。爲了讓大唐王朝能長治久安，他深感有必要總結貞觀年間君臣相得、勵精圖治的成功經驗，爲當時乃至後世的帝王將相樹立起施政的楷模，這就是《貞觀政要》的寫作動機。《貞觀政要》的核心思想：

（一）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

“以史爲鑑，可以知興替。”太宗登基後，常與大臣們論及前朝政治得失，斥責歷代惡弊，提倡以史爲鑑，力戒重蹈亡國之轍。太宗親身經歷了隋朝自強盛走到衰亡的歷史，感慨尤深。所謂隋朝“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滿。煬帝意猶不足，徵求不已，兼東西征討，窮兵黷武，百姓不堪，遂致滅亡，此皆朕所目見”。

北齊後主高緯與馮小憐

由此及遠，太宗與大臣們推究夏桀、商紂、秦始皇、秦二世、北齊高緯、北周宇文贇等亡國之君由盛到衰的致命弱點和帝王短祚的根本原因，從而得出結論：帝王“恣情放逸，勞役無度，信任羣小，疏遠忠正，有一於此，豈不滅亡”！“末代亡國之主，爲惡多相類也。”如何治國安邦，永保李唐社稷千秋大業，這是太宗從即位至晚年常繫心頭、冥思苦索的重大問題。太宗在不同場合再三訓誨臣僚須時時刻刻居安思危，不可懈怠。

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是中國自古以來政治思想的核心課題， 先秦諸子百家一致認同，君臨天下者應具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憂患意識。憂患意識作爲一種 精神壓力，可能動地催發意識主體的鬥志，孜孜不已作用於客體，創造輝煌。貞觀年間，太宗所頒佈的一系列政綱國策，無一不是以滿懷憂思、力避重蹈亡國之轍爲依據制定的，也正是這種憂患意識，才成就了太宗的帝王事業，開創了前所未有的貞觀盛世。

（二）休養生息的基本國策

貞觀君臣總結了隋朝及昔日王朝滅亡的歷史教訓，爲政之時採取了三大舉措：

其一，清淨無爲以爲民。其二，發展生產以養民。其三，輕徭薄賦以恤民。不過，貞觀晚年用兵遼東，親征高麗，與無爲思想背道而馳，實是美中不足之處。

隋煬帝楊廣三徵高句麗油畫

（三）從善如流的民本觀念

《舊唐書》曾如此評價太宗：“從善如流，千載可稱一人而已。”太宗一生最耀眼和最爲世人敬慕的，是他沒有把自己視爲擁有無上權威的天子，反而克己不已，又持久不懈廣開言路，屈尊求諫，虛心改過，“力行不倦”做一代有道明君。

《貞觀政要》描述，太宗容貌威武嚴肅，宮中進諫的人見到他都緊張得舉止失常，不知所措。太宗得知此事後，每逢有人奏本，總佯裝和顏悅色之貌，以此足見其求諫心之誠懇，情之真切。通覽《貞觀政要》，太宗求諫有“三不論”：一是不論時間，二是不論事大事小，三是不論諫言對錯。太宗不但主動求諫，更能虛心納諫，即使在大庭廣衆之下也不計較帝王之尊，坦然認錯。

《貞觀政要》記載，由於大臣們所呈箴言甚多，太宗“總黏之屋壁，出入觀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盡臣下之情”。貞觀十一年（637），魏徴見太宗驕奢漸起，進呈《諫太宗十思疏》。奏章提出十個方面的問題，供太宗思考。第二年，再呈著名 的《十漸不克終疏》。奏疏採取對比手法，歷數太宗不能善克始終的十大愆過，語言尖刻，詞鋒犀利。太宗收到奏章後，“反覆研尋，深覺詞強理直，遂列爲屏障，朝夕瞻仰；又錄付史司，冀千載之下，識君臣之義”。

閻立本《步輦圖》 吐蕃使者祿東贊到長安朝見唐太宗

（四）任賢安邦的用人策略

貞觀二十年（646），太宗就他治國安邦總結了五條成功之道：一曰不嫉勝己之善，二曰能棄短取長，三曰敬賢而憐不肖，四曰不惡正直之士，五曰愛夷如華。這五條經驗中有四條涉及人才，可見所謂“貞觀之治”就是任賢致治。

太宗主宰大唐江山後，將人才的選拔和任用作爲舉國之綱，不拘一格，招攬四方賢才，薈萃八面精英。《貞觀政要》記載太宗身邊謀臣多達四十餘人。太宗談及人才在治國安邦中的重要性時說：“爲政之要，惟在得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故而他強調要處理好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吏的選拔和管理。他重視人才，但並非亂選濫任，而是有一定準則。

貞觀名臣魏徵、王珪兩人，原屬太子李建成的心腹，也是謀害太宗的罪魁之一。可是太宗對昔日太子李建成和齊王李元吉麾下德才兼備的文武將官，都賞以爵位，封以高官。太宗把各地都督、刺史等行政長官的名字寫在屏風上，在其名下記錄各自的功過善惡，“坐臥恆看”，權衡稱職與否；又按時派遣重臣依照爲官標準，考覈各地官吏。由於太宗講究誠信、不銜私利、求賢若渴、唯纔是舉，故在位二十三年，文臣武將人才濟濟，且統治集團內部人心齊整、義同一體，大大提高了國家機器運行的效能。

（五）公正平允的賞罰機制

太宗治國安邦頗爲重要的策略是懲惡揚善，恩威並舉，藉以增強大臣的責任感和緊迫感，在朝中營造人心思上、邪不敵正的氛圍。爲了使衆多賢才脫穎而出，太宗制訂詳細而嚴格的選拔程序和考覈制度，將各級官員應達到的德行和政績列爲九等，每年責成吏部逐一考覈京官和地方官，考績優者晉升，劣者貶斥。貞觀十七年（643），太宗特命畫家繪製了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位功臣的畫像，懸掛於皇宮凌煙閣，用以表揚他們爲大唐社稷所做出的貢獻，以激勵羣臣至誠奉國。

（六）依法行政的治國方略

太宗在大力推行賢能治國之時，也極爲重視國家權力管理，以法安邦。首先，建立君臣一體、共治天下的管理機制。在這個問題上，太宗態度比較開明，他甚至認爲，天下不是李家皇帝的天下，皇帝也非李氏家族的皇帝。太宗建立了一種君臣各行其是、各司其職的管理模式。在處理重大軍國政事時，太宗廣泛徵求官僚意見，決不獨斷專行。屬自己承擔的責任，決不推諉他人；屬主管部門和大臣定奪的具體事情，決不越俎代庖。太宗爲了廣開言路，集思廣益，規範了諫官議事制度。在運用賞罰手段調動大臣積極性的同時，還在宮廷施行法與理相結合的教化制。

其次是建立相互制衡糾偏的辦事機構。貞觀年間，太宗完善和落實了中書省出令、門下省封駁、尚書省執行的權力運行機制。

此外，還有嚴格的審判制度，杜絕冤假錯案。唐初，並非無法可依，而是執法不嚴，尤其是在大案、要案和死刑的判決等方面往往有失偏頗，對此，太宗頒令：今後遇有死刑，都要交中書、門下兩省四品以上官員，以及尚書九卿議定，以避免冤獄濫刑。因此，到貞觀四年（630），全國處以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人。貞觀五年（631），太宗因發生誤斬大理丞張蘊古事件，又一次詔令：凡已判死刑的案件，在處決之前，必須五次復奏，謹防冤案再度發生。

李世民與楊吉兒

（七）正身修德的爲君之道

太宗平生夙願依次是積德、累仁、豐功和厚利。不過，魏徵多次說他功利居多，唯德仁未臻於完美。太宗以爲，欲治理好國家，首先要君王正身修德，以身垂範。在這方面，太宗曾做過深入的論述：

“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亂者。”他善於擷取現實生活中的平淡小事，以闡明“下之所行，皆從上之所好”，富有相當的合理性。“君猶器也，人猶水也。方圓在於器，不在於水。”正是受到以上思想影響，太宗在治國安邦中，注重以德治爲先，力爭從自己做起，從皇室做起。

首先是自我節制。在太宗看來，人君的災禍，不是來自外部，而是生自本身。貞觀十三年，太宗因各地旱災嚴重而自我貶抑，不僅不在正殿聽政，減少膳食，而且還叫停百姓無償勞役。其次是加強皇室用度管理，躬行節儉，以奢爲戒。三是不徇至親私情。太宗對宗室中沒有功勳而先封郡王的，一律降爲縣公。

在太宗的帶動下，杜如晦、房玄齡、魏徵、溫彥博等名相正人正己，爲政清廉，且兩袖清風，去世後家無餘產，幾乎難以葬身。君臣如是，民風亦然。《貞觀政要》曾載曰：“（貞觀）二十年間，風俗簡樸，衣無錦繡，財帛富饒，無飢寒之弊。”

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

（八）華夷合一的民族政策

唐朝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重要歷史階段。貞觀年間，唐朝疆域日漸擴大，但這並非像漢武帝那樣運用軍事武力達致的，而是得益於太宗以柔克剛、寬大爲懷的策略和“不勞而定，勝於十萬之師”的主張。太宗認爲自古以來，窮兵黷武的人沒有不敗亡的，前代帝王往往致力於擴張，以求身後虛名，然而這並無益於當前，反而弄得國窮民困。太宗認爲如果於己有益而百姓有損，他必定不爲，何況是這種圖以虛名而損害百姓的擴張。他以兼收幷蓄的廣闊胸懷，盡力施行偃武修文、懷柔服遠、華夷合一等政策，成功地實現了“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的戰略思想，使周邊部族國家竭誠歸附，年年朝貢。

貞觀四年，唐軍大破突厥，降附者數十萬人，對於如何處理這些外夷，朝廷大臣衆說紛紜，莫衷一是。有的進言驅逐塞外，有的奏請改牧爲農，當時就連魏徵也提出偏激的主張。最後，太宗堅持安民弭亂的思想，逐一妥善安置，有的還給予高官厚祿，在周邊民族中建立了很高的威望，四方君長紛至長安朝拜太宗，稱臣於唐，尊太宗爲“天可汗”。

太宗對於周邊部族國家，無論是主動靠攏的，還是被征服的，都一律實行相對鬆散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即不撤換當地民族所崇拜的部落首長，又不強迫他們改變固有的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僅僅是就地駐軍，以維持民族地區的邊防安全和社會穩定。

文成公主和松贊干布像

爲了發展對外關係，使邊疆長久安寧、祥和，太宗採用與異邦首領和親的政策，將皇妹衡陽公主，皇室弘化公主、文成公主嫁給異邦首領。最值得稱道的是，太宗堅決摒棄歷代統治者貴中華、賤夷狄的傳統偏見，敢爲人先，將少數民族的將領和賢士舉薦到中央和地方擔任官員。太宗在國勢強盛的貞觀年間大力推行華夷合一政策，對消除民族隔閡，促進民族融合，加強民族間經濟文化交流往來等，都具有重要意義，爲中國這個偉大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貢獻。

由於太宗與大臣勵精圖治，唐王朝的發展達到了巔峯。史載貞觀年間“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出現了“古昔未有”的繁華景象。

雖然其中多有溢美之詞，但當時社會矛盾趨於緩和，吏治相對清廉，百姓安居樂業，國家繁榮昌盛是毋庸置疑的。太宗的許多思想、舉措和功業，不僅隋煬帝望塵莫及，某些治國方略和實踐效果甚至超越秦皇漢武。當然，太宗晚年恃功驕矜、疏賢暱佞、好尚奢靡、勞弊百姓等不端行爲有所滋長，虛心求諫、納諫作風未能克終，仍有可議處。但生活於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太宗及其臣僚，以其巨大智慧和無限膽識，依靠廣大民衆，實現了史無前例的貞觀之治，使中國歷史進入了最治平、最強盛的時代。這也是他們奉獻給歷史最美麗的一頁。

（文章摘自《經典之門·貞觀政要》導讀 ，作者羅永生系香港大學哲學博士、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