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5月，石达开率领大军进入四川，在大渡河被清军和土司武装包围，最后全军覆没。

1856年，太平天国内部爆发天京事变，杨秀清和韦昌辉相继被杀，洪秀全猜忌石达开，石达开被迫离开天京。离开天京后，石达开率部一路辗转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西、贵州几省继续为太平天国作战，最后决定进入四川，夺取成都，建立根据地。

三国时期，诸葛亮在《隆中对》提出：

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

石达开正是看中这一点，才打算渡过大渡河，进入川中。

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七十多年后红军只用了十八名勇士就成功渡过大渡河。当时石达开有将近四万太平军，而且在大渡河对岸并无敌军驻守的情况下，为何还会渡河失败？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5月14日，石达开大军抵达大渡河南岸的紫打地，当时大渡河北岸还未有清军驻防。在紫打地，河道虽然不是很宽，涨水时也不过三八米，但是水流湍急，河的对面是数百尺高的峭壁，在这里渡河，架浮桥是不可能的，只有船渡一种可能。

在选择渡河地点上，石大开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有一个地点更适合大军渡河，在紫打地的下游富林渡，这里水势比较平缓。早在石大开大部队抵达紫打地前一个多月，其部下赖裕新就在这里搭浮桥过了河。如果石达开选择在这里，那么很快就可以渡过大渡河，但是石达开却选择避实就虚，不走赖裕新的路，选择在紫打地的渡河。

与此同时，石达开的运气也是真的的差，刚抵达紫打地，上游山脉冰雪融化以致河水突然暴涨。大渡河在枯水期，渡河也困难，更不用说河水暴涨之后了。正在此时，石达开喜得一子，石达开很高兴，下令大军休息三天：

孤今履险如夷，又复弄璋生香，睹此水碧山青，愿与诸卿玩景欢醉，是以传令搞赏，休养三日，各整队登山采粮。

最终，不管是河水暴涨还是喜得一子，都耽误了大军渡河，也正是这三天时间，清军赶到了大渡河对面的北岸，这无疑给渡河增加巨大的难度。整军休息三天，不能不说是石达开的重大失策。

5月17日傍晚，石达开下令开始大渡河作战。5月21日、6月3日、6月9日，太平军先后发动三次渡军作战，但均都失败，太平军损失惨重。

太平军所处的紫打地，三面临河，北面是大渡河，西面是松林河，东面是察罗河，如果太平军在此地逗留太长时间，很容易被围歼。本来当清军刚出现在河对岸时，除了强行渡河到对岸之外，石达开还可以选择沿河北上从泸定桥渡河，也可以南下从富林渡渡河，实在不行走原路返回再图打算。正当石达开犹豫时，清军和当地的土司军队已经将石达开包围了，太平军陷入绝境。

除此之外，这里地缘形势比较复杂，这里居住着汉族、“夷”族、“西番”族等民族，实行的是土司制度：土司在当地具有统治权，农奴除为土司提供繁重的无偿劳役外，还要向土司缴纳或进贡各种实物。乾隆时期，大小金川战役，就是由于当地土司首领反叛，清朝花了大量的军力，财力才将其平定。在蜀地狭小严峻的山谷，土司武装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大势力。

松林河对岸是土司王应元的地界，察罗河对岸是岭承恩的地界，大渡河对岸是清军阵地。石达开没有搞清楚形势，犯了一个致命的失误，没有提早收买土司王应元和岭承恩。如果石达开向土司王应元、岭承恩缴过路费，石达开大军就可以迅速北上，甩开清军的堵截，也可以东下富林渡。

红军之所以能成功强渡大渡河，一方面除了红军作战英勇之外，另一方面就是与当地土司建立良好的关系，这很有可能是吸取了当年石达开的教训。

很快，王应元和岭承恩在四川骆秉章威逼利诱之下加入对石达开的围攻。石达开强渡大渡河不成，就猛攻松林河，企图向北突破王应元，经泸定桥，攻入成都。

王应元撤去松林河的铁索桥，石达开在5月29日、30日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松林河作战，都失败了。此时，石达开才想起收买王应元，遂以良马两匹、白金千两为酬要求他罢兵让路，并允许通商以便采购粮食，但是都被王应元拒绝了。

石达开强渡大渡河、松林河不成，粮草逐渐不济，甚至杀马分食，以桑叶充饥。6月9日，最后一次强渡大渡河失败后，王应元从松林河杀过来，岭承恩也从马鞍山压下，太平军不敌，紫打地失守，太平军死伤过半，石达开率领残军沿山东奔到老鸦漩。

石达开抵达老鸦漩，这里水势跟大渡河一样湍急，大军无法渡河。入夜，太平军饥饿难耐，军中早已断粮，遂发生相杀而食的惨剧：

觅食无所得，有相杀噬人肉者，达开莫能禁。

石达开到了人生最后的历史时刻：

达开乃顾而叹曰……今误蹈险地，一撅不振，此天绝孤，非孤不能为诸卿解危也。言讫泣下数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视。……达开知丧败在即……乃含酸仗剑，督叱部卒将胡、潘、吴三王娘以次抱投江中。

最后一次强渡大渡河失败，率领残军奔到老鸦漩，石达开知道败局已定，他完全丧失杀出一条血路的信心和勇气，所以才有将妻子投河的一幕。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石达开本可以选择一死，因为清廷早有旨意对广西首逆必须处以极刑。在石达开之前被俘的林凤祥、李开芳，以及后来被俘的陈玉成、李秀成、洪仁玕、洪天贵福都被清廷凌迟处死。但是，石达开一想到身边还有五千左右的残兵，如果他一死了之，那他们的下场只有一个：就地被戮。

石达开为了保全部下的性命，决定向清军统帅修信一封，要求他们“宥我将士，赦免杀戮”：

·······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大丈夫生既不能开疆报国，奚爱一生；死若可以安境全军，何惜一死。······阁下如能依书附奏清主，宏施大度，胞与为怀，格外原情，肩我将士，赦免杀载，禁止欺凌，······则达愿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

石达开在信中表现出

“舍命以全三军”

不卑不亢

、

大气凛然奉献精神，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肯定，但是，石达开不应该对清廷有任何幻想。

太平天国在江南的形势也不比大渡河这里好多少，曾国藩指挥湘军围困天京，城破在即，清廷已没必要再接受太平军的投降。况且，石达开的这封信还不是“请降”，居然异想天开跟清方谈条件，他本以为用自己的头颅，可以换取“三军”性命。但残酷的现实是，

清廷既要他的头颅，也要“三军”的头颅。

清军前线将领杨应刚、王松林收到石达开的来信后，立马上报四川总督骆秉章，于此同时，两人商量“设计诱擒”石达开。他们利用石达开“求和心切”的心理，回复石达开道：

大渡河天险，决无法飞渡，今既被围，请解兵柄，来共商善后。

6月11日，石达开见大势已去，孤身前往洗马姑清营，杨应刚在凉桥提前设好伏兵，石达开一到就被擒拿。石达开的残军中，有三千人被王松林收编，剩下两千人被留在大树堡。

6月18日，石达开被押解去成都。

6月19日，骆秉章背信弃义，下令剿杀大树堡的两千太平军，仅三百余老弱病残幸免。

6月25日，石达开在成都被审讯时，慷慨陈词，大义凛然：

南面称王十余年，所屠戮官民以千万计，今天亡我，我复何惜一死。

陪审的湘军将领刘蓉记载道：

其枭杰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气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临刑之际，神色怡然。

石达开无疑是太平天国杰出的军事将领，但是他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者。石达开进入四川后，没有及时调整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也没有做必要宣传，争取得到他们的协助。

在同样的地点，红军正是

“走群众路线，积极宣传革命”

，争取到当地少数民族的支持，才能顺利渡过大渡河，才有后来的飞夺泸定桥，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