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翻看战国史我们可以发现，各国的势力消长脉络，其实颇为清晰：

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后，率先变法的魏国称雄中原半个多世纪；

经过秦国商鞅变法、齐威王励精图治后，到了公元前340年，魏惠王被齐秦两国夹击打趴，天下变成了西秦、东齐、南楚三强鼎立的局面；

其后的半个世纪中，三强进行拉锯战，合纵、连横成了他们的战略利器；而与秦国接壤的楚国首先倒下：公元前292年，遭遇多年的失地、丧师、甚至前楚王客死咸阳的羞辱后，曾经心高气傲的楚国被迫与仇敌秦国和亲，再也无法挺直脊梁；

此时，战国形势更趋明朗：韩魏实际上已成了秦国将士的军功提取机；曾被齐国占领的燕国仍处于恢复期；领导赵国军事改革、开疆拓土的赵武灵王已死，赵国前途未知；秦、齐两国则一西一东，雄踞华夏。公元前288年十月，秦昭襄王自称西帝，遣使立齐王为东帝，约对方共同夹击赵国，颇有共执天下牛耳的架势。

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短短四年后，齐国被燕、秦、魏、韩、赵五国联军攻破，首都临淄被乐毅占领；其后半年之内全国被夺七十余城，只剩下即墨、莒城苦苦支撑，坚挺了700余年的强国面临着灭亡的危机。

齐国从巅峰跌至谷底，看似只用了四年，而实际上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用现代经济学概念来讲，这是自齐威王之后，齐国坠入了“资源陷阱”困境的必然结局。

乐毅伐齐路线图

何谓“资源陷阱”

所谓“资源陷阱”，也被称为“荷兰病”，是指当一个国家/地区拥有大量的优势自然资源时，由于过度沉迷其带来的高收益，不愿意加大投入发展其他更高领域，导致自身固化于产业链的低端、产业结构单一，进而缺乏核心竞争力与持续增长力，长期看来反而成长乏力。最终，原本令人艳慕的优势自然资源反而成了耽搁发展的“陷阱”。

20世纪60年代，通过大规模开采在本国发现的天然气资源，荷兰经济得到蓬勃发展；但这一产业带来的暴利诱惑，吸引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入该领域，沉重打击了荷兰其他工业；后来当该国天然气逐渐枯竭时，经济也随之面临着下滑的困局，因此国际上也称这种情况叫“荷兰病”。身处西方阵营的荷兰很快调整了产业格局、走出困境，但近些年来，那些石油输出国又陆续跳入了这一陷阱。

回到战国这里来。笔者称齐国掉入“资源陷阱”，只是一种状态的描绘，并不仅仅指它由于过于依赖自然资源才招来了“五国伐齐”，而是指齐国得天独厚的地理、历史、政治积累、经济等多方面的优势，把统治阶层养成了精神上的懒汉，缺乏变革、与时俱进的能力，靠着资源吃老本达到顶峰。而当不得不面临更高级别的挑战时，由于真实实力不济，迅速败下阵来。

南北战争北方获胜，使美国免遭农业资源的陷阱

那些让齐国统治者沉迷的雄厚“资源”

令人垂涎的历史积累。齐国是周王室建立以来，一直处于食物链顶端的一线诸侯国。“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史记·货殖列传》）。开国者姜子牙因地制宜，在注重农业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冶炼业、丝麻纺织业、渔盐业，高度重视商业、与各诸侯国开展外贸。三线并举再加唯才是举，齐国迅速发展为雄居于东方的强国。至齐桓公时，辅以一系列的改革，齐国成为中原首个霸主。其后齐国霸业虽衰，但仍稳居大国之列。

春秋晚期，齐国朝政落入公族之手，并逐渐集中于田姓一家。通过“修功行赏，亲于百姓”的举措，被篡权的齐国丝毫没有产生政治与社会动荡；公元前386年，经由中原大佬魏文侯说情，田和成功被周天子任命为诸侯，是为齐太公，从此齐国的统治者由姜姓变成了田姓。与三家分晋后韩、赵、魏自立门户不同，出于对“齐”这一数百年金字招牌影响力的珍惜，田和保留了原国号，齐国实质上得以延续。

《封神榜》姜子牙形象

得天独厚的“四塞之国”，东方地理最为安全的诸侯。“齐四塞之国，地方二千馀里”，这纵横家苏秦对齐国地理的评价。从下图所示：齐国北、东、南临海，在航海水平落后的先秦时期，无异于不需设防的液体长城；西北面临黄河、济水，形成了两道天堑；西南方向，依次排列着泰山、鲁山、沂山、蒙山、尼山等诸多山脉，历代君主沿着这些天然的屏障又修建了齐长城，可谓双重保险。海洋、大河、山岭与长城，形成了齐国的传统疆域。周边政权动乱时，齐国可以越过屏障开疆拓土；形势不利之际，可以见好就收、战略回缩。再加上附近小国林立、为自己充当肉盾，齐国的地理战略安全性与秦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齐国地缘示意图

经济发达、人口众多、军制成熟。数百年农工商并举的发达经济、安定的国家形势，战国前期的齐国民间之富裕、人口之众多，傲视各诸侯国，以其首都临淄为例：“临菑甚富而实，其民无不斗鸡、走狗、六博、阘鞠”，殷实的生活，让临淄市民百无聊赖，甚至染上了斗鸡、赌博的习惯（“田忌赛马”证明，齐国朝廷内也未能免俗）；“临淄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挥汗成雨”，临淄大街上人挤人、车碰车，共同举起袖子将连成帷幕、一起甩汗如同下雨；庞大的人口基数，提供了无穷的兵员，“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据孟子常提的八口之家之说，临淄城内普通人家的人口就超过了50万，一城理论上可提供21万兵员；此外，齐国组建了最早的常备军人队伍：齐技击，“齐庄公为武爵”，即在春秋晚期齐国就以爵位鼓励士兵勇猛作战；苏秦称：“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五家之兵即齐技击，这一专业军人队伍在战国初期颇有优势。（本段红色字体均取自《资治通鉴·周纪二》）

战国临淄模拟复原图

齐威王时代打下的政治与外交遗产。战国之初，齐国曾一度因频繁换君而面临危机：田和被列为诸侯后，没过一年就去世；而他的儿子田午在位仅五年也西去，年轻的齐威王田因齐在公元前379年即位后，齐国内外交困（《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齐威王元年，三晋因齐丧来伐我灵丘......六年，鲁伐我，入阳关。晋伐我，至博陵。七年，卫伐我，取薛陵。九年，赵伐我，取甄......威王初即位以来，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间，诸侯并伐，国人不治。

九年后，即公元前370年，齐威王听取邹忌改革意见，整顿吏治，烹杀阿谀奉承而实际为政一团糟的阿地大夫，重赏兢兢业业却被小人中伤的即墨大夫，齐国吏治为之一新；其后对外向卫、魏还击，赵国被迫归还占领的齐长城，“于是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诸侯闻之，莫敢致兵于齐二十馀年。”（《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齐国的最高光时刻，莫过于通过公元前353年“围魏救赵”、公元前341年“围魏救韩”两度重创魏国，赵、韩及周边各国纷纷来朝，“于是齐最彊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

然而在公元前333年齐威王去世后，后续统治者逐步掉入了上述优势资源的陷阱。

在合纵与连横间频繁切换的投机者，获小利、树外敌

自秦国夺回河西后，合纵与连横一度产生重大影响，然而最终决定各国命运走向的，仍旧是实力与战略的高下；当秦国不断蚕食身边的韩、魏、楚等国时，远离函谷关、没有兵临城下之忧的齐国也混得风生水起。不过与秦国的老谋深算、稳扎稳打不同，起点更高的齐国，更像是在投机倒把：

公元前333年苏秦首次达成合纵之后，第二年齐国就伙同秦、魏攻赵，不得已的赵国人开掘黄河退敌，合纵之盟就此瓦解，此事也让苏秦立誓定要报复齐王，他投奔齐国后说动齐宣王“高宫室，大院囿，以明得意”，实际上欲通过大兴土木来消耗齐国的财富；

公元前318年，为了对抗秦国多年来咄咄逼人的东进之势，再次合纵的六国大举伐秦；当其他五国都杀到函谷关之际，齐军却故意放慢速度、在半路慢悠悠的遛马，五国最终一哄而散；

而到了公元前314年，登峰造极的投机行为，齐国捡了个更大的“便宜”。燕王哙不合时宜的禅让，让继位落空的燕太子姬平心有不甘；齐宣王则看准时机煽风点火，他派人给姬平传话：“寡人之国虽小，唯太子所以令之。”而当燕国内乱爆发、尸横遍野、人心涣散之时，齐王却背叛了诺言：他派兵用时50天占领燕国，并杀死了燕王哙。七雄间的互吞，连那时的强秦也未曾做到；然而齐国接下来的举动却大失水准：如孟子所言，燕人本以为齐军是一支王师：“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所以未做像样的抵抗；然而齐军实际上却“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活脱脱一幅掠夺者的嘴脸。燕国人奋起反抗，其他诸侯国不愿坐视齐国实力倍增、谋划攻齐，三年后，齐国被迫撤出。而燕昭王姬平即位后，立志要向齐国报仇雪恨，他广招人才，将国政委托给乐毅，开始了卧薪尝胆。（本段红色字体均取自《资治通鉴·周纪三》）

燕昭王纳贤

紧接着，张仪的离间计让齐、楚断交，齐国坐视秦国夺得楚汉中；公元前306年，饱受秦国压迫的楚、韩攀上齐国的高枝；然而过了三年，由于秦楚结盟，齐国拉上韩魏共同伐楚，其后楚国在交困之下，不得不彻底倒向秦国，齐国失去了南方最大的盟友。

不过接下来齐国继续威风八面。公元前296年，在楚怀王客死咸阳后，齐国纠合韩、赵、魏、宋联合攻秦，五国来势汹汹，秦军这回没敢应战，向韩魏割地退兵；第二年，赵武灵王联合齐、燕共同瓜分中山国，齐国在西北向再度拓地。

依靠上述兵不血刃、投机倒把的行为，齐国虽获得了一定财富以及若干土地，但与秦国相比，其方式与目的显然已落后于时代：

秦国依靠硬实力、辅以连横战略，在周边攻城略地后立即设立郡县，是一副建设者的姿态；同时对各国还采取了拉拢分化、党同伐异的策略，所以虽然不断从各国割肉，但却总能避免持续落入单打独斗；

齐国看似四面逢源、时不时占得小便宜，但其挑拨燕国内乱、其后却背信弃义乱中取粟；占领燕国后贪图利益，大肆掠夺而毫无安抚之举；既没考虑扶植代理人让燕国成为小弟，也没顺应民意以救世的姿态进行建设；错过了三年战略机遇期后齐国不得不退出燕国，却成功培植了一个与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

此外，坐视虎狼秦国坐大、把楚韩魏等国陆续推向自己的对立面，无不显示出齐国的对外战略已经与秦国存在代差；更为严重的是，这一时期看似顺利的发展，还掩盖了自身的实力不济。

被灭的中山国位置图

满足现状、遵循旧制，齐国更似“金玉其外”

改革浅尝辄止。公元前370年齐威王听取邹忌的建议进行改革：“谨修法律而督奸吏”（《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重点是鼓励群臣吏民进谏，革新政治、修订法律、选拔人才、奖贤罚奸。虽然名为法家性质的变革，但与之前魏国的李悝变法、后来的商鞅变法不同，齐国的改革重心只是落在整顿吏治上，本质还是人治，与君主的个人觉悟/喜好挂钩，并无制度的约束，。

这种体系下，若国君遏制个人喜好、取人以才，齐国自然可以政治清明，如齐威王在位时的情形；反之，齐君要是好大喜功、唯利是求，则“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司马光对齐闵王的评价），即臣子投君所好，实际上却离心离德、分崩离析。因此，虽然在齐威王时期齐国实力得到了发展，但在秦国的全方位变法后，齐国的政治、经济、军队、社会等各方面的制度已经逐渐落后。这也是为何六国多次联合伐秦、秦国安然无恙，五国一次攻齐、齐国几乎灭亡的根本原因。

落后于时代需要的行政制度。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提高国家的资源整合力、行动组织力，战国时，各国陆续推行了不同程度的郡县制，齐国却成了唯一例外。齐国延续了“五都制”（又称都邑制），即临淄、高唐、平陆、即墨、莒五个重镇，每个都设一个大夫全权管理，战时都大夫还兼任该地区军队的主将，军政合一，有些许中晚唐藩镇制的色彩。与扁平化、专业性的郡县制相比，这种制度无助于国家资源的集中，且将过多权力归集在大夫手下，缺少程序化的约束，极易带来政治的不稳定。如齐威王改革之初，就痛斥阿地大夫的不作为（《资治通鉴·周纪一》）：

吾使人视阿，田野不辟，人民贫馁。昔日赵攻鄄，子不救；卫取薛陵，子不知。

五都位置图

此外，齐国像许多诸侯国一样，仍保留着封郡制，大名鼎鼎的战国四公子，正是起自于齐国孟尝君田文。但孟尝君给齐国带来的，更多是副战斗力：虽然养士数千人，打着替齐国招纳贤才之名，却行沽名钓誉、败坏政治之实，他亲口对外宣布：“有能扬文之名，止文之过，私得宝于外者，疾入谏”，即只要能让他出名，门客即使在外面收受贿赂也没什么关系。对于孟尝君其人，司马光曾毫无留情的予以痛斥（《资治通鉴·周纪二》）：

盗其君之禄，以立私党，张虚誉，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是奸人之雄也，

后来，孟尝君被齐闵王夺权后逃至魏国，却摇身一变成了“汉奸”：他鼓动各诸侯国联合攻齐，为五国伐齐立下“大功”。

以上体现出，齐国的各项优势资源、在战国初期顺风顺水的发展势头，向统治阶层传递了错误的信号：固守旧制，也能立于不败之地。表面的繁荣，掩盖了机制的虚弱本质，齐国由此与时代骄子秦国的差距越来越大。

孟尝君养士

军队战斗力落后于对手，却被顺境所蒙蔽

齐技击、魏武卒、秦锐士、赵边骑，号称战国四大精兵，而齐技击创立的最早。春秋时期，“齐庄公为武爵”，招募一批单兵作战能力卓越、作战方式多元化的勇士，由于很有技术含量，所以被称为“技击”。齐桓公时期，对此进行了改革：战时才召集技击之士，根据战功奖励酬劳，闲时就让他们回家种田、不耽误农业生产，类似于雇佣兵。

凭借着最早的职业军人群体，齐国曾一度称霸中原；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齐国军队的弱点越来越暴露无遗：

第一，齐技击的奖励内容逐渐演化成只有金钱及物质，而当齐人普遍越来越富时，作战的动力随之下降；

其二，齐国民风较差，据《史记·货殖列传》记录：

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

可以这么解读：脑袋机灵，喜欢打嘴炮；私斗勇猛、国战怯弱，强盗较多。这样的民众组成的军队，灵活有余却纪律松散、狠劲不足；甚至齐军击溃庞涓的马陵之战，更多的是孙膑利用魏军的疲惫及其对齐军的一贯轻视：“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资治通鉴·周纪二》）

齐技击想象图

而经过商鞅变法的秦军则是另一番面貌：以“农战”为各阶层升迁必经之道，设立了二十级郡公爵制，所有的一切待遇都与爵位挂钩：“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民风与齐国完全相反：“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荀子则曾这样描述自己对秦国民风的印象（《荀子·强国》）：

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

秦国的虎狼之师，来源于制度的全面深层改革，激发了秦人对改变生存状态的渴望、对纪律的畏惧、对胜利的追求，凝结成“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的新型军队。而当五国伐齐之际，面对泰山压顶般的威胁，好勇斗狠的齐人拼凑成的军队，很快就暴露出真实的水平。

令人望而生畏的秦军

“大跃进”的齐闵王，揭穿了齐国的“资源陷阱”

戳破齐国强盛泡沫的，是在公元前288年被秦王立为“东帝”的齐闵王。在纵横家苏代的劝说下，他察觉出秦国意图把齐国捧为众矢之的，故而暂时保持了头脑的清醒：“称帝二日而服归之”。

不过显然他对自己“东帝”的能耐是信以为真了，由此对敌我力量对比、国际形势发展产生了严重误判。踌躇满志的他，在两年后再次复制了前辈占燕的壮举，一举吞并有着“战国第八霸”之称的宋国；被这场巨大胜利所鼓舞，下一年他祭出了更大手笔（《资治通鉴·周纪四》）：

齐湣王既灭宋而骄，乃南侵楚，西侵三晋，欲并二周，为天子。

齐臣自然也有忠直之士，但唱反调的后果太严重：“狐咺正议，斫之檀衢，陈举直言，杀之东闾。”

没有实质的绝对实力，却敢践行四面出击、取代周天子的行为，齐闵王成功的激起了各国的同仇敌忾。卧薪尝胆二十余年的燕昭王牵头、外逃的孟尝君提供情报，不愿坐视齐国坐大的各诸侯国瞬间拧成了一股绳：“诸侯害齐王之骄暴，皆争合谋与燕伐齐”。

公元前284年，在齐国的天堑—济水之西，面对燕、秦、魏、韩、赵五国联军，齐闵王召集全国之兵应对。然而，与秦军屡次在函谷关外击败各国联军的风采不同，齐军一触即溃；燕国大将乐毅占领临淄后，把齐军三十年前在燕国的举动照搬了一遍：“取宝物、祭器，输之于燕”，其后更是乘胜追击，齐国各地望风而降，只剩下即墨、莒苦苦支撑；至于齐闵王，则在莒城被前来“救驾”的楚将淖齿虐杀。

齐闵王之死

五年后，在燕国君臣不和、田单顽强抵抗、各国施加压力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齐国虽得以复国，但却从此失去了争雄天下的勇气与动力，并从此与周边各国貌合神离，任由秦国“远交近攻”、逐渐吞并天下。

结语

齐国之败，源于统治者沉迷于各项优势资源，安于现状、自鸣得意；面对愈演愈烈的战国搏杀，齐国在外交上投机倒把、政治上故步自封、军事上无视危机，对内对外无不落后于时代。而当齐闵王误判实力与形势，做出错误的决策后，被“资源陷阱”掩盖的真实实力，难以应对战略跃进带来的生存压力，齐国瞬间崩盘。

其实对于“资源陷阱”这一现代名词，充满智慧的我国古人早就给出了类似的警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正是中华文文明得以持续数千年的祖传秘诀。

参考资料：《史记》《资治通鉴》《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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