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翻看戰國史我們可以發現，各國的勢力消長脈絡，其實頗爲清晰：

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晉後，率先變法的魏國稱雄中原半個多世紀；

經過秦國商鞅變法、齊威王勵精圖治後，到了公元前340年，魏惠王被齊秦兩國夾擊打趴，天下變成了西秦、東齊、南楚三強鼎立的局面；

其後的半個世紀中，三強進行拉鋸戰，合縱、連橫成了他們的戰略利器；而與秦國接壤的楚國首先倒下：公元前292年，遭遇多年的失地、喪師、甚至前楚王客死咸陽的羞辱後，曾經心高氣傲的楚國被迫與仇敵秦國和親，再也無法挺直脊樑；

此時，戰國形勢更趨明朗：韓魏實際上已成了秦國將士的軍功提取機；曾被齊國佔領的燕國仍處於恢復期；領導趙國軍事改革、開疆拓土的趙武靈王已死，趙國前途未知；秦、齊兩國則一西一東，雄踞華夏。公元前288年十月，秦昭襄王自稱西帝，遣使立齊王爲東帝，約對方共同夾擊趙國，頗有共執天下牛耳的架勢。

然而讓人大跌眼鏡的是，短短四年後，齊國被燕、秦、魏、韓、趙五國聯軍攻破，首都臨淄被樂毅佔領；其後半年之內全國被奪七十餘城，只剩下即墨、莒城苦苦支撐，堅挺了700餘年的強國面臨着滅亡的危機。

齊國從巔峯跌至谷底，看似只用了四年，而實際上卻“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用現代經濟學概念來講，這是自齊威王之後，齊國墜入了“資源陷阱”困境的必然結局。

樂毅伐齊路線圖

何謂“資源陷阱”

所謂“資源陷阱”，也被稱爲“荷蘭病”，是指當一個國家/地區擁有大量的優勢自然資源時，由於過度沉迷其帶來的高收益，不願意加大投入發展其他更高領域，導致自身固化於產業鏈的低端、產業結構單一，進而缺乏核心競爭力與持續增長力，長期看來反而成長乏力。最終，原本令人豔慕的優勢自然資源反而成了耽擱發展的“陷阱”。

20世紀60年代，通過大規模開採在本國發現的天然氣資源，荷蘭經濟得到蓬勃發展；但這一產業帶來的暴利誘惑，吸引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進入該領域，沉重打擊了荷蘭其他工業；後來當該國天然氣逐漸枯竭時，經濟也隨之面臨着下滑的困局，因此國際上也稱這種情況叫“荷蘭病”。身處西方陣營的荷蘭很快調整了產業格局、走出困境，但近些年來，那些石油輸出國又陸續跳入了這一陷阱。

回到戰國這裏來。筆者稱齊國掉入“資源陷阱”，只是一種狀態的描繪，並不僅僅指它由於過於依賴自然資源才招來了“五國伐齊”，而是指齊國得天獨厚的地理、歷史、政治積累、經濟等多方面的優勢，把統治階層養成了精神上的懶漢，缺乏變革、與時俱進的能力，靠着資源喫老本達到頂峯。而當不得不面臨更高級別的挑戰時，由於真實實力不濟，迅速敗下陣來。

南北戰爭北方獲勝，使美國免遭農業資源的陷阱

那些讓齊國統治者沉迷的雄厚“資源”

令人垂涎的歷史積累。齊國是周王室建立以來，一直處於食物鏈頂端的一線諸侯國。“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魚鹽”（《史記·貨殖列傳》）。開國者姜子牙因地制宜，在注重農業生產的同時，大力發展冶煉業、絲麻紡織業、漁鹽業，高度重視商業、與各諸侯國開展外貿。三線並舉再加唯纔是舉，齊國迅速發展爲雄居於東方的強國。至齊桓公時，輔以一系列的改革，齊國成爲中原首個霸主。其後齊國霸業雖衰，但仍穩居大國之列。

春秋晚期，齊國朝政落入公族之手，並逐漸集中於田姓一家。通過“脩功行賞，親於百姓”的舉措，被篡權的齊國絲毫沒有產生政治與社會動盪；公元前386年，經由中原大佬魏文侯說情，田和成功被周天子任命爲諸侯，是爲齊太公，從此齊國的統治者由姜姓變成了田姓。與三家分晉後韓、趙、魏自立門戶不同，出於對“齊”這一數百年金字招牌影響力的珍惜，田和保留了原國號，齊國實質上得以延續。

《封神榜》姜子牙形象

得天獨厚的“四塞之國”，東方地理最爲安全的諸侯。“齊四塞之國，地方二千餘裏”，這縱橫家蘇秦對齊國地理的評價。從下圖所示：齊國北、東、南臨海，在航海水平落後的先秦時期，無異於不需設防的液體長城；西北面臨黃河、濟水，形成了兩道天塹；西南方向，依次排列着泰山、魯山、沂山、蒙山、尼山等諸多山脈，歷代君主沿着這些天然的屏障又修建了齊長城，可謂雙重保險。海洋、大河、山嶺與長城，形成了齊國的傳統疆域。周邊政權動亂時，齊國可以越過屏障開疆拓土；形勢不利之際，可以見好就收、戰略回縮。再加上附近小國林立、爲自己充當肉盾，齊國的地理戰略安全性與秦國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齊國地緣示意圖

經濟發達、人口衆多、軍制成熟。數百年農工商並舉的發達經濟、安定的國家形勢，戰國前期的齊國民間之富裕、人口之衆多，傲視各諸侯國，以其首都臨淄爲例：“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鬥雞、走狗、六博、闒鞠”，殷實的生活，讓臨淄市民百無聊賴，甚至染上了鬥雞、賭博的習慣（“田忌賽馬”證明，齊國朝廷內也未能免俗）；“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揮汗成雨”，臨淄大街上人擠人、車碰車，共同舉起袖子將連成帷幕、一起甩汗如同下雨；龐大的人口基數，提供了無窮的兵員，“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據孟子常提的八口之家之說，臨淄城內普通人家的人口就超過了50萬，一城理論上可提供21萬兵員；此外，齊國組建了最早的常備軍人隊伍：齊技擊，“齊莊公爲武爵”，即在春秋晚期齊國就以爵位鼓勵士兵勇猛作戰；蘇秦稱：“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五家之兵即齊技擊，這一專業軍人隊伍在戰國初期頗有優勢。（本段紅色字體均取自《資治通鑑·周紀二》）

戰國臨淄模擬復原圖

齊威王時代打下的政治與外交遺產。戰國之初，齊國曾一度因頻繁換君而面臨危機：田和被列爲諸侯後，沒過一年就去世；而他的兒子田午在位僅五年也西去，年輕的齊威王田因齊在公元前379年即位後，齊國內外交困（《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六年，魯伐我，入陽關。晉伐我，至博陵。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甄......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

九年後，即公元前370年，齊威王聽取鄒忌改革意見，整頓吏治，烹殺阿諛奉承而實際爲政一團糟的阿地大夫，重賞兢兢業業卻被小人中傷的即墨大夫，齊國吏治爲之一新；其後對外向衛、魏還擊，趙國被迫歸還佔領的齊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齊國的最高光時刻，莫過於通過公元前353年“圍魏救趙”、公元前341年“圍魏救韓”兩度重創魏國，趙、韓及周邊各國紛紛來朝，“於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爲王，以令天下。”

然而在公元前333年齊威王去世後，後續統治者逐步掉入了上述優勢資源的陷阱。

在合縱與連橫間頻繁切換的投機者，獲小利、樹外敵

自秦國奪回河西后，合縱與連橫一度產生重大影響，然而最終決定各國命運走向的，仍舊是實力與戰略的高下；當秦國不斷蠶食身邊的韓、魏、楚等國時，遠離函谷關、沒有兵臨城下之憂的齊國也混得風生水起。不過與秦國的老謀深算、穩紮穩打不同，起點更高的齊國，更像是在投機倒把：

公元前333年蘇秦首次達成合縱之後，第二年齊國就夥同秦、魏攻趙，不得已的趙國人開掘黃河退敵，合縱之盟就此瓦解，此事也讓蘇秦立誓定要報復齊王，他投奔齊國後說動齊宣王“高宮室，大院囿，以明得意”，實際上欲通過大興土木來消耗齊國的財富；

公元前318年，爲了對抗秦國多年來咄咄逼人的東進之勢，再次合縱的六國大舉伐秦；當其他五國都殺到函谷關之際，齊軍卻故意放慢速度、在半路慢悠悠的遛馬，五國最終一鬨而散；

而到了公元前314年，登峯造極的投機行爲，齊國撿了個更大的“便宜”。燕王噲不合時宜的禪讓，讓繼位落空的燕太子姬平心有不甘；齊宣王則看準時機煽風點火，他派人給姬平傳話：“寡人之國雖小，唯太子所以令之。”而當燕國內亂爆發、屍橫遍野、人心渙散之時，齊王卻背叛了諾言：他派兵用時50天佔領燕國，並殺死了燕王噲。七雄間的互吞，連那時的強秦也未曾做到；然而齊國接下來的舉動卻大失水準：如孟子所言，燕人本以爲齊軍是一支王師：“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所以未做像樣的抵抗；然而齊軍實際上卻“殺其父兄，繫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活脫脫一幅掠奪者的嘴臉。燕國人奮起反抗，其他諸侯國不願坐視齊國實力倍增、謀劃攻齊，三年後，齊國被迫撤出。而燕昭王姬平即位後，立志要向齊國報仇雪恨，他廣招人才，將國政委託給樂毅，開始了臥薪嚐膽。（本段紅色字體均取自《資治通鑑·周紀三》）

燕昭王納賢

緊接着，張儀的離間計讓齊、楚斷交，齊國坐視秦國奪得楚漢中；公元前306年，飽受秦國壓迫的楚、韓攀上齊國的高枝；然而過了三年，由於秦楚結盟，齊國拉上韓魏共同伐楚，其後楚國在交困之下，不得不徹底倒向秦國，齊國失去了南方最大的盟友。

不過接下來齊國繼續威風八面。公元前296年，在楚懷王客死咸陽後，齊國糾合韓、趙、魏、宋聯合攻秦，五國來勢洶洶，秦軍這回沒敢應戰，向韓魏割地退兵；第二年，趙武靈王聯合齊、燕共同瓜分中山國，齊國在西北向再度拓地。

依靠上述兵不血刃、投機倒把的行爲，齊國雖獲得了一定財富以及若干土地，但與秦國相比，其方式與目的顯然已落後於時代：

秦國依靠硬實力、輔以連橫戰略，在周邊攻城略地後立即設立郡縣，是一副建設者的姿態；同時對各國還採取了拉攏分化、黨同伐異的策略，所以雖然不斷從各國割肉，但卻總能避免持續落入單打獨鬥；

齊國看似四面逢源、時不時佔得小便宜，但其挑撥燕國內亂、其後卻背信棄義亂中取粟；佔領燕國後貪圖利益，大肆掠奪而毫無安撫之舉；既沒考慮扶植代理人讓燕國成爲小弟，也沒順應民意以救世的姿態進行建設；錯過了三年戰略機遇期後齊國不得不退出燕國，卻成功培植了一個與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敵。

此外，坐視虎狼秦國坐大、把楚韓魏等國陸續推向自己的對立面，無不顯示出齊國的對外戰略已經與秦國存在代差；更爲嚴重的是，這一時期看似順利的發展，還掩蓋了自身的實力不濟。

被滅的中山國位置圖

滿足現狀、遵循舊制，齊國更似“金玉其外”

改革淺嘗輒止。公元前370年齊威王聽取鄒忌的建議進行改革：“謹修法律而督奸吏”（《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重點是鼓勵羣臣吏民進諫，革新政治、修訂法律、選拔人才、獎賢罰奸。雖然名爲法家性質的變革，但與之前魏國的李悝變法、後來的商鞅變法不同，齊國的改革重心只是落在整頓吏治上，本質還是人治，與君主的個人覺悟/喜好掛鉤，並無制度的約束，。

這種體系下，若國君遏制個人喜好、取人以才，齊國自然可以政治清明，如齊威王在位時的情形；反之，齊君要是好大喜功、唯利是求，則“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司馬光對齊閔王的評價），即臣子投君所好，實際上卻離心離德、分崩離析。因此，雖然在齊威王時期齊國實力得到了發展，但在秦國的全方位變法後，齊國的政治、經濟、軍隊、社會等各方面的制度已經逐漸落後。這也是爲何六國多次聯合伐秦、秦國安然無恙，五國一次攻齊、齊國幾乎滅亡的根本原因。

落後於時代需要的行政制度。爲了加強中央集權、提高國家的資源整合力、行動組織力，戰國時，各國陸續推行了不同程度的郡縣制，齊國卻成了唯一例外。齊國延續了“五都制”（又稱都邑制），即臨淄、高唐、平陸、即墨、莒五個重鎮，每個都設一個大夫全權管理，戰時都大夫還兼任該地區軍隊的主將，軍政合一，有些許中晚唐藩鎮制的色彩。與扁平化、專業性的郡縣制相比，這種制度無助於國家資源的集中，且將過多權力歸集在大夫手下，缺少程序化的約束，極易帶來政治的不穩定。如齊威王改革之初，就痛斥阿地大夫的不作爲（《資治通鑑·周紀一》）：

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昔日趙攻鄄，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

五都位置圖

此外，齊國像許多諸侯國一樣，仍保留着封郡制，大名鼎鼎的戰國四公子，正是起自於齊國孟嘗君田文。但孟嘗君給齊國帶來的，更多是副戰鬥力：雖然養士數千人，打着替齊國招納賢才之名，卻行沽名釣譽、敗壞政治之實，他親口對外宣佈：“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即只要能讓他出名，門客即使在外面收受賄賂也沒什麼關係。對於孟嘗君其人，司馬光曾毫無留情的予以痛斥（《資治通鑑·周紀二》）：

盜其君之祿，以立私黨，張虛譽，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是奸人之雄也，

後來，孟嘗君被齊閔王奪權後逃至魏國，卻搖身一變成了“漢奸”：他鼓動各諸侯國聯合攻齊，爲五國伐齊立下“大功”。

以上體現出，齊國的各項優勢資源、在戰國初期順風順水的發展勢頭，向統治階層傳遞了錯誤的信號：固守舊制，也能立於不敗之地。表面的繁榮，掩蓋了機制的虛弱本質，齊國由此與時代驕子秦國的差距越來越大。

孟嘗君養士

軍隊戰鬥力落後於對手，卻被順境所矇蔽

齊技擊、魏武卒、秦銳士、趙邊騎，號稱戰國四大精兵，而齊技擊創立的最早。春秋時期，“齊莊公爲武爵”，招募一批單兵作戰能力卓越、作戰方式多元化的勇士，由於很有技術含量，所以被稱爲“技擊”。齊桓公時期，對此進行了改革：戰時才召集技擊之士，根據戰功獎勵酬勞，閒時就讓他們回家種田、不耽誤農業生產，類似於僱傭兵。

憑藉着最早的職業軍人羣體，齊國曾一度稱霸中原；但隨着時代的發展，齊國軍隊的弱點越來越暴露無遺：

第一，齊技擊的獎勵內容逐漸演化成只有金錢及物質，而當齊人普遍越來越富時，作戰的動力隨之下降；

其二，齊國民風較差，據《史記·貨殖列傳》記錄：

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鬥，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

可以這麼解讀：腦袋機靈，喜歡打嘴炮；私鬥勇猛、國戰怯弱，強盜較多。這樣的民衆組成的軍隊，靈活有餘卻紀律鬆散、狠勁不足；甚至齊軍擊潰龐涓的馬陵之戰，更多的是孫臏利用魏軍的疲憊及其對齊軍的一貫輕視：“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資治通鑑·周紀二》）

齊技擊想象圖

而經過商鞅變法的秦軍則是另一番面貌：以“農戰”爲各階層升遷必經之道，設立了二十級郡公爵制，所有的一切待遇都與爵位掛鉤：“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民風與齊國完全相反：“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荀子則曾這樣描述自己對秦國民風的印象（《荀子·強國》）：

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

秦國的虎狼之師，來源於制度的全面深層改革，激發了秦人對改變生存狀態的渴望、對紀律的畏懼、對勝利的追求，凝結成“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的新型軍隊。而當五國伐齊之際，面對泰山壓頂般的威脅，好勇鬥狠的齊人拼湊成的軍隊，很快就暴露出真實的水平。

令人望而生畏的秦軍

“大躍進”的齊閔王，揭穿了齊國的“資源陷阱”

戳破齊國強盛泡沫的，是在公元前288年被秦王立爲“東帝”的齊閔王。在縱橫家蘇代的勸說下，他察覺出秦國意圖把齊國捧爲衆矢之的，故而暫時保持了頭腦的清醒：“稱帝二日而服歸之”。

不過顯然他對自己“東帝”的能耐是信以爲真了，由此對敵我力量對比、國際形勢發展產生了嚴重誤判。躊躇滿志的他，在兩年後再次複製了前輩佔燕的壯舉，一舉吞併有着“戰國第八霸”之稱的宋國；被這場巨大勝利所鼓舞，下一年他祭出了更大手筆（《資治通鑑·周紀四》）：

齊湣王既滅宋而驕，乃南侵楚，西侵三晉，欲並二週，爲天子。

齊臣自然也有忠直之士，但唱反調的後果太嚴重：“狐咺正議，斫之檀衢，陳舉直言，殺之東閭。”

沒有實質的絕對實力，卻敢踐行四面出擊、取代周天子的行爲，齊閔王成功的激起了各國的同仇敵愾。臥薪嚐膽二十餘年的燕昭王牽頭、外逃的孟嘗君提供情報，不願坐視齊國坐大的各諸侯國瞬間擰成了一股繩：“諸侯害齊王之驕暴，皆爭合謀與燕伐齊”。

公元前284年，在齊國的天塹—濟水之西，面對燕、秦、魏、韓、趙五國聯軍，齊閔王召集全國之兵應對。然而，與秦軍屢次在函谷關外擊敗各國聯軍的風采不同，齊軍一觸即潰；燕國大將樂毅佔領臨淄後，把齊軍三十年前在燕國的舉動照搬了一遍：“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其後更是乘勝追擊，齊國各地望風而降，只剩下即墨、莒苦苦支撐；至於齊閔王，則在莒城被前來“救駕”的楚將淖齒虐殺。

齊閔王之死

五年後，在燕國君臣不和、田單頑強抵抗、各國施加壓力等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齊國雖得以復國，但卻從此失去了爭雄天下的勇氣與動力，並從此與周邊各國貌合神離，任由秦國“遠交近攻”、逐漸吞併天下。

結語

齊國之敗，源於統治者沉迷於各項優勢資源，安於現狀、自鳴得意；面對愈演愈烈的戰國搏殺，齊國在外交上投機倒把、政治上故步自封、軍事上無視危機，對內對外無不落後於時代。而當齊閔王誤判實力與形勢，做出錯誤的決策後，被“資源陷阱”掩蓋的真實實力，難以應對戰略躍進帶來的生存壓力，齊國瞬間崩盤。

其實對於“資源陷阱”這一現代名詞，充滿智慧的我國古人早就給出了類似的警示：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正是中華文文明得以持續數千年的祖傳祕訣。

參考資料：《史記》《資治通鑑》《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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