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的世界之都 疫情過後的紐約會是什麼樣子

　　一年多前，這場現代疫情尚未爆發，曼哈頓哈德遜廣場(Hudson Yards)舉辦了一場猶如凡爾賽宮般豪華的開業派對，派對上有大量的香檳、牡蠣、頂級廚師、時髦人士，以及一座一流城市的其他元素。

　　但最近一個下午，哈德遜廣場變成了一座鬼城。100萬平方英尺的購物商場已關閉，主要租戶尼曼百貨公司(Neiman Marcus)將很快宣佈破產。貌似公共藝術雕塑的地標性建築物Vessel——曾被一位評論家比作一個巨型烤串，通常擠滿了遊客——空空如也，只有一名保安在底層巡邏。

　　唯一的人流是源源不斷的軍人，他們在附近的賈維茨會議中心(Javits Center)趕建的方艙醫院治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狀病毒病）患者。此刻，他們排成隊，每人相隔6英尺，在哈德遜廣場一個由店面改造成的臨時廚房領取免費餐。和他們一起排隊的還有快遞司機、郵遞員、辦公室清潔工，以及奮戰在紐約(專題)市抗擊新冠疫情前線的其他人員。

　　這個場面提醒人們，新冠疫情如何在短短几周內徹底改變了紐約。該市的新冠死亡人數可能已超過全球其他任何城市。隨着紐約人逐漸走向重啓（很可能是6月），紐約市長白思豪(Bill de Blasio)表示，他們正忐忑不安地思考這座城市將如何從這場大流行病中復甦？疫情過後的未來會是什麼樣子？

　　與其他大城市相比，紐約更加鮮明地展示了新冠疫情把都市特點變成了脆弱性：人口密度、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對零售、文化和旅遊的依賴，以及對擁擠公共交通的依賴。

　　紐約的現代史充斥着不時爆發的災難，伴隨着對於市民將會大規模逃向成本更低、更安全且更便利的其他城市的懼怕。上世紀70年代的財政危機以及隨後出現的衰敗；1987年股市崩盤；2001年9月11日恐怖襲擊；還有2008年的金融危機——且不提各次颶風、洪水和停電。

　　然而，災難預言者每一次都被證明是錯的。紐約的復原程度超過以前，而且在某些方面實現了再造。例如，“9/11”事件帶來了更具活力的市中心，並啓動了哈德遜廣場項目，該項目耗資250億美元，是北美最大的開發項目。2008年以後，這座全球金融之都轉型成一個與硅谷抗衡的科技中心，提高了它對新一代人才的吸引力。

　　“人們選擇在紐約工作不是因爲這裏生活費用更低或者生活更容易。沒有人這麼認爲。而是因爲人才都在這裏，”房地產服務集團世邦魏理仕(CBRE)三州地區首席執行官瑪麗•安•泰伊(Mary Ann Tighe)表示。

　　市政府資深官員、上世紀80年代末埃德•科赫(Ed Koch)擔任市長期間領導時代廣場(Times Square)重振項目的卡爾•韋斯布羅德(Carl Weisbrod)，最近被白思豪任命加入一個新的工作組，指導紐約的復甦。他承認，未來18個月將相當困難。但他的結論是，“只要紐約留住人才，我完全相信，從經濟上來說，它會復甦”。

　　其他市政官員傾向於呼應這種對於紐約未來的信心。一些官員甚至在談論一個獨特機遇：重新設想這座城市，清除幾代人累積的令人生厭的商業監管，吸引新產業，或者糾正新冠危機暴露出的社會不平等。

　　正如白思豪最近所言：“如果說這座城市的歷史上有一個轉折點的話，那就是現在。是時候重新審視我們所做的一切，看看哪些有效，哪些沒用。”

　　沒有快速解決之策

　　在紐約開始再造自身之前，人們對於這座城市將如何度過眼前這場災難抱有不確定性，即便是在該市的最熱切支持者中間也是如此。許多人被“這一次與以前不同”的不安感所困擾。

　　“這一次要複雜得多，”曾管理9/11恐襲後創建的一家慈善基金、並曾領導公民預算委員會(Citizens Budget Commission)顧問小組的卡羅爾•凱勒曼(Carol Kellermann)說，“我認爲這一次將產生更深遠、更持久的影響。”

　　9/11是殘酷和毀滅性的一天，但那時候全世界都爲這座城市鼓勁，該市的經濟在幾天內就恢復元氣。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紐約市最終受益於向金融體系注入大量流動性的政策。

　　對於新冠疫情，目前看不出有任何快速解決之策。在逾2.1萬人染疫死亡後（約爲9/11恐襲在紐約造成的死亡人數的8倍），紐約的太平間不堪重負。一些人預測，6月份的失業率將升至20%。然而，這座城市的遭遇在更大程度上激起黨派之爭，而非來自國家層面的同情。紐約感到孤獨。

　　最糟糕的是，讓紐約與衆不同、成就其獨特魔力的人口密度，令該市在疫情面前如此脆弱不堪。凱勒曼表示：“除了更好的治療和拿出一種疫苗，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政府政策能讓人們感覺更安全。”

　　有錢人紛紛選擇離開，到漢普頓、棕櫚灘、阿斯彭等地避疫。如果這座城市沒了文化生活——從而無法抵消這裏的高稅收和其他屈辱——她不知道會有多少人永遠離開。

　　身爲家族第三代開發商的溫斯頓•費希爾(Winston Fisher)表示：“肯定將會出現城市人口外逃。”他說出了有一把年紀的紐約人揮之不去的擔心：該市倒退到糟糕的舊時代。“我在這座城市長大。我曾在槍口下被搶劫過。我記得59街、第六大道、時代廣場曾經的樣子，”他回憶道，“紐約市可能會很糟糕。別忘記這一點。”

　　消毒工作

　　爲了防止這種情況發生，一個逐漸形成的共識是，當局必須營造一種安全感，就像他們在9/11事件後設法做到的那樣。否則，這座城市的商業就不可能恢復常態——更不用說吸引遊客了。這是一項公共衛生挑戰，也是一項心理挑戰。

　　在疫苗尚未問世的情況下，紐約州州長安德魯•科莫(Andrew Cuomo)轉向紐約前市長邁克爾•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由其領導一個檢測和追蹤體系。當局希望，隨着紐約市開始重新開放，檢測人員能夠迅速發現新的感染病例，並在爆發羣聚性感染之前將他們隔離。正如科莫坦然承認的，這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與此同時，開發商們正忙着改造原本爲容納越來越高的人口密度而設計的寫字樓。電梯正在被重新編程，使其連接智能手機app，讓乘客無需觸碰按鈕。大樓內部的門也出於同樣目的被拆除。

　　消毒工作中的一個關鍵點是世界最大——可能也是最破敗的——地鐵系統。大都會運輸署(MTA)啓動了一套在幾個月前還無法想象的制度：每天對每節地鐵車廂和每個地鐵站進行擦洗和消毒。

　　大都會運輸署主席帕特•福伊(Pat Foye)在解釋紐約地鐵作爲這座全球大都市的循環系統的關鍵角色時表示：“紐約市和大都會運輸署在根本上都建立在人口密度之上。這種密度創造了智力合作、文化、商業、華爾街、金融和設計。”

　　福伊預測，新的消毒技術“就公衆對系統的信心而言，可能會是真正的遊戲規則改變者”。但消毒代價不菲：他估計，額外支出將達到“數億美元”，而與此同時乘客數量和票價收入減少了90%以上。

　　大都會運輸署已從聯邦政府獲得39億美元的緊急資金，並請求再注資39億美元，以便撐過今年。

　　支出削減的現實

　　這只是目前普遍財政挑戰的一個例子。自2014年上任以來，白思豪領導的市政府增加了3萬名僱員。他估計，抗疫封鎖政策將造成74億美元的預算缺口。其他人估計，這一缺口接近100億美元。

　　無論具體數字是多少，在布隆伯格擔任市長時期負責經濟發展事務的塞思•平斯基(Seth Pinsky)擔心，這可能會對人才和企業蜂擁而至紐約的良性循環構成最直接的威脅。

　　平斯基表示：“紐約在過去20多年裏成功的關鍵在於，它能夠吸引到一流的勞動力。我擔心的是，隨着政府開始對財政狀況做出反應，我們將被迫削減基本服務，這將極具破壞性，會損害這座城市的生活質量。”平斯基最近出任紐約主要文化機構之一92街Y(92nd Street Y)的負責人。

　　平斯基表示，設法保護餐館、博物館、畫廊等機構，不僅僅是“對藝術和文化情有獨鍾”。更準確地說，這是不可或缺的努力，目的是保持一個原本昂貴且充滿挑戰的城市的吸引力和宜居度。

　　當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總統時，一些紐約人自我安慰說，他至少是他們中的一員，因此可以指望他爲這座城市的利益着想。但川普一直對2016年大選中壓倒性多數的紐約選民投票給他的競選對手耿耿於懷，這削弱了紐約獲得聯邦支持的希望。

　　川普在2017年推行的減稅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懲罰紐約和其他傾向民主黨的高稅收州來買單的。即使川普有心提供幫助，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也將疫情相關的援助請求視爲“紓困藍州”，對其不予理會。

　　9/11事件後，布隆伯格曾通過提高房產稅來應對財政困難。房產稅收入佔紐約市890億美元預算的近三分之一。但這種策略不容易重複。

　　開發商可能無力承擔更重的財務負擔，因爲他們自己的很多租戶已經停止支付租金。他們還面臨一個更大的擔憂：在快速瞭解遠程工作之後，該市一些最大的僱主——包括貝萊德(BlackRock)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已經宣佈，他們未來將需要更少的辦公空間。如果這個結論是普遍的，那麼曼哈頓的房產價值可能會迎來“清算日”。

　　甚至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富人們就已經開始逃離該市不斷上漲的稅收，前往佛羅里達和得克薩斯等地。曾經是紐約開發商、如今落戶亞特蘭大的諾曼•拉多(Norman Radow)說：“人們正在離開紐約，他們正成羣結隊地離開紐約。”他補充說，疫情“只是蛋糕上的糖霜”。

　　話雖如此，自己的經歷促使拉多揣測：未來會不會有投資機會？他最初在1978年財政危機最嚴重的時期遷居曼哈頓，花6.3萬美元買了一套兩居室公寓。“大家都以爲那是紐約的末日。”他回憶道，“看看後來發生了什麼。”

　　當前的廢墟中仍有一些希望的碎片。一些人在憧憬這樣一種可能性：在這個廉價貨幣時代——其標誌是億萬富豪們隱藏在哈德遜廣場的堡壘——此前變得過熱的一個城市，現在可能會經歷一場由大流行病引起的重置。更便宜的租金最終可能讓新一代人更容易進入這座城市，他們將以前幾代人難以想象的方式使用空間。

　　建築設計師事務所FXCollaborative高級合夥人（電視劇）丹尼爾•卡普蘭(Daniel Kaplan)說：“每次危機後都是如此。爲下一階段埋下種子。”卡普蘭指出，WeWork就誕生於2008年危機後留下的閒置辦公空間。

　　凱勒曼對此表示贊同：“我35歲的女兒說，紐約將回到上世紀70和80年代的樣子——更加粗獷，但有更多的冒險者。”（她承認，她的女兒其實沒有經歷過上世紀70年代的紐約——當時平均每年發生逾2000起命案，夜幕降臨之後搭乘地鐵被視爲太危險。）

　　費希爾現在看到一個難得的機會，可以精簡陳舊的市政府體系，改善面向小企業的信貸流。與商界其他人一樣，他也希望紐約優先考慮生命科學行業，視其爲下一個高薪崗位來源——就像布隆伯格領導的市政府培育科技行業一樣。

　　儘管亞馬遜(Amazon)去年決定取消在皇后區設立第二家總部的計劃，但紐約依然成功吸引了來自這家在線零售商以及Facebook和谷歌(Google)的大筆投資，讓包括哈德遜廣場在內的紐約西部熠熠生輝。

　　韋斯布羅德希望建造更多可負擔住房。“我認爲，反對開發的態度已經過火了。”他說，“大家都說希望建造更多可負擔住房，但沒有人希望這樣的住房出現在自己的地段。”

　　隨着新冠疫情讓公衆看到貧富差距，現在也許是一個機會。與此同時，韋斯布羅德和其他市政領導人擔心，這場危機最終將如何影響該市的政治？它將會是帶來改革的建設性力量？還是最終讓社區彼此對立的分裂力量？

　　明年接替白思豪的市長競選活動，也許是該市現代史上最重要的競選之一。他的繼任者會是另一個自稱的“進步人士”，還是像布隆伯格那樣的高管階層成員，或者是完全不同的人？無論是誰獲勝，都應該一方面對紐約的韌性有信心，另一方面就像平斯基警告的那樣，不忘記紐約的更陰暗歲月。

　　“那是一段醜陋的時期。”他在談到上世紀70年代的時候說，當時紐約的經濟基礎遭到破壞，人口縮減80萬。“我們花了幾十年才爬出那個坑。我們要非常小心，不要再掉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