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何俾斯麥下臺後，德國地緣外交急劇惡化？缺乏務實外交土壤！

摘要：問題在於俾斯麥下臺以後，活躍德國政壇的人幾乎清一色都是民族主義者，他們不僅無法理解俾斯麥外交的真實用意，同時在民族主義的挾持下，進一步加強了德奧同盟，拒絕了俄國要求續簽《再保險條約》建議，將沙俄徹底推向了法國一邊。自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以來，分裂的德意志地區始終是歐洲秩序平衡的關鍵，如今德國在普魯士的武力征伐下完成了統一，這股從歐洲中部迸發出來的地緣壓力震撼了包括英國、俄國在內的幾乎所有列強。

奧托·馮·俾斯麥是19世紀下半葉歐洲政壇影響力最高的外交家，祖籍位於薩克森州的萊比錫。1815年他出生於普魯士的勃蘭登堡，30歲便已經進入薩克森州議會，並於47歲那年成爲普魯士首相。擔任普魯士王國首相期間，俾斯麥推動進行了三次王朝戰爭，一舉促使德意志第二帝國的成立。

自神聖羅馬帝國後期，德意志地區便長期處於分裂局面，德國的重新統一對歐洲地緣震動極大。爲了防止遭到周邊列強的戰略合圍，俾斯麥充分發揮其長袖善舞的外交才能，通過一系列精妙、靈活的手段，於列國間縱橫捭闔，建立了以德國爲核心的歐洲外交體系。然而，如此有利於解決德國地緣隱患的外交方針，卻在俾斯麥下臺以後便遭拋棄，這是爲何？

德意志統一進程中的民族主義底色

1806年，在拿破崙戰爭的衝擊下，最後一任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弗朗茨二世放下皇冠，宣告了這個千年帝國的終結。同年，耶拿戰役中的普魯士軍隊被拿破崙打得潰不成軍，腓特烈大帝爲普魯士積累的威名一朝盡喪，整個德意志地區都被籠罩在拿破崙的陰影之下。

然而，恰是伴隨着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的推進，啓蒙思想和民族覺醒意識被傳播至全歐洲。正因如此，以普魯士爲代表的德意志地區民族主義情節保障，再加上戰後維也納體系對德意志民族的種種束縛，更加劇了這一情緒的反彈。同時爲了進一步發展經濟，要求廢除德意志內部關稅、建立統一市場的呼聲愈演愈烈，並與德意志民族統一的要求交相呼應。

只是，由於漫長的分裂歷史影響，德意志內部衆多中小邦國雖然在關稅同盟、經濟政策等層面傾向於擁有漫長海岸線和衆多港口的普魯士，卻在政治上有意倒向奧地利一方，意圖以此確保自身的獨立性。如此一來，德意志地區逐漸形成普魯士與奧地利南北對壘、大小邦國繼續分裂的局面。

1848年歐洲革命浪潮，其根源便是19世紀歐洲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拿破崙戰爭帶來的民族意識覺醒的總爆發。德意志同樣也不例外，革命者們組織召開了全德意志歷史上第一次國民議會，即法蘭克福議會。後來雖然革命失敗了，但法蘭克福議會所提出的建立一個君主立憲制的統一德意志國家的倡議卻獲得了幾乎全體德意志人的認同，只是會議上所提出的“大德意志方案”和“小德意志方案”引發了廣泛爭論。

依據“大德意志方案”，新德國將會對奧地利進行拆分，僅吸納日耳曼人、波西米亞人和捷克人等德意志化族羣，這遭到了奧地利的強烈反對。至於“小德意志方案”則主張將整個奧地利排除在外，這讓衆多擔憂自身權益遭到普魯士侵蝕的中小邦國的抵制。最終，俾斯麥成爲打破僵局的關鍵變量。

1862年，正當普魯士議會中的市民自由主義者與王黨貴族圍繞君主立憲還是君主專制展開激烈交鋒之時，俾斯麥說服國王不要妥協，並通過對工人階級做出福利制度的承諾來打壓新興資產階級（市民、工商業者、自由主義者），從而完成了對普魯士內部力量的整合。彼時，歐洲地緣版圖上實力最爲強勁的沙皇俄國和大英帝國，分別因克里米亞戰爭和印度大起義而消耗了相當大的精力。素有鐵血威名的俾斯麥趁機發動三次王朝戰爭，憑藉雄厚的軍事、經濟實力和靈活多變的外交手段，完成了對德意志的統一。

俾斯麥外交政策中的務實主義內核

在德意志第二帝國建立的事業中，宰相俾斯麥居功甚偉，然而這還遠遠沒有到達其政治生涯的高光時刻。在普丹戰爭和普奧戰爭中，俾斯麥出於對歐洲形勢的考慮，在戰勝對手之後總能想方設法的拉住國內激進派攫取更多利益的慾望，又能成功推動將軍們籌備接下來的事務，以避免陷入戰略層面的惰性。比如在普丹戰爭勝利之後，俾斯麥就設法遏制激進派的賠償想法，極力改善與丹麥的關係，以爲後續對奧地利的戰爭做準備。普奧戰爭之後，俾斯麥故伎重演，憑藉改善與奧地利的關係，以避免將來普法戰爭時陷於兩線作戰的窘境。只是在普法戰爭末期，早已慾望爆棚、飢渴難耐的激進派再也不願意聽從俾斯麥的勸告，從而徹底與法國結下了難以挽回的血仇。

普法戰爭以後，俾斯麥非常清楚法德兩國內部的民族主義情緒均已積累到一定的密度，已經很難化解了。於是他退而求其次，開始在歐洲範圍內着手構建一個孤立法國的外交環境，然而這並不容易。自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以來，分裂的德意志地區始終是歐洲秩序平衡的關鍵，如今德國在普魯士的武力征伐下完成了統一，這股從歐洲中部迸發出來的地緣壓力震撼了包括英國、俄國在內的幾乎所有列強。爲此，爭取德國與這些國家的友好關係，防範它們與法國結成反德同盟，就成爲俾斯麥迫在眉睫的外交任務了。

事實證明，俾斯麥將這份難度極大的工作完成的非常出色。他首先於1873年以保守主義君主制爲紐帶，與沙俄、奧匈帝國共同建立了第一次三皇同盟，但在後來的“戰爭在望”危機和近東危機中土崩瓦解。尤其是近東危機中，俾斯麥由於在柏林會議中逼迫沙俄最初讓步，導致俄國內部民族主義分子極力反對俾斯麥。爲此，在重新拉攏沙俄的計劃中，他選擇率先與民族文化相近的奧匈結盟，這邊給沙俄造成了很大的壓力。要知道，在當時亞歐大陸英俄大博弈的背景下，奧斯曼、清朝以及後來的日本都存在英國人勢力的影子，如今德國與反俄的奧匈愈加緊密，不能不讓沙皇寢食難安。

當時的歐洲，法國還在一旁默默舔着普法戰爭造成的傷口，剛剛完成統一的意大利太過羸弱，德國似乎就成爲沙俄唯一值得爭取的對象了。在此背景之下，第二次三皇同盟成立，俾斯麥實現了搶先於法國與沙俄結盟的目的。然而，由於奧匈帝國與沙俄在巴爾幹半島的利益衝突實在是難以調和，三皇同盟再次破滅。爲了進一步穩固德俄關係，俾斯麥趁法國侵佔突尼斯招致意大利不滿的契機，將德奧同盟擴大爲三國同盟，並推動奧匈、意大利與英國共同建立具有反法性質的地中海協議。

地中海協議很顯然是受到了俾斯麥同盟體系外交的影響，它前後簽署了兩次，所針對目標分別是法國和俄國，這就導致法國被進一步孤立，俄國則更加迫切需要德國的支持。同樣受到俾斯麥外交影響的還有剛剛從奧斯曼帝國獨立出來的巴爾幹諸國，這其中保加利亞深受俄國偏袒，這招致塞爾維亞和羅馬尼亞的憎恨並倒向奧匈帝國一方。如此以來，面對俾斯麥要求籤署《再保險條約》的建議，沙俄方面很爽快地同意了。《再保險條約》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攻守同盟條約，僅僅規定了雙方不得協助第三國進攻自己，這對於忌憚德國軍事實力的俄國而言就已經足夠了。同樣的“特殊”條款還出現在德奧同盟之中，它規定了德國具有幫助奧匈抵禦俄國入侵的義務，卻並未賦予德國面臨法國入侵時奧匈的同等義務。

很顯然，確保“歐洲五球，飛而不落”的現狀，是俾斯麥外交的精髓。依據時局的變化做出相應的靈活對策，其內核卻是務實主義精神。通過在歐洲慢慢地編織起一片蜘蛛網般的同盟體系，縱使法國想要向德國復仇，僅憑其一家之力也是孤掌難鳴的。所以，雖然乍一看這些同盟條款是相互矛盾的，但卻能很好的運轉並實現俾斯麥的戰略目標，即通過打壓和拉攏俄國，進而控制住沙俄的外交方面，從而完成對法國的孤立。

皇權與民族主義逼迫“舵手離航”

威廉一世去世以後，經過了腓特烈三世短暫的“百日皇帝”時期過渡，第二帝國進入了威廉二世階段。頗爲遺憾的是，作爲推動德國統一和維護德國外部地緣安全的重要功臣，俾斯麥同樣未能逃脫“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歷史輪迴。1890年3月，俾斯麥正式被解除職務，結束了長達28年的宰相生涯。當時的歐洲輿論曾將此事件稱之爲“舵手離航”，意指俾斯麥對德意志帝國這艘巨輪的重要意義。

事實上，俾斯麥的下臺的原因非常複雜，其中既有他與威廉二世在看待國內具體事務中的態度差異，也有關於外交方針的不同見解，但最爲重要的還是中樞權力的結構性矛盾，即“皇權”與“相權”之爭。在對待工人運動等社會事務時，威廉二世傾向於採取調和、寬柔的做法，這是俾斯麥所堅決反對的，但政策層面的矛盾並不足以促使雙方決裂。在漫長的宰相生涯中，俾斯麥的外交政策始終秉承務實主義精髓，這是民族主義氛圍瀰漫的德意志政壇所無法理解的。這就德國內部逐漸形成一股反俾斯麥的勢力，其中甚至就有許多由他親手提拔上來的下屬。

對於俾斯麥政策的內在邏輯和真實意圖，就連他身邊的人都不甚清楚，更罔論威廉二世等敵視俾斯麥的羣體了。譬如在俾斯麥在位期間就有人曾詢問過，如果最終俄國走向了德國的對立面，將如何應對。對此俾斯麥故作神祕地表示，即便到了戰爭爆發前的最後一刻，也還是有辦法的。對此，恩格斯在研究俾斯麥外交的衆多材料之後，就曾詳細評論並解答了這個問題。他認爲一旦德國與沙俄的衝突不可避免，奧匈帝國必定會成爲俾斯麥出賣給俄國，藉以換取法國的地緣戰略籌碼。顯然，這樣的外交策略是絕對不能夠被提前泄露的，否則必定會遭至奧匈帝國乃至德國內部民族主義勢力的反噬。

不過，對於威廉二世而言，迫使老宰相俾斯麥離職的最重要因素還是在於權力的爭奪。畢竟對於一位年僅29歲，年輕氣盛的皇帝非常期待自己能夠親政，而俾斯麥的存在是這條道路上最大的絆腳石。一位功勳如此卓著的老臣，難保將來不會憑藉自己的積威效仿法蘭克墨洛溫王朝“宮相篡權”的舊事。

德國缺乏俾斯麥外交的長期生存土壤

需要指出的是，俾斯麥外交併未徹底解決德國糟糕的地緣困局，畢竟地理位置是無法更改的，這就導致拉攏俄國、孤立法國依然是德國外交的最優選項。問題在於俾斯麥下臺以後，活躍德國政壇的人幾乎清一色都是民族主義者，他們不僅無法理解俾斯麥外交的真實用意，同時在民族主義的挾持下，進一步加強了德奧同盟，拒絕了俄國要求續簽《再保險條約》建議，將沙俄徹底推向了法國一邊。

晚清時期的名臣曾國藩曾對李鴻章說“辦大事者，以多選替手爲第一義”，這話獲得李鴻章的極力贊同。從湘軍到洋務派，再到北洋系，曾國藩、李鴻章的“替手”們影響了中國將近一個世紀的社會生態。但是俾斯麥卻從未考慮過培養自己的“替手”，從而導致“五球不落”的歐洲聯盟體系一旦脫離了他個人的掌控，將會迅速發生異化。有人以此批評俾斯麥，認爲這是他宰相工作中最大的敗筆，這顯然沒有看清德國當時的社會背景。

作爲剛剛完成統一、步入近現代政治制度僅僅幾十年的德國，在社會氛圍中還沒有培養出一套成熟的制度化解決問題的模式，民族主義依然是凝聚國家的最重要因素。而俾斯麥外交政策宛若一套精妙的機器，內部“零件”衆多，且會隨着時局的變化而變動，除卻俾斯麥這樣超凡絕倫的人物，就必須有一套縝密的外交團隊前去執行。但是這樣必將會增加德國外交意圖泄露的風險，除非這個國家擁有像當時英國那樣的制度化的底蘊進行制約。所以說一旦脫離了俾斯麥自己的掌控，其外交政策在沒有長期生存土壤的情況下，被廢止幾乎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