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保衛戰”背後，中國內外大局已變

　　中國全國政協會議閉幕當天，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會見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並就“港版國安法”發表談話，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和梁振英、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香港(專題)中聯辦主任駱惠寧亦有參加。據與會委員引述，夏寶龍在會上直言，從佔中到旺角騷亂再到去年延續至今的反修例，已經觸碰了中央底線，中央也忍了很久。今次推出“港版國安法”，北京已準備好抗擊外國勢力的干預。對於接下來香港可能的局面，夏寶龍表示預計這段時間香港會受到衝擊，甚至出現更壞情況，但都不會動搖北京落實“一國兩制”和訂立“港版國安法”的決心，同時呼籲香港各界攜手打好、打贏這場香港保衛戰。

　　在“香港保衛戰”之前，中國剛剛經歷過“湖北保衛戰”、“武漢保衛戰”，爲了打贏後兩場保衛戰，可以說不惜一切代價。用李克強(專題)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的話說，“一季度經濟出現負增長，生產生活秩序受到衝擊，但生命至上，這是必須承受也是值得付出的代價。”對於已經擺在面前不得不面對的“香港保衛戰”，北京也是一樣的思路，那就是不惜一切代價，也做了最壞的後果預期，從中不難看出中南海的政治意志。

　　但正如香港中文大學榮休教授劉兆佳在接受多維新聞記者採訪時所說，“中央表現出的強大意志，並不是說從來都有，中央對香港不可能沒有諸多政治顧慮，比如擔心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會不會打擊特區政府，會不會連累建制派，甚至會不會影響到香港對中央的信任，會不會讓香港社會產生恐懼等等，所以中央現在這種強大的意志也是被逼出來的……面對嚴峻的國家安全局面，中央才產生那種強大的危機感、緊迫感，纔要背水一戰。”將時間倒推至2015年7月，彼時北京推出國家層面的“國家安全法”時，即便香港已經發生過佔中運動，但北京仍寄望於香港能通過自行立法修補國家安全漏洞。而今隨着香港修例風波的爆發，內外兩個大局在疫情這一催化劑的影響下發生變化，尤其是當這樣的變化觸及到了北京可容忍的底線，改變已在預料之中。

　　內外兩個大局，這是十八大至今中共領導人反覆提到的。對於香港來說，對自身內部這一“局”的變化感受是真切的，尤其是去年六月爆發延續至今的反修例風波，已經將香港拖入泛政治化的泥沼中不能自拔。北京今次出手訂立“港版國安法”，最直接的原因也是修例風波發生以來的香港之亂。雖然香港人心思變，但卻很少有人意識到什麼纔是香港真正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也鮮有人認爲香港之外正在發生的另一個“大變局”跟自己有多大關係。所以當北京佈局“夏駱新局”試圖推進對香港的結構性改革時，港人普遍表示看不懂；當北京將外部勢力定爲攪亂香港的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時，港人卻不以爲然地搖搖頭表示“哪有什麼敵對勢力”，認爲這不過是北京“搞香港”的一種託詞。

　　不管港人願意還是不願意，中國的內外兩個大局已經發生了變化。於內部而言，剛剛結束的中國兩會，很多人可能從一些蛛絲馬跡中嗅出了悲觀的味道，比如李克強政府工作報告中，“穩就業、保民生”貫穿始終，單單“保”字就出現了85次；再如報告中沒有具體設定今年的GDP增長目標，而該指標自1995年設定以來，僅在2000年至2002年亞洲金融風暴後的經濟恢復期連續3年沒有設定；再如李克強在兩會最後一天的記者會上坦言，中國還有6億人每個月收入不足一千元，可見“厲害了我的國”背後依然有着龐大且脆弱的底層……

　　對於這些蛛絲馬跡，習近平(專題)的解釋是這是另一種實事求是，因爲如果沒有這次疫情，一般情況下經濟增長目標會定在6%左右，但疫情發生以後有的事情不由其做主，世界經濟衰退已成定局，中國受到的影響還有很多不確定性；李克強亦對於高頻出現的“保”字有另一種理解，“聽起來，‘保’好像是一個相對消極的說法，但其實不然。‘六保’針對的都是當前突出矛盾和風險隱患，是直面和克服問題困難挑戰的積極舉措。”不論如何，中國內部的變局是確定無疑的，中國5月下旬陸續推出的幾份紅頭文件——《關於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關於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指導意見》、《關於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等等，都是爲了應對內部變局所做的調整與規劃。

　　再看外部之變。自疫情在全球蔓延開來後，已經有不少人預測過世界格局可能的變化，雖然每個人的側重點不同，但基本上所有人都認同一點，那就是世界格局將會因爲這場猝不及防的疫情發生根本性變化，人們再也回不到過去了。這樣的世界格局之變，對於中國來說，感受則更爲明顯。一方面，在疫情發生前，中美兩個大國就已經是新冷戰的狀態，現如今疫情、臺海、香港等全方位的較量，更是讓中美關係進一步降溫，甚至不少人開始預言中美局部熱戰的可能性。尤其當美國總統特朗普(專題)以“不惜切斷所有對華聯繫”相威脅時，更是加劇了人們對中美關係的擔憂；另一方面，疫情目前在中國得以基本控制，卻仍在世界範圍內蔓延，中國既被不少國家寄予了“救世主”的厚望，又不得不因疫情最先在中國爆發而揹負着某種程度上的“原罪”。也因爲這樣，此一外部變局對中國來說既是難得的機遇，比如中國或可藉此在新形態的全球化中扮演關鍵角色，同時又挑戰重重，比如國際社會層面的排華、經濟層面的去中國化以及法律（政治）層面的調查與追責等等。

　　不消說，在中國的內外變局之下，香港註定是反應最爲激烈的那一個。再加上自身積重難返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卻讓習慣於從香港看香港的各方，對於香港之外的變局熟視無睹。現如今，當香港在各種歷史和現實因素的裹挾下被推到大變局的最前線時，人們纔開始驚慌失措，尤其是“港版國安法”訂立後，不少人擔憂美國取消了香港的特殊地位，勢必會打擊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那香港還有什麼獨特優勢可言？在整個國家戰略中又該如何自我定位？類似的焦慮情緒，就如同香港迴歸之初不少人的茫然失措一樣，這是香港重整旗鼓再出發必須經歷的陣痛期，這樣的陣痛期是長是短，雖然與外部變局關係密切，但說到底關鍵還是取決於香港自身，“香港保衛戰”還是離不開700萬港人。

　　北京對此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因爲在北京看來，香港已經不會比現在更糟了。修例風波發生以來，有太多的“證據”表明，這是香港自迴歸以來面臨的最嚴峻危機，香港也確有滑向“反對大陸基地”的切實風險。如果說走上街頭的示威者一開始的訴求還是明確的，那就是“撤回惡法”，但隨着情勢的發展與演變，尤其是當“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響起，並在香港各個角落被張貼被傳播，運動的性質已變。雖然港人可以就此辯解說暴力攬炒者只是少數人，不代表多數走上街頭的“和理非”，但停不下的車子會不會最終拖垮馬，誰也不敢拿香港作爲賭注。

　　回看香港迴歸至今的23年，鄧小平當年承諾的那句“五十年不變”就像港人的心魔一樣，好像只要站在己方立場維持現狀就可以掛一漏萬。但香港之外，中國在變，美國在變，世界也在變，一心只想着“五十年不變”的香港最終不可避免被捲入到一場大變局中，代價就是整個社會的嚴重撕裂，以及無以名狀的身份焦慮。但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就像修例風波一樣，至少時下來看，正是修例風波引發的民意海嘯，讓各方都無法再對香港的深層次結構矛盾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而今次人大訂立“港版國安法”，雖然短期內香港可能會遭遇美國製裁，自身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優勢也會受到影響，但長遠來看，對香港來說終究是利大於弊。所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只是不知道，當前“全局”與“一域”的真實關係，港人是否能真的讀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