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草上飘”让王菊丽赎身后到马鸿逵府上当丫环，许诺摸清“祭天玉牒”情况后，两人就去北平结婚。“草上飘”根据王菊丽所说的，画了一张马鸿逵府邸平面图，为盗取“祭天玉牒”做好前期准备。

民国“西北第一盗案”发生在1933年5月，在当时，整个案件轰动西北五省，影响极大。

1930年，宁夏军阀马鸿逵一手制造的“泰安盗宝事件”，盗取唐朝皇帝封禅泰山的祭天玉牒，用来装祭天玉牒木匣盖上有“天子臣李隆基诚惶诚恐顿首”篆字，这是唐玄宗祭天文告。可想而知，这件祭天玉牒是多么价值连城。

马鸿逵得到如此稀有的宝贝，自然兴奋的几夜睡不着觉，马鸿逵心想，宝贝如今在我手上，但却不知道到底能值多少钱？还有就是祭天玉牒的安全问题，不排除有飞贼惦记的可能。想来想去，马鸿逵决定秘密从北京找一个古董商人来鉴定，古董商人来到马府，看到祭天玉牒后欣喜若狂得说道“黄金有价玉无价，按目前来说，此件宝贝只有外国人才买得起，在国内恐怕不容易出手”，古董商人的意思是让马鸿逵卖给外国古董商。马鸿逵以只是让古董商人来鉴定估价，不打算卖祭天玉牒为由，付完估价费让古董商人走了。

古董商人回到北京以后，马鸿逵拥有无价之宝“祭天玉牒”的消息泄漏了出去。这也就是本文要讲的民国“西北第一盗案”的导火线。

“祭天玉牒”的消息传到身在北平李隆基的第35代孙李重远耳朵里，已经68岁的李重远气的大骂马鸿逵竟敢盗掘我李氏家族的祭天宝物！李重远找到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李重远是北平的名人，马福祥也不会轻易怠慢，李重远说明来意，请马福祥出面要回“祭天玉牒”，马福祥以马鸿逵为挖玉牒耗费了不少钱财为由，让李重远出钱作为补偿，“祭天玉牒”可回到李重远手中，最后两人商定李重远出10万大洋给马鸿逵作为补偿。

李重远派侄子李铭婴专程赴泰安见马鸿逵，但马鸿逵却说“祭天玉牒”之事纯属谣传，根本没有这回事。马鸿逵也不傻，他要是承认了自己有“祭天玉牒”，也就是承认自己盗宝之事，这对自己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李重远得知马鸿逵不承认有“祭天玉牒”，气的一时不知道怎么对付了。李重远思来想去，最后决定让侄子李铭婴重金雇飞贼把“祭天玉牒”盗回来。

北平市警察局有个叫叫唐铁的警察，与李铭婴同学，两人关系甚好，李铭婴就去找唐铁帮忙物色一个窃贼。唐铁利用职务之便查阅了“燕子李三”的案卷，得知“燕子李三”有个同门师兄，名叫曾逸飞，经常以飞檐走壁之技行窃，称为“草上飘”。李铭婴当即决定请此人出马去盗祭天玉牒。

1933年2月上旬，“草上飘”曾逸飞和李重远秘密达成协议：曾逸飞在半年之内替李重远盗到祭天玉牒，李重远付给曾逸飞10万大洋酬金；李重光先付给“草上飘”大洋5000元作为活动经费。

“草上飘”因性格内向，又善于思维，考虑问题周密细致，作案十几年而从未失手。“草上飘”抵达银川后，为避免自己是外地人引人怀疑，在洋车行租了辆洋车，当起了车夫。在10多天时间里，“草上飘”利用拉洋车的机会跑遍了银川全城大街小巷，对银川的地形、每条路段都熟记于心。当然，“草上飘”也对马鸿逵的府宅的周围情况也已经了如指掌。但想盗取“祭天玉牒”，必须要知道“祭天玉牒”藏在何处，想要知道存放“祭天玉牒”位置，最好是混进马鸿逵的府宅，但马鸿逵在西北的势力太大，想混进马府谈何容易？想来想去“草上飘”准备找一个眼线混进马府。

于是，他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古董商人。为物色“眼线”，“草上飘”在一家妓院里物色到了一个名叫王菊丽的妓女。王菊丽那年22岁，出身银川郊区一个贫穷人家，16岁那年被卖给妓院。

“草上飘”经常到妓院找王菊丽，时间久了，王菊丽对“草上飘”逐渐产生了好感，但对“草上飘”的身世一点都不知情。有一天晚上，“草上飘”扔给王菊丽500大洋，让王赎身。王菊丽不禁大受感动。“草上飘”让王菊丽赎身后到马鸿逵府上当丫环，许诺摸清“祭天玉牒”情况后，两人就去北平结婚。王菊丽不识字，没见过大世面，就很快答应了“草上飘”的要求。

过了十多天，马府正准备招收几个丫环，王菊丽顺利地的在马鸿逵府邸做起了丫环。“草上飘”让王菊丽先把马府的地形、警戒弄清楚。王菊丽利用半个月时间，摸清了马府的地形及警卫情况。“草上飘”根据王菊丽所说的，画了一张马鸿逵府邸平面图，为盗取“祭天玉牒”做好前期准备。下一步就是要弄清祭天玉牒的藏身之处了。

马鸿逵每晚上必须要丫环捶腿才能睡觉，有一次，专门负责给马鸿逵捶腿的丫环有事不在，于是临时让王菊丽顶替，王菊丽是妓院里出来的，捶腿伺候人的功夫自然很好，头一回捶就获得马鸿逵夸赞，当即决定以后捶腿全部由王菊丽负责。有一天，马鸿逵把两个儿子马敦厚、马敦静叫到自己的房间，马鸿逵提到祭天玉牒的事情，准备出手，免得让飞贼惦记。马敦厚和马敦静只听说过玉牒但从未没见过，于是在父亲心情正高兴时提出想看看祭天玉牒。马鸿逵正被王菊丽捶得舒适，就从衣兜取出钥匙，让马敦厚从屋角那口铁柜中取出了装祭天玉牒的小木匣。于是，王菊丽获得了祭天玉牒的藏身之处。

1933年5月，王菊丽把情报告诉了“草上飘”，第二天，“草上飘”决定立刻行动，但由于这次行动由于惊动了骑兵旅长马敦厚的坐骑“黑龙驹”，“黑龙驹”咆哮长嘶的声音惊动了马府上下，“草上飘”只有翻墙而逃。此次失手引起马鸿逵的高度警惕，下令全城市缉拿飞贼，同时王菊丽也被逮捕，王菊丽只知道“草上飘”的化名叫冯梦南，并不知道“草上飘”的真实身份。

马鸿逵于是立刻下达命令，让在宁夏省全境侦缉“飞贼”冯梦南。据查维垣估计，侦缉“飞贼”行动出动总人数8500人左右。可这么多人折腾了3天连“飞贼”的影子都未见着。马鸿逵估摸“草上飘”已经离开银川。于是同意收兵。

其实，“草上飘”就藏身于离王菊丽住所仅百米之外的院子里，并未离开银川。他分析马鸿逵肯定相信他已经逃离银川，马府的警卫防范一定会有所松懈。“草上飘”利用夜间在银川转悠几天，准备见机行事。

有一天黄昏，马鸿逵在“长仁清真馆”设宴款待青海特使。马鸿逵大部分卫士都去做护卫了，马府只剩下为数不多的警戒人员。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草上飘”借着黑夜的掩护潜入马府的花园，悄悄来到马鸿逵的书房后面，飞身上房顶揭去瓦片潜入书房，熟练地撬开屋角的铁柜，盗出祭天玉牒原路逃离马府。

直到“草上飘”作案后第三天上午10时许，马府才发现祭天玉牒被盗。银川市警察局局长孟兰诚接到马鸿逵秘书打来的报案电话，于是，孟兰诚、查维垣直奔马鸿逵府邸。马鸿逵于是介绍了泰安盗宝情况和李重远对祭天玉牒的态度。查维垣离开马府后，立刻去电报局，向北平发了一份加急电报，让那边了解李重远情况。

“草上飘”此时也不急着跟李重远联系，等“草上飘”确认一切都平安无事。决定往北平李重远处发一份电报，约李携款到天津来取货。

但让“草上飘”没有想到的是，警察局从天津邮电局的电报底稿上查到他的落脚点。在“草上飘”与李重远交易的通商银行被当场抓获。但只在“草上飘”的身上收出一根祭天玉牒，警察局人员押着“草上飘”来到了英租界的“如意旅社”，这是“草上飘”的落脚点，在“草上飘”的枕头下搜出另外7根“祭天玉牒”。当警察押着“草上飘”准备返回时，被英租界巡捕房的巡捕以“违反英租界的规定，擅自在租界逮捕人贩”为由，连同警察全部带到英租界巡捕房。

后经过天津市警察局与英租界交涉，但对方只同意释放5名警察，“草上飘”被英租界巡捕房审讯，其实是英国佬设计的一个圈套，目的是想占有那稀世珍宝“祭天玉牒”。“草上飘”可能知道英捕房的西式用刑的残酷，对自己的情况作了如实招供，于是，8根祭天玉牒被英督察长放在办公室里。

“草上飘”脚带一副24斤重的铁镣，双手扣上手铐，关押于单人牢房内。“草上飘”利用在被窝里睡觉机会，用“缩骨术”退掉镣铐。然后冲看守大叫口渴，看守挨近铁栅栏门正要递水的时候，“草上飘”突然从铁栅栏之间伸出一根筷子，朝看守头部的一个穴位用力戳了一下。看守当即软瘫下来，想叫却叫不出，他哪知自己是被“草上飘”点上了穴位。“草上飘”用看守的钥匙打开了牢门，从墙头跃上督察长办公室的房顶，潜入督察长办公室，再次盗走了祭天玉牒，迅速离开了英捕房。

“飞贼”曾逸飞就这样失踪了，从此不再露面。直到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石家庄日本宪兵队抓住了一名中国“飞贼”并被很快处决。

据查维垣回忆，抗战胜利后他曾专程去石家庄查阅日本宪兵队留下的有关1938年“飞贼案”的卷宗，从案犯照片看，被处决的的确是“草上飘”。而“草上飘”在宪兵队的供词中，没有涉及到祭天玉牒。

“西北第一盗案”的祭天玉牒的下落，成了一个千古难解之谜。

根据笔者推断，“祭天玉牒”的下落有三处疑点：

1.“祭天玉牒”可能被英租界巡捕房督察长偷偷运到英国，他有意放出风声说“祭天玉牒”又被“草上飘”再次盗走，从而掩盖侵占我国文物的事实。以“草上飘”的严密谨慎的性格，当初只顾逃命要紧，不可能再次冒然进入督察长的办公室行窃，“草上飘”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弄清“祭天玉牒”在何处。再说，英租界督察长也不会傻到把价值连城的宝贝放在办公室。

2.“祭天玉牒”可能落到日本人手里，“飞贼案”的卷宗可能是日本人故意造假，据了解，日本宪兵队当初处决“草上飘”十分仓促，似乎在有意灭口。如果“草上飘”没有供出祭天玉牒，他就是一个小偷，不至于被处决。

3.“祭天玉牒”也可能被李隆基的第35代孙李重远用重金购回，但，这得满足一个条件，即“草上飘”从英租界巡捕房逃走时从督察长办公室再次将“祭天玉牒”盗走，之后又与李重远进行了秘密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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