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最開始只是僻處西陲的一個小封國，隨後通過不斷對西和南邊兼併，同時通過兼併強化自身武裝力量，與戎狄爭奪生存空間，兼併巴蜀，與三晉相抗爭，一舉成爲春秋時期的一方霸主，到了戰國時期成爲擁有“車千乘，騎萬匹，帶甲百餘萬川的軍事力量，與當時的楚國勢均力敵，秦強則楚弱，秦弱則楚強。

後來秦孝公又任用商鞅變法，秦國完全被納入“耕能”的軌道，人們崇尚戰功，武道精神。所以說，秦國的興盛奉行的是一條武力征服、霸有天下的發展路線。
《史記·商君列傳》中記載，商鞅始見秦孝公，先“說公以帝道”，又“說公以王道”，孝公都不感興趣，最後“說公以霸道”。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
可見秦孝公欣賞的是霸道，是如何快速強國稱帝的方法；而這種傾向一直延續到了秦朝，其發展路線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前代的繼續，經過數代國君的勵精圖治，秦國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獨特文化。

我們再來談談“文化”，這一詞的內涵極爲豐富，從廣義來說，在歷史社會實踐中，人類所創造的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的總和；從狹義上來講，對秦國人來說，是指其崇尚強權，崇尚武力的意識和思想形態，以及發展成爲一種尚武的制度和組織機構。
秦朝文化自是從廣義而言，是一個以政治統一爲背景的全國性的文化，而非地域文化。秦王朝建立了我國曆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國家，許多法律制度，政策，由於是首創，自有諸多不完備之多，其文化發展也是如此，表現出很大的不成熟性。
其一就是重武功輕文治，是秦人一貫的傳統；秦始皇以爲在馬上可以得天下，亦可以在馬上治天下，而秦人的那種尚軍功的心理，是商鞅變法強化的結果；商鞅規定軍功爵，在前線斬得敵人首級多少來計算，官爵的提升是和斬得敵人首級的軍功成正比的。

這就是造成秦人貪狠強力，唯利是圖的風氣的主要根源，人們刻薄少恩，急功近利，正如賈誼所言“商君遺禮儀，棄仁恩，並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倍甘敗。”秦始皇稱帝后繼續推行二十等爵制，包括分封爵候，以此來獎勵農耕和有軍功者。
秦始皇爲追求長生，一味的相信方士的胡謅，燕入盧生“奏錄圖書，日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蒙恬發兵30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川，同時大興武力，勞民傷財。據晁錯認爲“秦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牧民死也，貪戾而散廣大也。”而北伐匈奴和南戍五嶺，在客觀上促進了多民族國家的統一，但其動作太猛，民不安其處，必將超過人們的耐受力。

作爲文治方面一個重要標準的教育，特別是儒家教育，在秦朝發展緩慢；主要措施有“書同文”、“行同倫”、“設三老以掌教化”，“頒挾書令”、“禁遊宦”和“禁私學，以吏爲師”等。
商鞅認爲詩書“無益於治”，捧斥禮樂，所以，秦朝是不允許學詩書禮樂的；雖然秦在明面上也設置了七十個博士，但“特各員弗用”，只備政府顧問，並不承擔教學工作，而且商鞅將儒家與遊食者並稱，這樣的教育是偏狹的、不健全的，令人遺憾的是秦朝始終未注意到設立官學，忽視教育的社會作用。

秦朝過分偏重武功而輕文治，導致社會不安定因素增多，正如陸賈所說：“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奸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用人是關係到國家興衰存亡的重大問題；由此陸賈的“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成爲後世中國封建統治者長期奉行的方針。
一個政權的興衰，關鍵在於國家的治理政策以及政令執行的疏鬆，而秦國在政令和法度上極爲嚴苛，秦國子民不堪這樣的壓迫，也曾有許多文人進諫，然而秦朝始終是以法家思想作爲其統治思想的。

1、商鞅的獎勵耕戰和韓非的以往爲治，在秦國發展史上有成功的經驗，對此應當好好繼承，畢竟秦國的富強，崛起，稱霸，統一天下都是靠法治變法而成功的。
2、秦始皇信奉五德說，秦滅了周的火，屬水德，而與水德相適應的則是法治。
3、秦始皇的性格特徵較爲強權，他始終認爲沒有權力辦不到的事，並且他認爲秦國的長治久安是必須統治者強大和剛硬，法律就是最好的治國武器，於是秦始皇急法，久者不赦。
很多史學家認爲，秦始皇明顯受了秦人功利性傳統的影響，喜歡特立獨行，妄想靠法律來迅速達到目的，也因此秦始皇繼續推行和發展商鞍、韓非一派的法家政策，並把它發展到了極致。

對於刑罰，秦始皇極度重視和依靠刑罰來統治天下，不但“事統上法”，而且“專任刑罰”，“樂以刑殺爲威，天下侵罪持祿，莫敢盡忠州”；秦朝刑法繁苛，單是死刑，就有棄市、腰斬、車裂、梟首、具五刑等十多種，被罰作刑徒的人極其衆多，使全國變成大監獄。
偷盜之類行爲也要重罰，“竊馬者死，竊牛車裂，又開鑿了靈渠、威渠等大工程，同時把農民遷到勞動力不足的地方去開拓邊疆，人們苦不堪言。正如歷史評價所說的“不善於轉軌”。
秦始皇統一中原之前是向六國統治者鬥爭，而建立大一統帝國之後，面對的是手無寸鐵的人民；與統治者鬥爭可以用武力去奪取，而與人民則應以仁義爲本；賈誼曾指緣由：“秦併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然而，秦朝在統一後，仍猛烈地執行法家政策，殊不知情勢己變；卻還固守過去的老政策不變；豈不謬哉？

秦國的興盛和衰敗只在眨眼幾十年，秦朝的失敗，也爲後世的王朝統治者做出了一個失敗的榜樣，治國不僅需要法，同時也需要用禮來進行調節；要想王朝長盛久安，那麼在國家思想和民生生活上，帝王就需要主動的轉換思維。

而宋朝歷經多次變法改革，爲何總是失敗，那是因爲改革者們總是一味的激進改革，卻從未思考改革並非一朝一夕的事情，這需要長久的扭轉和調和，而秦亡的主要原因，也不在於殘暴和施壓，關鍵還是在治國思想守舊。
參考文獻：《史記》、《資治通鑑》、《過秦論》、《後漢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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